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裝登場的第六屆「台北當代藝術博覽會」(Taipei Dangdai Art Fair,以下簡稱台北當代)劃下休止符,幾家歡樂、幾家愁,難免又要老話重提:「還有下一屆嗎?」
「台北當代」是不是末屆藝博會,從疫情發生過後就不斷有人提問。然而,「屆屆難過、屆屆過」,如今已經舉辦了六屆,相當得難能可貴。從籌備開始的前後八年時間裡,仍能向任天晉(Magnus Renfrew)與團隊致上一聲「謝謝」。因為台北當代,讓臺灣藝術產業追求國際化的夢想獲得落實。當然也並非完美無缺,還有許多進步與努力的空間,再接再厲。
明(2026)年也保證還會有第七屆,因為台北當代的股東群沒有一點要放棄的打算,而台北當代背後最大的合作夥伴——瑞銀集團(UBS Group AG),也始終堅定地長期支持。據了解,台北當代與瑞銀的合約為三年一簽,從2024年至2026年皆為既定的存續合作關係。有了瑞銀集團出錢出力的合作在前,加上可靠的組織團隊與 VVIP 群體的努力在後,台北當代具備「愈挫愈勇」的決心,勢必會「有驚無險」地大步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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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早在今年年初,台北當代的股東與團隊曾嚴肅且慎重地召開內部會議,討論2025年「第六屆台北當代藝博會」的盈虧問題。由於參展商家僅為過去的一半,展費收入驟降,入不敷出幾乎成為定局。出席人員最終仍決定不計盈虧,繼續舉辦。據推估,以南港展覽館的展場租金,加上當今的物價指數,要撐起一場國際藝術博覽會,至少需有75家展商參與,才能勉強打平,而若要談利潤,則起碼得達到100家的規模。
明知賠錢仍要繼續做,誠意感人。在此還是應該給台北當代拍拍手,肯定他們的膽識與堅持。其實,回首這八年間世事難料與變化多端,台北當代表現未如預期,其中有一大部分實屬於「半戰之罪」。大家應該協助這些遠道而來的國際夥伴度過難關,讓他們能夠持續留在台灣,為臺灣藝術產業的健全發展,再次貢獻腦力與熱忱。因為,蕞薾島國的臺灣需要國際化,不管藝術家、畫廊業者都必須走向國際社會,成為國際公民,好不容易迎來台北當代的國際藝博團隊,豈能輕易放棄。
就臺灣藝術市場發展的結構來看,邁向40年的臺灣藝術產業,不能僅依賴在地畫廊與在地藝博會。最健康的模式,是本土(Art Taipei)與國際(Taipei Dangdai)並存,互補共利。藉由引進國際思潮、經典藝術作品與行銷手法,活絡市集,實現日新月異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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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潮眾多,但買氣一般」,是今年藝博會的普遍觀察。以3萬至20萬美元的作品為成交主流,超過50萬美元之作則舉步維艱。問題不在臺灣人荷包不夠,臺灣並不缺少收藏家;但許多真正的收藏家並未現身會場。出現於會場的多為藝術愛好者,前來藝博會拍拍照,順便見久未謀面的朋友,這種社交性的活絡確實完全達成。
今年僅有 53 家展商,走進展場的第一印象便是空曠、舒適。若再加上瑞銀邀請的導覽專家口若懸河的解說,被公認為充電、吸收藝術美學的最佳時機。展商與藝術品雖不多,但因此沒有眼花撩亂、腿酸難行的問題,反而可以自在拍照,養眼力、長知識。在這一連多日的會期中,徜徉其中,許多熱愛藝術的朋友呼朋引伴,不只一次前往參觀,重複欣賞喜愛的作品,印象深刻,尤其心得滿滿。
在53家展商中,來自德國科隆的卡斯坦.格里夫(Karsten Greve)帶來不少精彩作品,並成功售出高價作品,令主辦單位雀躍不已。這位畫廊前輩是首次應邀來台,雖然尚未完全掌握在地藏家的需求,但已展現誠意與水準。他知道路易絲.布爾喬亞(Louise Bourgeois)目前正在臺北展出,特別帶來「蜘蛛奶奶」的立體雕塑,並將價格壓在200萬美元,可謂物超所值。可惜大家僅止於欣賞並未成交,實在令人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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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青畫廊(Galleria Continua)早在出發前,就已明訂在台北當代藝博會上露臉的葛姆雷(Antony Gormley,1950-)的一件立體格柵作品,已被墨西哥收藏家攔截,並提前售出。而像 80 萬英鎊的安尼什.卡普爾(Anish Kapoor,1954-)的紅色鏡作,無論是內涵還是賣相都表現出色,並且持續受到詢問。遺憾的是,最終因些微差異未能在會期內賣出。然而,對於這些國際級大師的經典作品,他們並不過於擔心。
