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在匾額裡的台灣故事：故宮南院「蔡牽與王得祿」特展

嘉義出身的王得祿、是清代歷史上的台籍最高武官。他自乾隆年間林爽文事件時，募勇解諸羅城圍而崛起；嘉慶年間轉職水師，參與冊封琉球國王特使的護送，也追剿東南海上勢力，一路由千總、守備、遊擊、副將、總兵，而後追緝蔡牽海上集團，晉升從一品提督，賞加二等子爵。國立故宮博物院的「蔡牽與王得祿」特展，在院藏清代檔案之外，也將台灣宮廟收藏的贈匾納入展覽，呈現王得祿的多元面貌。

匾額又作扁額，是掛在廳堂或亭榭上的題字橫牌，通常被歸類成建築的裝飾構件，在作為門面的具象功能下，不僅替亭、台、樓、閣、軒、榭、廳、堂等不同的建築設計增添畫龍點睛作用，也集文學、書法，以及雕刻、塑造、髹漆、彩繪、貼金等工藝之美；而題款年代、立匾人、戳印的資訊，則為歷史研究提供線索，是極具保存意義的有形文化資產。在匾額的文化資產價值被正視，調查活動屢有開展的背景下，國立故宮博物院的「蔡牽與王得祿」特展，在院藏清代檔案之外，也將台灣宮廟收藏的贈匾納入展覽，在匾額附屬建築之外，再思考匾額蘊含工藝、美術和歷史文化性的特色，可以如何連結其他領域。

國立故宮博物院「蔡牽與王得祿」特展展廳主視覺。（國立故宮博物院提供）

台灣匾額．源流、影響、研究方向與價值

北宋李誡《營造法式》中的「牌」，可視為最早的匾額紀錄，隨後除建築物的標名，由於廟堂、民宅和店鋪的使用，教化、頌德和興業誌慶的需求和宣告，讓懸掛匾額成為傳統社會相當重要的習俗表現。到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又配合統治政策的需求，形成特殊御賜匾額辦法，而後地方官員、士紳競相仿效，再發展出個人名義的贈獻，以體現政治合法性以及政策宣揚目的。

在台灣大量開採杉木、檜木等大型樹種之前，匾額主要使用福建杉木，並且為方便船運，木料裁切成較小尺寸，因此台灣早期的匾額多是用三或五塊不等的長木片拼接，再用外框框住。字體主要以楷書最多，通常使用金屬釘把片狀陽文題字固定在額面上；上下款常先在板面左右刨出長方形凹槽，分別將書寫贈獻時間和捐獻人的長方形木塊牢固嵌入。匾額的製作因為外框雕刻的設計，匾面髹漆、彩繪工藝的講究，又可見加入貼金、螺鈿等裝飾表現，將台灣匾額從功能面推向藝術層次發展。

國立故宮博物院「蔡牽與王得祿」特展匾額展示。（國立故宮博物院提供）

由於匾額依附建築物存在，在台灣寺廟、祠堂、民宅等傳統建築可見的各式樣匾額，至少包含：名號標示、資格證明、殊榮旌表、隆恩致謝、高情寄跡、教義宏揚等功能。清末因修志紀錄了部分匾額，到日治大正五年（1916）發行《台灣名勝舊蹟誌》，開始對台灣匾額較詳實的紀錄。戰後對匾額的關注擴及區域性衙署、學校、廟寺、墓塚、宗祠、行郊、園林匾額的調查，捐題者、年代的標示，以及刻法、材質、字體的考察，並有多篇對台灣匾額進行研究的學位論文問世，顯示做為建築物附屬之外，匾額的政治、社會多元角色扮演已經逐步被正視。在匾額字句底下所蘊含與歷史事件、地理變遷、族群關係、地方互動關係等，透過與文獻資料的相互對照得到印證。

「蔡牽與王得祿」特展

鑑於台灣寺廟通常將賜匾視做對廟宇和信仰認同的殊榮，甚至以擁有官方色彩的贈獻匾額做為取得政治、社會認同的象徵，匾額所呈現的政治再現及文化資本意義鮮明。故宮南院從立基的嘉義出發，以嘉義出身的清代台籍最高武官王得祿為題，嘗試結合官方文獻與地方匾額，進行多元詮釋。

