鏡頭前總是不吝大展笑顏的世紀建築大師貝聿銘（1917-2019），在其逝世第五年迎來香港M+博物館首度推出「貝聿銘：人生如建築」全面回顧展。展覽以當代視角回顧貝聿銘於全球各地留下的精彩作品，歷時七年籌備，由M+設計及建築策展人王蕾和荷蘭Nieuwe Instituut館長兼藝術總監陳伯康共同策展。
本展超高的含金量，得益於2017年M+分別與哈佛大學設計學院以及香港大學建築學系，聯合舉辦「重思貝聿銘：百年誕辰研討會」的學術成果。展覽內容不但融會一眾知名學者對這位殿堂級大師一生及其作品全新角度的探討，更大量運用貝考佛及合夥人事務所（Pei Cobb Freed & Partners）的歷史檔案作為新史料，以六大主題單元側重介紹那些能闡明貝聿銘對地區、國家議題（尤其是亞洲）有所貢獻的建築作品。展示逾400件展品，包括一系列來自機構或私人收藏的繪圖手稿、建築模型、相片、錄像和其他檔案紀錄。
被譽為「現代主義建築的最後大師」的貝聿銘，1917年出生於廣州，祖籍蘇州名門世家。展區以「貝聿銘的跨文化底蘊」作為開端，強調了建築師所受的教育、文化涵養如何成就其日後展現設計天賦的重要關鍵。貝聿銘年少時隨家人移居香港、上海就讀雙語教會學校啟蒙，得空便回蘇州探望祖父，在私家園林獅子園度過快樂的童年。
憧憬上海國際大都會景象的貝聿銘，1935年赴美留學，期間受現代主義革新思潮影響，半個世紀後貝聿銘再度回想起1935年現代主義大師柯比意在校園內兩場「現代主義建築」的演說，肯定地道那是「我職業生涯中最重要的兩天」。1940年貝聿銘畢業於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建築學系，中間因二戰支援美軍後方中斷學業兩年，1946年取得哈佛大學設計學院建築學碩士學位。
貝聿銘成年之時正逢世界局勢動盪不安。經濟大蕭條、兩次大規模戰爭——日本侵華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對他的人生帶來了重大影響。心繫家鄉的學子，心中一股憑藉自身專業知識「實業救國」的責任感，促使貝聿銘兩次學位論文作品皆選址中國。在學士論文〈中國戰爭時期與和平時期的標準化宣傳站〉中，貝聿銘設計模組化的流動展亭，就地取材「竹子」搭建成可在鄉村地區舉辦巡迴配合國民政府宣傳活動、宣傳衛生和國民教育資訊的工具。現場也復原了這座開放式的流動宣傳站，設計稿中傳遞「強民強國」標語，並高掛中華民國的國旗。可惜畢業後因中國內戰不息，使他多次無緣歸國效力，最終在1954年入籍成為美國公民。
M+因香港地緣之故，首件史料呈現1918年貝聿銘父親貝祖詒寫給中國銀行高層的一封信，連結起貝聿銘家族與香港深刻的淵源。貝祖詒原為中銀廣州分行的總會計師，他在信中分析當地政治局勢，建議銀行前往香港設立分行，將有助於外匯兌業務取得成功。於是1918年，貝聿銘舉家遷往香港，貝祖詒成為香港中國銀行創始人之一。時光匆匆走過70年，貝聿銘以竹子節節高升的幾何圖案設計香港中銀大廈，於1989年竣工，成了香港天際線上最具指標性的摩天大樓，至今閃耀著維多利亞港。人們走上M+三樓天台，也能一舉遠眺對岸繁華的摩登建築群，以及這座貝聿銘留給香港的代表作。
二戰後，美國政府亟需重建都市環境。1946年貝聿銘碩士畢業後，留在哈佛任教兩年，便離開學術界轉投地產商齊氏威奈公司旗下，擔任建築部總監。貝聿銘這段工作經歷對於1950至1960年代美國房地產級都市重建有著重要貢獻，卻鮮為人知，貝聿銘也甚少提及。蓋因建築業界長期對商業地產項目和政府主導的都市重建抱持偏見，此舉使貝聿銘成為眾矢之的，美國建築師學會甚至斥責他「違反職業道德」。 當時齊氏威奈的老闆齊肯多夫，把建立嶄新的都市生活模式重振市中心視為道德義務，決心建造一批「經濟實惠、美觀而具功能主義」的工、商、住建築，吸引了主張建築實用性的貝聿銘加入。
