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各大拍賣行的數據顯示，亞洲藝術市場在全球占比與重要度與日俱增，作為亞洲藝術交易的核心平台——香港，採取寬鬆的財稅政策，資金進出相對便利，在人流與金流聚集效應之下造就藝術市場發展蓬勃，躍居全球三大拍賣中心，與紐約、倫敦並列。
而名列最富裕國家之一的新加坡，作為全球經濟金融重鎮，整體建設與服務的便捷屢屢獲選為全球最宜居的地點，且其地理位置更使之成為串接東南亞各國的重要樞紐。同樣位於亞洲，條件相近的香港與新加坡經常被提出比較，若以國際拍賣行的布局來看，蘇富比（Sotheby’s）與佳士得（Christie’s）分別在 1973 年、1986 年於香港舉辦首場拍賣會，而後佳士得在 1990 年於新加坡成立辦事處、1994 年首辦東南亞藝術拍賣，蘇富比則是在 1995 年於新加坡設置辦事處並於隔年舉辦拍賣會，定位為東南亞藝術拍賣的主場。但顯然在 97 回歸之後，香港情勢仍是大好，並且有中國如此大規模的內部市場，佳士得與蘇富比也先後在 2005 年、2008 年將東南亞藝術拍賣自新加坡整併至香港拍場，也因此被更多國際藏家看到而產生更熱切的市場需求。
延伸閱讀｜東南亞藝術蓄勢再起，拍賣市場點將錄
然而，近年來中國的介入以及疫情的衝擊，不明朗的前景也讓香港政經環境增添變數。睽違 15 年，蘇富比宣布 8 月底重返新加坡舉辦實體拍賣會，在此時的亞洲藝術市場上有其指標意義，香港與新加坡之間的消長關係也再度受到討論與揣想。本文採訪藝術顧問暨策展人龔若靈，在 1990 年代中期入職佳士得東南亞現代及當代藝術部門 10 餘年，是首批將東南亞藝術引介到國際拍賣平台的專業人士。身為新加坡人的她，也分享從其角度解析亞洲藝術市場的發展與觀察。
香港的近憂遠慮
2019 年在香港引發的反送中爭議再到 2020 年港版《國安法》正式實施，隨之而來的中美貿易角力，以及因應疫情所實施的封關政策等影響，都成為香港作為亞洲經貿中心的地位產生動搖的疑慮。不過，香港作為自由貿易港以及拍賣低稅制的優勢，只要疫情未再產生重大變化、恢復通關以後，龔若靈仍看好香港作為亞洲藝術市場的平台角色，在近三五年還是一番榮景。儘管這些問題不至於迫在眉睫，但香港的環境不如以往自由也是不爭的事實，致使畫廊、拍賣行、美術館乃至於策展人、藝評人和創作者等，內心也都會焦慮、思考下一步該怎麼走。
當香港情勢一旦變得更嚴峻，對拍賣行而言，勢必會考慮轉移拍賣地點。在龔若靈看來，蘇富比於月底重返新加坡舉辦實體拍賣會，也是基於某種焦慮之下的舉措；這場規模不大、定調為「現當代藝術」的拍賣可以說是試水，卻也是經過深思熟慮後的積極行動，算是國際拍賣行第二次把新加坡視為備案，邊做邊觀望。
延伸閱讀｜東南亞藏家崛起，蘇富比將於新加坡舉辦「現代及當代藝術拍賣」
新加坡與東南亞藝市解析
新加坡的港口特性，在於人流能夠匯集得很快很多，而這兩三年來，新加坡聚集了更多富豪。龔若靈指出，2019 年新加坡約有 28 家專為富豪管理個人資產的公司，在近兩年已暴增至 500 多家，可想而知，有多少資產掌控在新加坡富豪手中。就藝術市場來看，新加坡毋寧是替代香港的最佳備案。
儘管新加坡的經濟富裕以及作為東南亞樞紐的地理位置有其優勢，人口占比以華人為多數的新加坡，卻也因世代差異有極為不同的收藏喜好與消費習慣。如：第一代華人藏家的審美取向傾向收藏水墨作品，也是國際拍賣行進駐亞洲後，把新加坡當做徵件重點地方的原因之一。而第二、三代華人因為教育與生活背景漸趨西化，有些甚至只講英語，對西方藝術自然也較感興趣，加上經濟能力更加寬裕，他們亦習慣造訪國際間舉辦的藝博會並收藏作品。
