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英真相終大白：洛杉磯郡立美術館「仇英藝術特展」報導

展場中的兩幅精緻扇面〈竹深留客圖〉與〈柳陰話別圖〉，皆收藏於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前者描繪主題為魏末晉初竹林七賢，分別從事漫步、濯足、飲酒、題字、彈阮、撫琴與聽樂等活動。此畫筆調細緻且設色雅秀，展示高士們清風亮節的行為舉止。右上角可見落款「仇英製」與「仇英之印」（白文方印）。後者則取自《西廂記》為內容場景，圖中男女主角站立柳樹下，正依依不捨話道別。人物造型以細筆描繪，雅逸工整，別具一格，頗富文人氣息。左下方存有題款「仇英實父製」與「十洲」（朱文瓢印）

另一件藏於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的〈滄浪漁笛圖〉，足讓世人見識仇英更為純粹精練的筆墨技巧與布局構圖。此幅用筆緊密，草亭樓閣築於叢樹溪澗之畔，士人憩息亭中憑欄自得，聽著遠處漁人吹笛之樂，屋內僮僕則忙著搧扇烹煮。全景左右虛實互襯，清淡敷色，山石帶皴，水波淋漓。畫人物精工而不刻板，寫物象率意且具法度，尤盡傳神之妙，可視為是仇英晚年繪畫的極致佳作。畫幅右下角具有署款「仇英實父製」與私章「十洲」（朱文瓢印）和「仇英之印」（白文方印）。

為了讓觀眾理解仇英繪畫創作的時代脈絡與其接續迴響，策展團隊亦在主展廳的前後部分，增列與仇氏藝術相關的其他作品。在師承前輩方面，有劉俊（活躍於約1475至1505年間）〈納諫圖〉、杜菫（活躍於約1465至1509年間）〈伏生授經圖〉、文徵明〈古木寒泉圖〉、周臣（1472－1535）〈北溟圖〉與〈韓愈韓湘子圖〉以及唐寅〈桐下喝茶圖〉。而傳承後學部分，包括尤求（活躍於約1540至1590年間）〈曇陽子像〉、仇譜（活躍於約16世紀晚期至17世紀早期）〈觀音菩薩變像圖〉、顧見龍（約1606－1687）〈摹仇英粉本〉及兩件佚名〈倣仇英漢宮春曉圖〉與〈倣仇英桃源圖〉。最後則以兩位近代畫家之作──金城（1878－1926）〈高山流水摹仇實父筆意〉和張大千（1899－1983）〈摹仇英滄浪漁笛圖〉為收場，凸顯仇英畫藝成就之影響深遠。

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的仇英真蹟，多達廿餘組件，質量均豐俱佳。這次洛杉磯郡立美術館「真相所在：仇英藝術特展」，院方特地慷慨出借兩件珍藏品──〈觀榜圖〉與〈松陰琴阮圖〉，分別代表仇英之「設色人物群像」與「白描高士人物」兩種截然不同的繪畫風格，展現畫家精湛多元的藝術技巧。兩件作品皆為首次出國赴美展出，不僅畫作形式相異，題材也各有分別，成為展覽中備受關注的吸睛焦點。

作者款識為楷書「仇英實父製」及印記「十洲」。圖中觀榜人潮眾多，無不舉頭張望探詢。人物面容雖著意無多，但造型仍具精謹，似乎能讓畫前觀眾感受到上榜者的雀躍之情與落榜者的悵然之嘆，呈現出「幾家歡樂幾家愁」的生動景象。其餘諸如馬匹、宮門、軍官與樹木，儘管構景略簡質樸，但未失其物狀形態。過去一般大都認為，此畫有別於傳統認知中仇英精麗絕倫的細膩風格，而視之為是某位明代後期畫家的託名之作。但此回在洛杉磯策展團隊的細心研究下，依據藝術家的筆墨使用習慣、印章鈐蓋特徵與其他同類作品比較後，進而斷定本作應為仇英的早期階段繪畫。