王得祿（1770～1842），武生出身。自乾隆年間林爽文事件時，募勇解諸羅城圍而崛起；嘉慶年間轉職水師，參與冊封琉球國王特使的護送，也追剿東南海上勢力，一路由千總、守備、遊擊、副將、總兵，而後追緝蔡牽海上集團，晉升從一品提督，賞加二等子爵。道光初年王得祿解任回籍，但到道光十二年（1832）再募兵協助平息嘉義張丙事件；道光十六年（1836）又再渡海助平嘉義沈知動亂。最後道光二十二年（1842），以七十二歲高齡奉旨戍防海疆，病逝澎湖行營。

《王得祿畫像》，朴子配天宮藏。（國立故宮博物院提供）

前台灣所知受王得祿贈匾的廟宇，分布台灣南、北部，以及外島，包括台北艋舺龍山寺在二戰末期遭盟軍轟炸而燒毀的「大慈大悲」匾，這些匾額大致被放置正殿，甚至入口頂上位置，作為鎮殿、鎮廟之寶看待，說明王得祿匾額對寺廟有相當重大意義。從形式上看，除「大慈大悲」匾燒毀而無從瞭解外，其他匾額都採多塊長木片拼接，也多見使用金粉、螺鈿裝飾。額面以加裝外框為多，上下款除在板面刨槽嵌入外，另見用陰刻上漆方式處理，處處表現不同時間、區域匠師工藝的匾額製作風格。

另一方面，匾額的年代、名款、戳印，也留下理解贈匾者履歷，及其與地方社會發展關聯的蛛絲馬跡。寺廟在「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議題中，向有國家與社會間上下意見表達和溝通管道，是政府和地方領導階層建立權威和階級流動的場所。清代台灣的寺廟，就集結科舉功名的士紳，總理、董事、保正、管事等鄉治代理人，領有官方牌戳的業戶、墾戶等地方菁英參與寺廟活動；又透過募捐、題聯、贈匾，投資「象徵資本」，以累積在地地位、名望。以故宮南院展廳現正展出的三面王得祿贈獻匾額做觀察：

為了元配夫人而捐的「大發慈悲」

「大發慈悲」匾額，白河大仙寺藏。（國立故宮博物院提供）

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參徹禪師自福建鼓山，奉觀世音菩薩像到仙草埔布法，乾隆十二年（1747）由二代住持鶴齡與周邊村落共同籌建佛堂，乾隆五十五年（1790）修建成寺廟。王得祿在嘉慶十三年（1808）升任福建水師提督後，嘉慶二十一年（1816）遭逢元配范夫人過世，鑑於大仙寺地理優美，夫人棺木從廈門官署運返台灣後，由王得祿捐款闢建大仙寺新殿，舊址改修為范夫人墓園，進而在嘉慶二十二年（1817）對大仙寺敬獻「大發慈悲」匾額。

大發慈悲」匾額印記及花葉捲草紋外框。（國立故宮博物院提供）

「大發慈悲」匾面題字上，看得到金屬釘痕。（國立故宮博物院提供）

陽刻紅漆的題字，以金屬釘固定在三塊長條形木塊拼接的額面上，有花葉捲草紋飾的外框，整體顯得大方素雅。傳統板面刨凹槽嵌入木條的上下款，分別標明立匾時間「嘉慶歲次丁丑桂月」（嘉慶二十二年八月），以及王得祿身分、姓名「欽命提督福建全省水師等處地方軍務統轄台澎水陸官兵二等子爵世襲軍功加五級尋常加一級王得祿敬獻」，另有：「民國四十六年丁酉陽月吉旦曾孫王茂重修」，顯示後裔對寺廟與匾額的持續關注。

王得祿透過贈匾，對大仙寺加以肯定，也趁此宣揚其個人身分；來自官方認可的匾額，則為大仙寺增添了宗教威望和社會認同，迄今仍被高懸大雄寶殿。

感念媽祖庇佑的「海天靈貺」

「海天靈貺」匾額，北港朝天宮藏。（國立故宮博物院提供）

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僧人樹璧自湄洲祖廟的朝天閣奉請媽祖來台，在笨港北岸登岸，由居民建築茅草小祠奉祀；康熙三十九年（1700）信徒敬獻廟地、籌款興建天妃廟，雍正八年（1730）重建，易名「笨港天后宮」。道光年間以媽祖奉迎自祖廟朝天閣，改為「朝天宮」。王得祿則是由於長期海上征戰的傷病，道光元年（1821）提請解任回籍後，道光十二年（1832）再奏請自行招募兵勇，從廈門渡海，協助平定嘉義張丙抗官事件，並在事平後受加封太子少保銜。王得祿贈獻「海天靈貺」匾額時間「道光丁酉年」，即道光十七年（1837），適逢朝天宮重修，王得祿應是感念媽祖庇佑，因此有獻匾之舉。