未明確理解新加坡特殊的在地藏家結構，也如實反應在國際藝博會於新加坡執行展會的成效始終不若預期的結果。國際上普遍認為新加坡是個很洋化的地方，卻忽略了本地的華人藏家屬性，因此藝博會的招商往往採用西方思維，以及在與新加坡藏家的交流多採取舉辦派對的西式交際模式，也就很難建立和相對傳統的藏家群體之關係，無法讓他們覺得這些藝博會與自身有密切關聯，亦形成這些外來單位在新加坡主辦藝博會都難以延續的情況。總言之，新加坡的內需市場小，而本地藏家又有其結構差異的情形，確實不容易形成氣候。
就龔若靈的觀察，菲律賓是文化底蘊非常深厚的國家，在藏家的家中經常會看到承自長輩的藝術品。儘管目前在國際拍賣場上很難看到菲律賓藝術，但菲律賓國內的藝術市場其實相當蓬勃。在典型藏家的家中，往往能看到祖父母、父母傳下來的收藏，以及他們收藏自己能負擔價位、年輕的藝術家作品，而呈現出不同世代的藝術品，這是亞洲其他國家都沒有的現象。若再放眼新加坡周邊國家，由於印尼與新加坡的航程只需 1 小時，長久以來，許多印尼資產階級都把新加坡視為所謂的 weekend home，甚至已在新加坡置產或具永久居留身分。所以在新加坡所謂的富豪，是來自很多區塊的人士組合而成，如何有效匯聚新加坡在地藏家以及周邊國家的藏家，是需要深思相關對策的現實問題。
那麼，新加坡的優勢何在？儘管新加坡的生活成本高昂，但全球也同樣都在歷經通貨膨脹的壓力，政經環境穩定的新加坡仍是多數人落戶亞洲的首選。而且，在龔若靈看來，新加坡的硬體設備並不比香港遜色，濱海灣金沙會展中心空間雖不如灣仔的香港會展中心大，但其坐落在購物商城之中，機能更為便捷。此外，2015 年開幕的新加坡國家美術館，面積達 6 萬 4,000 平方公尺，有志成為梳理東南亞藝術史以及作品最具規模的單位，除了擁有數量最豐的鍾泗濱、陳文希、張荔英等新加坡藝術家之作，亦典藏許多精采的東南亞藝術作品。
東南亞藏家崛起
再來談亞洲藝術市場。在國際拍賣行的運作之下，東南亞藝術在近 20 年來的推行之下已被視為一個品牌。然而，「東南亞藝術在學術上作為一個名稱是不成立的，而且會陷入一種過於簡單化、膚淺化的問題。但是在拍賣市場而言是成立的，或者說它已經有一個這樣的平台跟既有的名單。」東南亞藝術風貌以及市場並非如此單一，但整體來看還是有一定的共同性。而在 2016 年 1 月由東南亞十國所成立的「東協經濟共同體」（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EC）也象徵區域經濟整合的新里程碑。
據蘇富比數據顯示，在過去 5 年間，東南亞藏家參與蘇富比全球拍賣的人數上升近 75 %。佳士得發布的 2022 年上半年拍賣成果報告，亦呈現東南亞藏家在全球的購買總額跟去年同期相比，增長近 3 倍。至於國際畫廊也已展開布局動作，厲蔚閣 LGDR 於日前宣布任命有多年拍賣行專家資歷的陶啟勇（Dexter How）為東南亞總監，將常駐新加坡以維繫東南亞藝術社群的互動，都反映出東南亞藏家強勁的購買力，逐漸受到藝術市場的看重。正如蘇富比在 7 月中旬於胡志明市舉辦越南現代藝術展覽「Timeless Souls: Beyond the Voyage–Hồn Xưa Bến Lạ」，呈現 4 位畢業於中南半島美術學院而後移居法國的知名藝術家：黎譜、枚中栨（梅忠恕）、武高談以及樂氏琉，為期 4 天的檔期就吸引超過 4,000 位觀眾入場，一大原因在於越南藝術多流轉於海外或私人藏家手中，以往較少有公開展覽的機會，拍賣行也可趁此話題活動，促進與越南當地藏家的交流機會，而在此之後，蘇富比亦發布將在新加坡舉辦拍賣，宣稱作為對東南亞藏家積極參與市場的回應。