作者款識為篆書「嘉靖己酉春日吳門仇英製」及印記「仇英」與「實父」。本畫完成於1549年，圖中描繪二名坐在蒲團上的高士，於松林泉石間，彼此面對彈琴與撥阮，彷彿與周遭的自然之音呼應交融。全畫構景清曠，畫家在此以墨筆雙鈎描繪樹上藤蔓，後方矗立的虯松勁節挺拔，人物造型則採用白描細筆。整幅透露出簡淡質樸氣質，傳遞蘇州吳派的典型文人品味，洛杉磯策展團隊將這件精品歸屬於仇英晚期作品。除此之外，在畫面左下角另存留「劍光閣」與「華氏明伯」兩枚白文方印，根據故宮研究人員考證，其均屬明代官員華雲（1488－1560） 所有，故此畫可能是仇英為華氏之請而作。

最後，借此機會預告自10月6日起，國立故宮博物院將於北部院區推出「她—女性形象與才藝特展」，預計將展出仇英最廣為人知的精彩力作〈漢宮春曉圖〉。該卷以春日晨曦中的漢代宮闈為時空背景，描繪後宮嬪妃之佳麗百態，筆墨鈎勒清練且敷色富麗妍雅，實屬院藏同類題材中之最佳者。與之陳列的還有其他國寶級與重要古物級等書畫精品，共同呈現歷代女性的豐富生活樣態，敬請讀者拭目以待！

本文原載於《典藏古美術》331期（2020年4月號）展覽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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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洛杉磯郡立美術館（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LACMA）現正推出「真相所在：仇英藝術特展（Where the Truth Lies：The Art of Qiu Ying）」，是歐美地區首次舉辦、規模最大的仇英展覽。場中匯集45件來自全球文博機構典藏的仇氏真蹟精品，內容包括山水、花鳥、人物、樓閣、園林與故實等類別，創作年代涵蓋他一生豐富的畫藝發展。另外還有17幅增額展品，以說明仇英之先賢師承與後代影響的概況。本次策展人史蒂芬．利特爾（Stephen Little）表示，他從1979年開始便對仇英繪畫感到興趣，並體認到其在中國畫史上的多重跨域身分和歧異藝術評價，導致讓世人產生不同觀感與存疑態度。他期待藉由本次展覽，觀眾能夠進一步釐清仇英繪畫特色與演變，重新賦予其肯定價值。

仇英，字實父，號十洲，又號十洲仙史，原籍江蘇太倉，後移家蘇州。歷代畫史所載生平事蹟甚少，僅能推斷其約生於明弘治甲寅（1494），卒於嘉靖壬子（1552）秋冬之際。若依著錄顯示，仇氏幼年曾從事繪工漆匠之事，年長後專擅臨摹，山水、人物、界畫無不精細入神。由於受到文徵明（1470－1559）之引重，仇英與吳中書畫家多有應酬往來。至晚明時，他已與沈周（1427－1509）、文徵明和唐寅（1470－1523），共入「吳門四家」之列，但同一時間，與之相關的仿品偽作也開始出現。至今四百餘年來，由於仇英自身的筆墨風格多變，加上他人良莠不齊的託名作品充斥，讓仇英原本的畫藝面貌失真而變得模糊不清，造成後世研究者的困擾與挑戰。

透過此次展覽舉辦，策展團隊設立三項目標。首先，打破仇英為無法識文斷字之工匠的刻板形象，證明其具有廣博的文史素養和深刻的解讀詮釋。再者，展覽結構是以編年史的敘述模式，重新將仇英個人的畫藝發展與風格演變，以系統方式呈現觀眾眼前。最後，經由流傳真蹟與仿品偽作的細緻比較下，歸納出一套鑑定仇英繪畫的立基評斷點，提供一般大眾和專家學者研習參考。本展亦冀以明代單一畫家仇英為案例研究對象，擴大討論中國繪畫的賞鑑品評、臨摹仿造與傳承影響等議題。