© The Oklahoman – USA TODAY NETWORK，M+提供）
七年後，1955年貝聿銘成立自己的事務所，但仍受雇於齊肯多夫。直至1960年「貝聿銘夥伴建築事務所（I.M. Pei & Partners）」正式獨立，貝聿銘離開齊氏並帶走一個70人的建築團隊，並在1965年更名為「貝聿銘及合夥人事務所（I.M. Pei ＆ Partners）」。
待在地產公司這12年，貝聿銘從美國都市更新項目中，剖析事務所如何運用都市經濟學、政府法規、建造材料、城市領導階層、土地用途、當地歷史、公共規劃等知識，作為形塑都市建築的策略。過程中，他也試圖彌合新舊建築，達成促進種族共融，收窄貧富差距的願景。其中，曼哈頓都市更新計畫下的一個新住宅區項目──紐約基普灣廣場（1957-1962）十分具代表性。
基普灣廣場是兩幢21層的長型大樓，中間建設露天公園。因項目預算緊絀，公寓興建時採用了現澆混凝土的建造手法，結構與外牆二合一，是貝聿銘與同事在職業生涯中開創推動的眾多建築技術突破之一。為了達成這個實驗性的建築技術，齊肯多夫毅然收購了一家混凝土公司。這個項目的大成功，成為美國戰後其他低成本住房項目的範例原型，亦奠定了具聿銘在日後面對混凝土建築項目的處理手法。時至今日，基普灣廣場仍然是紐約備受推崇的居住地點。
貝聿銘樂衷於使用、發明新材料和建築工法，且不被傳統技術或材料侷限的人格特質，貫串其建築生涯，為建築界引進許多創新物料和結構。在「物料改良與結構創新」單元中，展示了貝聿銘團隊對混泥土進行的大量試驗，不但有專室收藏混泥土、石材範本，事務所還有頂尖的建築模型作坊，擁有12-15名專業建模人員，也是首位增設全職平面設計師和室內設計師職位的建築事務所。貝聿銘除了擅長鋼筋混擬土和石材，亦精於利用玻璃和鋼材特性，使建築物透明輕盈，引入自然天光形塑空間的趣味性，同時兼顧結構效益與極簡美學。
貝聿銘為大羅浮宮計畫（1983-1993）設計了一座玻璃金字塔，成為連結各個獨立宮殿的新中央入口。但他很快發現當時建築業尚未有張拉整體結構空間桁架的技術，於是他轉向帆船製造商，訂製組成支撐金字塔結構的複雜接頭。當時市面上販售的玻璃多帶綠色調，貝聿銘則堅持金字塔須採用完全清澈透明的玻璃。於是在法國總統密特朗的介入下，委任法國最大的玻璃製造商聖戈班開發量產這種玻璃，金字塔才有了彷若水晶般透明的光學效果。
貝聿銘曾對兒子貝建中說，羅浮宮是他做過最具挑戰性，也最令他滿足愜意的項目。然而，羅浮宮金字塔驚世駭俗的設計，在計畫初期便遭到公眾激烈反對與批評，法國媒體更拿古埃及墓室相提並論，稱其為「死人之家」。而金字塔之戰的轉捩點，源自貝聿銘不懈堅持，在與巴黎市長雅克．希拉克會面後，市長要求他製作一個同比例模擬金字塔輪廓的模型，放在預定建造位置。此舉展示了透明金字塔不會遮擋影響原址地景，以理說服到場的六萬民眾，輿論風向最終轉向貝聿銘。展場內簡易的金字塔輪廓模型，正與此事件相呼應。
此項目更讓他贏得1983年有「建築諾貝爾獎」之稱的普立茲克獎，躋身世界建築大師之林。現場也另闢專室，展示「貝聿銘的新聞形象」，牆面布滿雜誌、報紙、電視報導影片等，展示貝聿銘毀譽參半的形象。曾經備受爭議的經典建築，不但形塑一座城市的個性，更激盪世界各地的流行文化。
貝聿銘的職業成就，不僅要歸功於建築技藝高超、善於解決問題的手腕，面對客戶他也積極展現樂於合作與令人信賴的一面。策展團隊以「權力、政治與賞識青睞」單元，歸納貝聿銘的建築設計總是能縝密思考到整個城市的動線和未來發展，解決城市實際問題以及真切體察客戶需求，這使他經常能說服客戶追求比原本所想更遠大的目標。貝聿銘也知人善任，作為大型建築事務所的掌舵人，他善於尋找專家合作。例如，臺灣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1954-1963）的雙曲面混凝土殼屋頂，主要由臺灣建築師陳其寬設計。構築北京香山飯店（1979-1982）時，首先提出紫禁城周圍建築物限高概念的人，便是貝聿銘團隊中的黃慧生建築師，後被中國政府採納成為今日人們口中的「貝氏限高令」。