拍賣行引領亞洲收藏風向
在西方，有許多獨立於市場機制以外的策展人和藝評家，他們的論述能發酵、進而影響市場，這是亞洲藝術環境所沒有的機制。反觀在亞洲，拍賣行掌有相當分量的話語權。龔若靈舉例：菲律賓現代藝術家阿莫索羅（Fernando Amorsolo）可說是菲律賓藏家必收的指標藝術家，早期都只能藉由畫廊和經紀人掌控買賣，價格容易被任意哄抬，直到拍賣行開始徵集作品上拍，揭示出阿莫索羅創作相當多產的實際情況，整體行情經過市場供需機制而再次盤整，唯有珍稀大作才能維持高價；這就是拍賣行的權威，也是拍賣行之於藝術市場的重要性，不然藏家只能任由畫廊和經紀人被動的控制，然而大家似也習慣以拍賣行推出的作品當成風向。龔若靈就道出，「亞洲藝術市場的一大問題也在於缺乏具有相當專業、強大話語權的畫廊和經紀人，因為他們才是在業界當中對於審美觀、藝術史的把關者，肩負教育藏家很大的作用。」而東南亞藝術一度歷經泡沫，部分原因也在於缺乏完整紮實的展覽與學術研究。
誠然，拍賣行在商言商，對藝術史的梳理與教育並無責任與義務，或需特別關照某個地區，主要仍是當前哪些項目好賣就會多徵件，而某一類作品數量多、能見度高，就成為討論話題。如同近年來，越南藝術拍賣紀錄屢屢改寫新高，看似再燃起一波熱度，儼然成為這幾季的市場寵兒。然而，綜覽東南亞藝術拍賣歷程，越南藝術始終都是熱門標的，由於受過法國殖民以及後續越南國內的政局動盪，造成一批優秀的越南藝術家移居法國終老，畫風柔美、價格平實的越南畫在歐美已有長年的收藏淵源，徵件來源和市場需求都相當穩定。直到在亞洲市場上拍時，也以同樣的優勢受到亞洲藏家青睞，尤其在最近 4、5 年，越南藏家有能力進場競投，更進一步助長拍賣紀錄不斷走高。但是，此波追捧所反映的是越南經濟成長所帶動的消費力提升，藏家出於對自身文化歷史的認同，所傾力購藏本國藝術品的必然走向，對於拉抬東南亞其他區域的藝術拍賣之效益並不大。
這就浮現亞洲藝術在市場運作的窘境：「拍場上沒出現的，大家就看不到、但因為沒有市場，拍賣行就不會做。」而又落入雞生蛋、蛋生雞的難解問題。儘管亞洲拍賣市場始終有強勁的銷售表現，但似乎只有具話題、頂級的亞洲藝術品才能躋身市場，中等作品就難以被看見，這也反映出市場仍不夠全面。尤其近幾季的香港拍場，拍賣行大舉引入西方藝術所造成的排擠效應，試想西方藏家在亞洲拍場，還能期待看到什麼樣的亞洲藝術名單？「藝術市場要能夠持久穩定的發展，就必須要有真正喜愛它的藏家，這是很重要的。」龔若靈認為，收藏與文化之間好比有種血緣關係，其關聯與共鳴越深，市場就會越穩定。
西方藝壇有專業的畫廊運作模式、優秀的藝術家，合作過程中能設想一個可期待的未來性。而亞洲藝術家在一、二級市場的發展上則有許多局限。新加坡藝術環境所存在的狀況，實則放諸台灣亦然；藏家的消費力與素質備受肯定，但檢視整體產業，從美術館、藝評論述、藝術史梳理、教育推廣，再到畫廊代理機制等都還有很多成長的空間。如何扶植與宣傳亞洲藝術，此一結構問題，或許比推敲亞洲拍賣地點的移轉與消長關係，更值得關注與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