相傳仇英從小是位神童，在青少年時便以畫家聲譽聞名。蘇州當地的文人雅士曾與其交遊來往，特別是文徵明的一批門生與子弟，例如同樣以天才著稱的王穉登（1535－1612）。儘管探尋仇氏早期藝術具有一定的困難度，但透過印章與筆墨等鑑定方式，仍能捕捉到他當時的畫藝風貌。在這時期的畫作上，仇英私章「十洲」（朱文瓢印）不斷出現，筆法線條則略顯稚嫩。此區重要展品包括〈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圖〉（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聽琴圖〉（京都國立博物館藏）、〈觀榜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及〈潯陽送別圖〉（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藏）。

在〈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圖〉畫卷上，雖然沒有留下仇英親筆署款，但畫末卻有「十洲」（朱文瓢印）與文伯仁（約1502－1575）題贊，說明此畫為「仇實父摹圖」，文氏還替畫中每位神祇加上名稱。本幅內容應源自古代同名畫作，史載著名畫師包括唐代張僧繇與梁令瓚等人，都曾以此為畫題進行創作。仇英的臨摹版本不僅保留完整構圖布置，畫中出現的各類星君，皆符合正統道教典籍裡的敘述內容，前處為五星，後有二十八星宿，最後則以五嶽真形圖結束，透露其個人與友人們對於道教信仰的深厚興趣。本幅畫中人物形象包羅萬象，或男女老幼，或獸面人身，筆墨線條簡謹細微，整體敷色淡雅清麗。

約在1515至1525年間，仇英作品上經常出現一組鈐印，成為識別藝術家作畫印鑑的標準品，當中包括「十洲」（朱文瓢印）、「仇英」（朱文長印）、「仇英之印」（白文方印）與「仇實父氏」（朱文方印）。這些印章都曾存留在最近被發現的一套《唐人詩意圖》（私人收藏）冊頁上，是本次策展團隊的最新研究成果。另外，展場中陳列其它被視為是仇英早期的畫作，還包括〈青綠山水圖〉（東京永青文庫藏）、〈蓮社圖〉（私人收藏）、〈姨母育佛圖〉（上海博物館藏）、〈倪瓚像〉（上海博物館藏）與〈春郊行旅圖〉（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等。

現藏於上海博物館的〈海棠山鳥圖〉，畫上有「十洲」（朱文瓢印）與「仇英」（朱文長印）及「仇英實父畫」署款。成為館藏前，曾為鑑藏大家吳湖帆（1894－1968）與潘靜淑（1892－1939）伉儷的收藏。潘氏甚至在畫旁留下「仙華如生，凝露若滴；不獨空前，敢言絕後。靜淑生平心愛至寶」的題識，可見其珍賞萬分。本幅畫海棠一枝，山鳥兩隻，一立於枝頭上，另一則展翅飛翔，皆以鈎勒填彩成之，表現出清麗雅澹的韻味。在此處亦可見識到仇英對於花鳥主題的嫻熟，描繪自然物象不但靈活生動，且極富天趣。

認識仇英此時期創作的一個關鍵切入點，是王寵（1494－1533）的題跋品評。作為知名雅士與文徵明親近友人的王寵，至少在六件現存仇畫上留下詩文蹤跡，為人所知的包括〈園居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與〈梧竹書堂圖〉（上海博物館藏）。這些完成於1525至1533年間的繪畫群組，不論其筆法元素或印章特色，彼此都具有某種程度上的相似與關聯，可視為仇英畫藝生涯中期階段的基本代表品。此回同場展出且能讓觀眾加以比較驗證的畫作，計有〈九成宮圖〉（大阪市立美術館藏）、〈彈箜篌圖〉（波士頓美術館藏）與《摹天籟閣臨宋人畫冊》（上海博物館藏）。