常青畫廊已連續第六次參加台北當代藝博會,畫廊負責人馬里奧.克里斯蒂阿尼(Mario Cristiani)與亞洲藝術總監Luna Squash每年都親自來臺北坐鎮。兩人不約而同地表示,明年一定會再來。雖然在臺北實際賣出的僅有三件小作品,當然無法完全覆蓋所有開銷,但他們非常珍惜與台灣的情誼。每次來臺灣,他們也都會與新舊藏家及館博界人士交流,做生意與賣作品固然是他們的目標之一,但他們同時也重視慈善項目以及重點藝術家的國際展覽,希望能在臺灣呈現。正因如此,他們希望透過台北當代藝博會的參展,每年都能來台走走看看,總是能帶來不同的啟發與感動。
而其他國際畫廊當中,還有阿爾敏.萊希(Almine Rech)、Baudoin Lebon、馬刺畫廊(Spurs Gallery)、Kutlesa、HARUKAITO by island、Drawing Room(dR)、Lee & BAE等,亦有不同程度的交易與展出成果,但整體偏向中低價位作品,表現尚屬差強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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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畫廊方面,大河藝術創辦人洪瑞鎰表示,由於展場規模縮小,因此人潮顯得更集中,整體氛圍不錯,作品的詢問度也頗為理想。對於正值藝廊品牌轉型階段的大河藝術而言,價格區間落4,000至8,000美元的作品較容易銷售。其中,越南女性藝術家 Mai Ta 與加拿大藝術家陳康俊等,因為近期皆有群展與個展計畫,延續了市場關注與銷售熱度。大象藝術則售出了年輕藝術家的大型作品,令負責人鍾經新笑顏逐開。他也充分享受一批批舊雨新知到展位探訪,留下許多珍貴照片。
亞紀畫廊則與台北當代皆於2018年創立,創辦人黃亞紀也與藝博會當家任天晉同齡,基於公私情誼,在最後時刻決定力挺參展。然而在本屆藝博會中,未能售出如陳庭詩、陳昭宏等藝術家的大型作品,整體成績未如預期。黃亞紀並未抱怨,她認為賣不好,並非單一畫廊或藝博會的問題,而是牽涉了整個大環境。但令她倍感難過的是,臺灣藝術收藏結構仍未見起色,市場竟無法支撐10萬至200萬價格區間的藝術交易。對於未來,黃亞紀仔細評估方向,思考在每一場藝博會中應推出哪些優質作品,該落在什麼價位上,她胸有成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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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當代藝博會成立以來,瑞銀集團每年除了斥資贊助讓營運團隊吃下定心丸,更在藝博會期間積極投入VVIP接待與藝術教育推廣。單屆藝博會就推出多達60場的專家導覽活動,許多賓客早早預約,聆聽導覧、參觀現場並牢記作品,專心用功的程度令人讃嘆。
近期國際大事連連,關稅問題頻起,加上台幣升值,市場充斥著不安情緒,大家對資金的配置與投資標的挑選態度,顯得被動且保守。許多名家經典作品,在今年藝博會上廣被注意,詢問度極高,人人爭相在大作品前拍照留念。國際畫廊其實早又心裡準備,在內外交煎的時局下,對高價藝術品的交易難度提升,全球都呈現遲滯現象。不過,他們願意保持耐心,今年不行,明年再試。
國際藝博會說穿就是兩個對象,一是賣家,即國內外畫廊;另一則是買家,即國內外收藏家,以臺北藝博會為例,國際與本地比例最好維持在7:3之間,即七成國際畫廊,三成優質本地畫廊,總數也以100家的可獲利合理規模為長遠目標。而如何讓7成國際畫廊,有品質、有實績是關鍵課題。2019年首屆開幕時,全球前十大畫廊齊聚一堂,風光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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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並非來自海外,就叫國際,許多境外畫廊檔次平平。今年招商不利,53家畫廊中依舊是良莠不齊,值得主辦單位藉以為鑑,未來多加把勁,努力招商、同時嚴格把關。希望回到2019年初次開幕,十大國際畫廊都入列、畫廊老闆都出席的水平。而綜觀近期藝博會交易質量縮水,背後原因至少可歸納為五項:
一、多事之秋,大環境欠佳,前有三年疫情擴散,後有戰火延燒,近期又見關稅與匯率起伏,不確定性因素升高,影響畫廊佈局的心態,同時也讓收藏家裹足不前,質與量都會萎縮。
二、兩岸情勢的冷熱變化,包括戰機擾台與間諜攻防,以及美國川普總統對強權的處置,讓一些國際藝術家、畫廊與收藏家,不免擔心臺海兩岸是否擦槍走火,區域戰爭的陰影籠罩下,台北當代的招商引客,首當其衝,處於劣勢。
今屆台北當代舉行前主辦單位曾廣發邀請卡,邀請包括中國重要收藏家與館博機構主持人,但大約有100人因為入境簽證問題,不得其門而入。究竟是台北當代沒有善盡溝通之責,只悶著頭提申請入境,卻未央請文化部協調內政部出入境管理局等相關單位專案放行,因而擋了許多藝術收藏家入境,損失頗鉅。

三、交易狀況不如預期,國際畫廊對臺灣市調不足,對市場喜好仍屬陌生,因而短短數日的藝博會市集,無法達到直接成交。國際收藏家來臺北的不多,臺灣本地大腕收藏家,又沒有真正把台北當代放在心上、納入行程,出國忙碌如常,因而錯過展覧期效。
大收藏家們經常遠遊,行腳全世界,因此對於藝術收藏也會跨出國境,自行在海外選件,自行交易,沒有把機會留給臺灣藝博會,實屬可惜。今後畫廊端,必須再強化宣傳、介紹與遊說既有與潛在的本地收藏家,也要讓大家集中購藏能力,把成果留在自己的土地上。
四、政府對於藝術交易稅改,只作了一半。目前國際藝術拍賣已採分離課稅,嘉惠了相關拍賣公司與收藏家,但對於藝術博覽會規定的5%關稅,還是咬得死死的。所以就算在台北藝博會,完成了交易,買賣雙方還是默許把作品先帶出境,回到免稅天堂的香港,再完成交易程序。這樣一來曠日費時,影響消費心理,大家就覺得直接在海外買,更不想回到台灣消費。

五、展售會期日期衝突現象嚴重。以五月份為例,藝術博覽會便包括紐約斐列茲(Frieze New York,5月7日至11日)、2025影像上海藝術博覽會(PHOTOFAIRS Shanghai,5月8日到11日)等。尤其,全球的重頭戲「巴塞爾藝術展」(Art Basel)即將在翌月舉行,各大畫廊疲於奔命,最後只好作出割捨,那對臺灣十分不利。
有畫廊業者提及,除了每年一月於西班牙舉行的馬德里藝博會(ARCO Madrid)外,今年還要在葡萄牙再下一城,並且也是在5月間舉行,屆時將更加忙碌;若再加上巴黎藝博會、北京藝博會,大家簡直喘不過氣來,忙得團團轉。
台北當代團隊真的需要針對之後的會展時間,再作分析、評估與調整,把爭取國際畫廊極大化,當作核心大事。台北藝博會原先安排在每年一月舉行,後來因新加坡的「Art SG」藝博會辦於一月份;「日本現代藝博會「(Tokyo Gendai),又拿下每年七月份,台北場只好退守在每年五月,因此面臨到紐約與上海等展會夾擊,十分不利。

另外,台北當代的新人事安排也是重點工作,聯合總監岳鴻飛(Robin Peckham)已確認於本(5)月底功成身退。各界除了對岳鴻飛六年來的耕耘與友誼給予肯定外,主辦單位也應該在岳鴻飛經營的基礎上,迅速遞補合適的接手人選。希望新任接手者能具備熱情個性,並對台灣藝術生態、收藏家結構有深刻了解,尤其能熟悉當地風土人情,並具備英文、國語及台語的三語能力,力求具國際視野、在地溫度,能屈能伸的拔尖人才。既能夠服務國內外畫廊與收藏家,又能在面對各方挑戰時發揮出色,這是全民的期待,也是台北當代化危機為轉機的當務之急!
總之,責怪台北當代藝博會的諸多缺失,可以提出建設性意見,但不應冷嘲熱諷,也不是套用MBA公式,將已對台灣作出貢獻的台北當代團隊趕走,讓台灣在國際化的道路上倒退,這樣並沒有什麼好處。反之,更多的鼓勵、朝野協助動員和獻策,才是真藥方。

走過六屆的台北當代,經歷了熱烈激情後,留下了幾個大哉問,值得朝野深思。首先,發展了40年的臺灣藝術市場,藏富於民的臺灣社會結構,為什麼無法支撐起一家像台北當代藝博會這樣的國際藝術博覽會?為何總是會有人質疑它沒有明天?其次,疫情後,失序的藝術市集,對藝博會的需求與期待也正快速轉型。全世界藝術博覽會何其多,重疊現象嚴重,應如何重建並洗牌這一市場?否則,大家疲於奔命,結果窮忙一場,又血本無歸,情何以堪?最後,台灣口口聲聲強調要國際化,那麼,台北當代究竟該被放在臺灣社會發展的何種位置?這個問題值得反思。
巴塞爾藝博會期間,不管在瑞士或香港,各行各業在同一時間裡舉辦輔助活動作為呼應,讓整個城市因藝術而沸騰起來。反觀臺灣,始終讓藝術產業扮演獨角戱,或虛應故事而已,讓人汗顏。如何讓臺灣國際藝術市集,能聚木成林,展現該有的企圖心與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