貝聿銘的天才之處莫過於能以獨到的眼光，擷取當地文化與歷史最優良的部分融入其設計之中，從傳統中探索嶄新的演繹。此點在其學生時期便已嶄露鋒芒，1946年貝聿銘在碩論〈上海中華藝術博物館〉作品，揉合了中西方特色的獨特意境，獲得指導教授葛羅培斯的讚賞，並評論道：「這個設計清楚說明，有才能的設計師可以把他認為尚生機蓬勃的基本傳統元素充分保留，而又無損進步的設計概念。」上海藝術博物館的藍圖，也成為他未來走向博物館建築專家的起點。 這位出生中國的建築師，將年幼時成長於中國庭園，遊走於建築虛實之間的感官體驗，挪用到了建築設計上。像是北京香山飯店、蘇州博物館皆引入古典庭園曲徑通幽、步移景異的視覺體驗；日本MIHO美術館（1991-1997）更受陶淵明〈桃花源記〉啟發，以深長的隧道打造豁然開朗的桃花源。
貝聿銘認為建築與藝術是密不可分的。貝聿銘會在他的大型機構項目中，委約畢卡索、亨利．摩爾等藝術家創作戶外雕塑，作為建築方案的重要組成部分。趙無極的繪畫、蔡國強爆破創作等藝術品，也成為其室內裝飾的座上賓。貝聿銘早年設計艾弗森藝術博物館（1961-1968），曾花費一年研究，將主要展廳設於四個懸臂盒子結構中，它們懸伸在鋪了石磚並附設水池的廣場之上。展現他對空間中變換透視角度的興趣，營造實體結構與虛空無物之間的共舞，漸漸成為其設計手法的一部分。此作令貝聿銘一躍成名，充滿雕塑感的建築設計，還被當時《進步建築》雜誌形容為「為展示其他藝術品而建的藝術品」。
來到展覽尾聲，「以設計重新解讀歷史」單元，總結了貝聿銘畢生建築設計的核心思想，他認為「歷久彌新的建築必須有其根源」，同時呼應展名「人生如建築」。貝聿銘曾說：「人生如建築，而建築是生活的鏡子。你只需要把目光投向建築物，感受過去的存在、一個地方的精神，它們是社會的反映。」貝聿銘在伊斯蘭藝術博物館（Museum of Islamic Art, 2000-2008）的委託中以大膽的選址和設計，巧妙融合古伊斯蘭建築與現代主義，他以水元素作為設計重心，讓博物館如同淨身噴泉在一片虛無之中，憑空離岸浮於水中，遠離城市及周圍喧囂。這個項目帶領貝聿銘開啟一個不同以往的世界、宗教和文化，也是他生前最後一件大型文化建築作品。
過去大眾對於貝聿銘的認識，多止步於他對幾何形建築的興趣，以及縝密的設計手法。由於貝聿銘重視實務多於理論，較少發揚自己的建築理念或出版專書，在學術界甚少被討論，人們對貝聿銘的認識也多來自媒體、新聞等報導。本次展覽摒除一般大眾對於貝聿銘先入為主的標籤和名氣，在大量史料、口述資料以及學術研究鋪墊下，從這位建築大師的人生起點一縷縷抽絲剝繭，以當代視角細密編織回顧貝聿銘一生的設計理念與創作手法，及其職涯遭遇失敗與成功的具體因素。
離場前，大銀幕循環播放著貝聿銘坐在樹蔭下的一段採訪，他眼神悠遠地說：「建築師所創造的事物，將會屹立在那裏，永遠存在，令人們生活的環境變得多采多姿。…所以我認為，建築師同時肩負著重大的責任。但也因此，它帶來了極大的快樂。」
貝聿銘：人生如建築
展期｜2024.06.29—2025.0 1.05
地點｜香港M+
參考書目：
《貝聿銘:人生如建築》，Thames & Hudson與M+共同出版，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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