〈九成宮圖〉是仇英畫業中期的巨製之一，其卷幅長達3公尺，蓋寫唐代九成宮之皇家園庭殿宇之勝，以盡情筆墨馳騁，傳達華縟藻麗氣勢。九成宮位於今陝西寶雞地區，始建於隋文帝開皇年間（581－600），初名為「仁壽宮」；至唐太宗貞觀時（627－649）持續修復擴建，後更名為「九成宮」，以言其「九層」或「九重」之高聳龐大之意。史載許多藝術家都曾以九成宮為畫題，包括唐代李思訓與宋代趙伯駒等人，作品多採青綠著色聞名於世。在此仇英取法古人風格，造型構圖繁複嚴謹，山川、樓閣、人物無一不精，鈎勒秀勁而設色妍雅。

另一幅〈彈箜篌圖〉，約製作於1530年代早期。畫上有時人文彭（1498－1573）與陳道復（1483－1544）的詩文題跋，右側裝裱處則存留董其昌（1555－1636）跋語。本幅設色畫山光水色，軒齋中兩人對坐，一女子彈奏箜篌，一文士捻鬚聆聽。外緣處的兩名女侍，一立旁打板伴奏，另一則緩步持枝過橋。通篇充滿雅意韻味，章法頗佳且取意精謹。與此幅布置構圖雷同的一幅作品〈倣仇英彈箜篌圖〉，則為仇英之女仇珠（活躍於1565至1585年間）所繪，上有署款「仇氏製」及「杜陵內史」（朱文方印）。若與她現存其他作品相較下，能發現到此畫中的筆墨較為稚嫩拙樸，應屬早期之作。另外，透過此類臨摹之舉，也可了解仇氏父女畫業衣缽相傳的學習過程。

仇英於1540年左右繪製的作品，可視為其生涯中期第二階段的成果，尤其出現兩位贊助者──周鳳來（1523－1555）與陳官（1577年後逝世），對其畫藝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除此之外，仇英和文徵明與其子弟友人間的友誼關係，也日顯密切增進。許多現存仇畫上，都留下他們的詩文題跋，這批人物包括文彭、文嘉（約1501－1583）、文伯仁、彭年（1505－1566）、吳奕（1472－1519）、陳道復、陸治（1496－1576）、陸師道（1517－1580）、王穀祥（1501－1568）、周天球（1514－1595）、許初（活躍於約16世紀早期）、袁褧（1495－1560）與王穉登。透過蘇州文人群體的肯定與推崇，仇英畫業與名聲遂逐漸擴增。此時期的仇氏創作計有〈漢宮春曉〉（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臨趙伯駒光武渡河圖〉（加拿大國立美術館藏）、〈募驢圖〉（賽克勒美術館藏）與〈劍閣圖〉（上海博物館藏）等作品。

〈臨趙伯駒光武渡河圖〉描繪東漢光武帝中興復國的歷史故事，再次證明畫家在青綠繪畫創作上的超群傑出。此幅存有陳官與周鳳來的收藏印鑑，前者是「陳氏德相」（白文方印）、「燕翼齋」（朱文方印）與「懷雲」（朱文長印）；後者為「周孝坤藏」（白文方印），說明仇英的兩位主要贊助者，都對此畫情有獨鍾。幅中繪遠山雲霧繚繞，樓宇參差其間，前景人物尤盡傳神之妙，筆力更加成熟精緻。在董其昌《容臺集》中曾提到：「仇實父〈臨趙伯駒光武渡河圖〉，為近代高手第一。」或許便是指稱這幅畫作。

作為一位優秀創作者，仇英的筆墨功夫與巧思靈感總是不停地持續進步與發揮，直至其生命終結為止。此時他與大收藏家項元汴（1525－1590）的來往最密，項氏不僅肯定仇英繪藝而延請至家中作畫，大方出示其所藏宋元名蹟以供歷覽臨摹，還先後購藏超過50餘件的仇氏作品，對他的繪畫成就影響甚鉅。在仇氏繪畫生涯的最後十年裡，當前留下不少記年與可斷代的名品佳作，是本次展覽中的一大亮點，相關展品計有〈相馬圖〉（波士頓美術館藏）、〈獨樂園圖〉（克利夫蘭博物館藏）以及〈倣貫休羅漢圖〉（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