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守藏吏，護運國寶第一人：莊嚴120周年紀念展

在20世紀的那段流離動盪的大時代中，莊嚴甫自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進入「清室善後委員會」工作後，便結下一生與故宮生死相守的緣分。無論是清宮清點文物、故宮正式成立，爾後日本顯露侵略野心，故宮文物開始南遷、抗戰興起繼而西遷，又於抗戰勝利後東歸復員南京；1948年底國共內戰方熾，莊嚴又押運國寶跨海來臺，從臺中糖廠、霧峰北溝、最終落腳於臺北外雙溪，無一不有莊氏參與的身影在其中。他也從協助清宮清點的事務員，到古物館科員、科長、館長，最後成為故宮博物院的副院長。回顧莊嚴的一生，他的歲月與經歷就是故宮一部播遷史。故宮得以躲避20世紀的多次戰爭，並且文物無恙，最終成為世界上著名的四大博物館，考究其因，都有賴於這一群生死相隨、捨命護寶的老故宮人。

今年（2019）正值莊嚴120周年誕辰，在臺的四子莊靈、四媳陳夏生與羲之堂合作，在國父紀念館舉辦「一生翰墨故宮情」特展，除了多方的友朋故交門生的私人收藏，還特意向故宮商借當年莊家四兄弟聯名捐贈莊嚴的相關經典書畫作品，共分成「故宮半世紀」、「書道幽光」、「翰墨知交情」、「湛藝莊門」等四大部分，期能得以完整呈現莊嚴 一生在故宮服務、書法創作、藝友往來、莊氏一門藝文等面貌。

對於故宮在臺灣，大家的印象往往都是士林外雙溪的山中宮殿，然而故宮遷臺初期在霧峰北溝15年，以及更早期在大陸階段因為躲避日寇而輾轉於西南川貴之間的歷史則少為人知。莊嚴作為故宮文物西遷中第一批「南路」的負責人，不僅押運故宮最為精華的80箱文物來往於貴州安順與四川巴縣，同時也是1948年負責押運第一批文物渡海來臺的負責人。因此，過往對於故宮如何遷來臺灣、文物如何在戰火瀰漫下輾轉千里最後來到海峽另一端的島嶼，都十分仰賴莊氏所著《山堂清話》，以及一同來臺的那志良為故宮成立30年、40年、50年、70年而寫下一本又一本的故宮青史，為談論故宮播遷史的掌故來源。

莊嚴作為故宮自成立以迄播遷來臺最關鍵的人物，往來人事多半與故宮有關。在此次展覽中，展出不少莊嚴接待外賓、學術研討，以及故宮長官同仁往來的的信札、書作或繪畫等相互贈答的翰墨作品，如杭立武、蔣復璁、羅家倫、王世杰、王雲五、錢穆、胡適等，都可更深入了解故宮來臺初期的經營。尤其北溝階段，由於僻處霧峰鄉間，所以來訪故宮之學者或是1951至1954年間前後四次的文物點查（第一次乃為抽查）的專家，晚上惟有詩酒文會。當時作為「地主」的古物館館長莊嚴，因此保留豐富的書畫與詩作。如畫家張大千、一生至友臺靜農，和孔德成、董作賓、黃君璧、高鴻縉、謝壽康等，都有不少精美之作酬贈。

故宮1965年北遷臺北士林外雙溪後，莊嚴升任副院長，並於1969年退休，受聘為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的教授與主任，開始春風化雨教育後學。然而，莊嚴未曾離開他任職45年之久的故宮。1973年在故宮西側發現的「流觴」石刻，讓莊嚴再次興起舉辦蘭亭脩禊、曲水流觴的念頭。當年正值王羲之之後第27個癸丑年，因此莊嚴廣邀藝文名流42名（以符合當年王羲之之人數）以及門生子侄來協助，盛大舉辦曲水流觴，當年引為佳話。此次展覽中，不僅將〈流觴〉拓片、〈嘉賓題名卷〉一併展出，連當年用黃檜木訂製的方形木斗也在展出之列，更可想見當初的雅事風流。

此次展覽中的另一大焦點，是為數不少的大陸時期之作。其中尤為難得的，是劉峨士1945年繪〈安順讀書山華嚴洞圖卷〉。此卷是1945年春天抗戰尚未結束前，「南路」文物為了躲避日軍「一號作戰」的攻勢，從藏居貴州六年的華嚴洞臨時搬遷至四川巴縣。安順華嚴洞不僅是「南路」文物藏居最久的地點，公務之暇在鄉間讀書臨帖的生活也令莊嚴頗為回味，故委請同事劉峨士繪製此卷，以茲紀念。此圖不僅描繪貴州重山疊嶂的形勢，莊嚴也趁抗戰勝利後西遷三路文物匯集重慶的時機，敦請故宮院長馬衡，同仁如朱家濟、歐陽道達、傅振倫、勵乃驥，以及因避戰火來到重慶的學者如徐炳昶、向達、張敬等，為此卷寫下跋文，共同形塑了故宮西遷過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件書畫作品。因此在莊嚴逝世後，莊家兄弟共同也將之捐贈給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