「海天靈貺」匾額置放在朝天宮正殿的右上方，以多塊長條木板拼接，而後在髹漆的額面上用金屬釘固定題字。長時間受香煙裊繞而燻黑的匾面，在燈光下猶可見金粉閃耀，透露些微赭紅原色；外框的龍形紋飾，增顯匾額華麗又不失莊重的風格。匾面左右兩側刨切凹槽，分別嵌入立匾時間、捐獻者職銜和姓名，並分別留有「己酉年陽月即選通判男朝輔重修」及「辛亥年陽月吉旦孫王順記重修」兩次後代子孫維護的標記。特別處是匾額中央上端，有獨特的陽刻「獻」字。

海天靈貺」額面上端的「獻」字。（國立故宮博物院提供）

「海天靈貺」龍形紋飾外框。（國立故宮博物院提供）

此外，匾額開端王得祿官銜、身分的表明，使用「太子太師贈加伯爵前任閩浙水陸提督二等子爵世襲王得祿謹」，「太子太師贈加伯爵」是道光二十二年（1842）王得祿過世的隔年，由皇帝追贈的稱銜，頗耐人尋味。從匾額形式、標示的關照出發，再對照文獻，對於人物事功、履歷，及其與受贈者間相互的拉抬關係，可以有更多的探究。

為了家鄉而獻的「福海永清」

「福海永清」匾額。（國立故宮博物院提供）

朴子配天宮主祀天上聖母，相傳清康熙年間信徒攜帶湄洲聖母金身渡台，媽祖在朴子溪南畔的朴仔樹下停駐，指示要永佑黎庶。因而信眾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聚資興築神殿，並將奠基的朴樹截斷，雕成「鎮殿媽祖」金身；嘉慶二十年（1815）寺廟更名為配天宮，成為地方信仰中心。王得祿自道光初年解任回籍，繼道光十二年（1832）募勇協助平定張丙事件，又在道光十六年（1836）弭平沈知動亂中建功，因而道光十八年（1838）再晉加太子太保銜，不僅王得祿在嘉義的故里同感榮耀而改稱「太保」，王得祿也在隔年（道光十九年，1839）贈獻在地的配天宮「聖神光化」、「福海永清」兩面匾額。

「福海永清」匾額題字加飾螺鈿。（國立故宮博物院提供）

「福海永清」匾已在多年前移放配天宮文物館，但形式與其他廟匾略有不同，是以兩塊長條形木板拼接後在額面髹漆；黑色額面的綠色「福海永清」陽刻題字上，加飾有螺鈿。板面左右兩側則是用陰刻，分別標明立匾時間「道光十有九年孟冬吉旦」，以及獻匾人稱銜和姓名的「賞戴双眼花翎太子太保閩浙水陸提督二等子爵世襲王得祿敬立」；匾上也留存王得祿裔孫王順記重修的標示。在黑漆匾面、綠色題字和紅漆上下款的相互烘托，「福海永清」匾雅致中帶有沉穩，也為台灣現存王得祿匾額研究提供多元內容、表現和製作方法的參照。

結論
台灣的匾額在台灣本土意識和文物資產保護法的作用下，已積極建立調查方法，也明確被認定為古物。除了作為附屬建築的重要古物，匾額背後蘊藏文獻無徵的故事，乃至年代、名款、戳印等對台灣過去行政建置、職官組織、人物傳奇、地方文化、宮廟歷史等，可以發揮訂正、補遺文獻不足的功能，已經獲得認同；以匾聯從事的史事考證，也在台灣史研究上建立有諸多先例。鑑於過去大多從工藝或藝術史角度分析，較少從匾額生成的文化脈絡探討，匾額的意義缺乏足夠的推廣和認知，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在2019年7月推出「蔡牽與王得祿」特展，以民間廟宇收藏的王得祿贈匾，搭配院藏檔案、奏摺，共同講述海上梟雄與水師提督王得祿間的對決。透過匾額在博物館的展演，藉由匾額與文獻二者的相輔相成，展現匾額的工藝之美、文化意義，乃至社會網絡、象徵資本議題的討論，經由與文獻對話進行的多元詮釋，達到匾額價值推廣和運用；使匾額的光芒可以從廟宇延續到展廳，也為博物館展示激盪出更多火花。

本篇原名〈梟雄蔡牽與水師提督王得祿的海上對決：從匾額看「蔡牽與王得祿」特展〉，完整文章刊登在《典藏古美術》第324期。

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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