至於大陸時期故宮同仁、故舊友朋的書畫作品莊家也帶有不少來臺。如作為莊嚴北大的老師、同時也是故宮的院長馬衡，以及徐森玉、張庭濟、朱家濟等同仁，雖然並未隨文物來臺而選擇留在大陸，莊嚴與他們往來的書信與書畫作品都被妥善保存著，並在這次特別展出。其中，〈白門秋詞卷〉是1948年底文物遷臺前夕，莊嚴與其他同仁面對國共內戰加劇的飄搖情勢時的彼此唱和。當時徐蚌會戰後國共情勢逆轉，故宮南京分院同仁人心惶惶，各自立場不一。隨後不久，莊嚴奉命護運故宮文物到臺灣，從此海峽兩隔，卷中諸人再無見面機會。

過往對於故宮文物遷臺，隨著兩岸政治立場的不同，故而對此事的表述也隨之而大相逕庭。此次展覽中的許多書畫作品，或隱或顯也都涉及1948至1949年前後文物運臺前後的立場與心態，十分值得玩味。

莊嚴為臺灣書壇的代表人物之一，以瘦金體聞名藝林。總攬臺灣藝壇書家，莊嚴一生奉職於故宮博物院，飽覽歷代名家書畫，不僅得以親炙於故宮國寶，也具備鑑定書畫的專業能力，博覽泛觀之餘，他的書藝尤其具有「書史」脈絡的概念，並不限於一家一派。本次展覽「書道幽光」，絕大部分皆為1948年來臺灣後所書。著名的瘦金體之外，也涵蓋莊嚴的褚體、趙孟頫風格、北齊寫經風格、臨仿歷代名蹟、自運行草書、晚年創意書趣等諸多面貌，足以反映他一生在書藝上的成就。

如〈王雪艇先生七十壽序〉和此次特別向故宮商借的〈蔡元培墓表〉，都是莊嚴晚年褚體風格的代表作。書寫於69歲的〈臨趙孟頫湖州妙嚴寺記〉長卷，更是莊嚴的煊赫名蹟，背後還有一段趙孟頫〈湖州妙嚴寺記〉之原跡曾暫貯於莊嚴家中一個月餘的故事，更增添一段藝壇掌故。至於北齊寫經風格，則是老夫子晚年書藝專注所在。他自民國52年（1963）獲得〈唐邕寫經碑〉後，便開啟他對北齊寫經風格的關注，他「愛其字之樸厚，欲習之，來補救自己自知不入古」。因此不僅長年反覆臨習，並且對這種界於隸、楷之間的其他名碑也大感興趣。此次展覽中，展出73歲〈臨唐邕寫經碑〉、77歲〈臨好大王碑〉、80歲〈臨隋人曹植碑〉，對於一個步入晚年老境的書家而言，猶然精進如是，令人感佩。

莊嚴善書，故而多方臨摹。尤其故宮職務之便，多所觀覽歷代名蹟，因此不乏戲擬之作。如本次展覽中的仿居延漢簡〈謹以黃琅玕一致問〉、隋人章草〈出師頌〉、蘇東坡〈寒食帖〉、陸游〈懷成都十韻詩〉，均可見老書家的廣泛學習與趣味。至於莊嚴本家體的行草書，總不脫二王、趙孟頫的範疇。並且隨著學書階段的不同，兼容當時興趣所在。莊嚴書風多變，有時兼帶趙體、有時帶章草意味、有時兼容唐邕寫經之風，不一而足。總體而言，莊嚴的行草甚為自在恣意，不拘常法。如贈莊靈的〈七十三歲自壽詩〉，在行草之餘兼融篆體，顯然就受到〈唐邕寫經碑〉的影響。

莊嚴這種寫字總想與前人不同的精神，也反映在他發明許多寫字的趣味上。如「酒」字在草寫中兼具酒罈之形，令人莞爾。又如「如意」二字，也是利用草寫較為抽象的趨向，而設計出一種圖畫感。莊嚴頗為自得：「似畫非畫，非字是字。意如如意，依樣胡盧」，均可見書家的童心趣味。不僅如此，莊嚴在書法上的創意，也延伸到自製毛筆的方面。1973年，莊嚴自製「壺筆」成功，稱此筆「可創寫字新工具與新筆法」。許多並用以書寫許多作品，風格也與平日書風稍異，的確符合莊嚴所希望的創新意圖。此次展覽中，也將莊嚴晚年的創意書趣，連同壺筆、竹筆等實物一併展出，更可見老書家在創新上的意圖。

展覽的第三部分，展出莊嚴和知交故舊、藝文同道、北大師友、故宮同仁和畫會文友等，如馬衡、沈尹默、臺靜農、張大千、黃君璧、溥心畬、董作賓、羅家倫、葉公超、孔德成、郎靜山、呂佛庭、江兆申、傅申，彼此的翰墨書藝、繪畫、詩作、互相往來的書信與贈答。

自大陸時期開始，與莊嚴往來的都是當時最著名的學者和書畫大家。其中如馬衡和沈尹默乃為莊嚴在北大時期的老師，後來馬衡成為莊嚴在故宮的長官，在1948年渡臺之前，莊嚴不僅是他最放心得以交付保管故宮最珍貴80箱文物的部屬，也是金石學共同研討的同好；沈尹默在對日抗戰之際避居重慶，和押運國寶在貴州安順的莊嚴也重新搭起聯繫，展覽中的〈楷書七言聯〉、〈秋明詞稿卷〉均是抗戰時期沈尹默特別書寫給舊日學生。再者如董作賓和臺靜農均是莊嚴的北大同學，最終也先後來到臺灣，成為莊氏一生最重要的摯友。無論是董氏的甲骨書作，或是臺老或行或隸或為梅花小品的墨戲之作，皆註記一生相伴的深厚情誼。

至於來臺之後或因參與故宮文物點查、或籌畫故宮文物的庋藏出版、或因書畫的共同興趣而成為數十年的文墨之友，都是莊嚴在故宮公務之餘得以寄託性情、相互知賞的重要情誼。尤其1965年故宮北遷外雙溪之後，莊嚴隨之遷居臺北，與藝文圈的互動更見密切。不僅參與了許多書會的活動，如「忘年書會」等，也隨著藝壇地位的提升，以及任教於多所大學與文大藝術研究所，莊嚴從故宮的典藏者角色轉變為培育後進的美術教育者，培育臺灣藝術人才無數，成為後進晚輩共同追慕的「老夫子」。莊嚴在日常生活上講求趣味、風雅、曠達與恬靜的性格，使他成為一位寓古於今、又能寓物於情的生活藝術家。

第四部分「湛藝莊門」則展出莊氏一門，莊氏四兄弟及媳婦在各自藝術或文學領域的代表作品，以及相關書畫作品、歷史照片、書信。如莊申的中國美術史著作、莊因的文學作品及毛筆漫畫、莊喆的抽象繪畫和媳婦馬浩的陶藝與繪畫，以及莊靈的攝影作品和媳婦陳夏生的中國繩結藝術。讓觀眾對莊氏一門的傳承和發展，莊家四兄弟和媳婦藝文素養的養成，以及莊嚴藝術精神的延續，有更深刻的感受。

在展覽現場並同時展出先生哲嗣莊靈與黃永松、姚孟嘉所攝之莊嚴臨池與生活照片。此外，策展團隊除了將莊嚴晚年創意書趣所使用的壺筆、竹筆展出，還特別復原他的書房，將老夫子真正使用過的書桌、檯燈、椅子、文房用具等，以及逝世前的絕筆之作〈白須一把、赤血滿腔〉置於桌上，絕富歷史情境的布置令人再三連留。此外，也修復一段由翁萬戈為了1970年日本大阪萬國博覽會「中華民國館」而掌鏡拍攝莊嚴揮毫書寫的影片，在現場撥放之際更可體會臺老所言「看他懸筆高，下筆疾，大有輕騎快劍，一往無前之慨」的氣勢。

過往莊嚴相關的專書，除了自著《山堂清話》，於1999年由雄獅美術出版《故宮．書法．莊嚴》，收錄莊嚴歷年發表的重要文章、詩作、故舊門生的紀念文章、與第一手的歷史照片，一直都是瞭解莊氏一生行誼的重要著作。2016年由文化部和國美館主持、時任臺南北術館館長潘襎執筆《清趣．瘦金．莊嚴》，新增發表了不少書法作品外，也闡述莊嚴在故宮播遷與臺灣美術教育承先啟後的貢獻。今年配合莊嚴120周年紀念展，羲之堂也出版《故宮半世紀》、《書道幽光》、《翰墨知交情》三書，除了新增不少未發表過的書作，也收錄莊嚴歷年在大陸與臺灣時期的文書證件。四子莊靈從晚輩的角度，追憶紀錄當年父親與九位藝文知交好友的過往情誼。四媳陳夏生則根據現存民國35年之後的《莊嚴日記》和新獲得《民國十年日記》，鉤輯日記中書藝相關的部分而發表〈莊嚴先生書藝日記—讀先翁日記並記〉和〈從莊嚴先生民國十年的日記回探先翁的書藝與人生〉二文，不僅大大補足過往談論莊嚴書藝最重要的文章──臺靜農〈慕陵先生書藝溯源〉所未及之處，對於莊嚴一生書藝的成就與發展也將有更完整的認識。此外，也收錄陳宏勉、黃智陽、羅啟倫等相關研究文章，從印學、書學、故宮播遷等角度呈現先生較為完整的面貌。可以想見這三書的出版，無疑提供更多第一手的材料，可讓讀者從莊嚴的角度重新審視上世紀那一段風起雲湧的大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