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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森信男專欄】舉國歡慶:藝術史中的國慶日與國旗

【高森信男專欄】舉國歡慶:藝術史中的國慶日與國旗

【Column by Nobuo Takamori】National Celebrations: National Days and Flags in Art History

由於國際上多數國家的藝術家,對於愛國主義及國家慶典並沒有太大的興趣。也因此,各國國慶日雖然總是和當地民眾的生活經驗及記憶有著密切的關係,卻往往在藝術史中缺席。但其中有兩個國家的藝術家,對於國慶日及國旗有著過人的執念。

又到了國慶的季節;隨著臺灣邁向本土化的進程後,近年來國慶日典禮及相關周邊設計都已進行了大幅度的改變。但每年往往在國慶典禮設計公布後,激起正反兩方的辯論。親藍民眾及媒體偏向認為自從民進黨執政後,過去親切的中華民國元素紛紛消失,無法激起該政治傾向民眾們的認同感。但反對方則認為,近年的國慶典禮及相關視覺設計一改傳統,轉而偏向國際化及設計感。這些支持者則認為透過捨棄「華國」美學,反而讓年輕族群對於國慶日重新拾回認同感及向心力。

事實上放眼全球,各國對於國慶日該如何慶祝以及如何表現並沒有一致的標準。譬如有著歷史包袱的德國,其成為「統一日」(Der Tag der Deutschen Einheit)的國慶日事實上通常都沒有什麼慶祝活動。德國民眾們似乎很自發地冷處理,街上亦沒人刻意把國旗掛出來。回想有一次筆者曾接待來自印度的左翼自由派學者來臺參訪,由於時值國慶季節,臺北的跨河大橋們插滿了國旗。這種我們習以為常的布置方式,卻不小心讓天性反對民族主義的印度學者質誤以為臺灣人過度耽溺於愛國主義。

由於國際上多數國家的藝術家,對於愛國主義及國家慶典並沒有太大的興趣。也因此,各國國慶日雖然總是和當地民眾的生活經驗及記憶有著密切的關係,卻往往在藝術史中缺席。出於好奇,筆者在盤點主流藝術史中的素材後,歸納出下列兩個國家的藝術家,對於國慶日及國旗有著過人的執念:

旗海飄揚:法國藝術中的巴士底日(Fête nationale française)

法國藝術家大概是藝術史中最愛描繪國慶日的藝術家了,法國不僅大師級的藝術家不吝用畫筆突顯愛國情操,對於國慶日的描繪往往也是橫跨不同世代及風格。於英文中亦被稱為「巴士底日」的法國國慶日,訂於每年7月14日慶祝。關於巴士底日的描繪,可溯源至19世紀。

不少人若提到印象派繪畫中的巴士底日,腦海中可能會馬上浮現莫內繪於1878,一幅大街上兩側掛滿紅白藍三色旗的作品。事實上,莫內於當年畫了《巴黎蒙托爾熱街,1878年6月30日慶典》(La Rue Montorgueil, à Paris. Fête du 30 juin 1878)及《聖丹尼街,1878年6月30日慶典》(Rue Saint-Denis, Fête du 30 juin 1878)等兩幅作品。透過作品名稱即可發現莫內所描繪的場景並非國慶日當天,而是當時為了配合萬國博覽會而發起的慶祝活動。然而我們依舊可以透過莫內的作品,發現藝術家不僅不排斥將旗海飄揚入畫,同時亦透過印象派的手法為法國國旗增添不同的詮釋角度。

莫內《巴黎蒙托爾熱街,1878年6月30日慶典》,81×50公分,1878,奧賽美術館藏。(©Musée d’Orsay, Dist. RMN-Grand Palais)
莫內《聖丹尼街,1878年6月30日慶典》,73.5×52.5公分,1878。(©Wikipedia)

有趣的是,即便莫內並非直接描繪巴士底日,但後印象派藝術家波納爾(Pierre Bonnard)在詮釋巴士底日時,也採用了和莫內類似的構圖:在直幅的畫面上呈現兩側迫近的街景,而原本裝飾在牆面上的國旗反而因為此種構圖成為了畫面中的主角。以巴士底日慶典作為主題的作品於法國藝術史中並非僅停滯於19世紀,機械主義畫家雷捷(Fernand Léger),在其1954年的作品中創作了《大遊行》(The Great Parade)。雖未直接指明是國慶遊行,卻可在其中看到不少「愛國」元素。

波納爾《巴黎,帕瑪街的巴士底日》,79.2×40.3公分,1890,私人收藏。(圖片源自artwork ©華盛頓特區國家美術館)
雷捷《大遊行》,299.1×400.1公分,1954。(©Solomon R. Guggenheim Museum)

法國藝術家的「愛國情操」,似乎也影響到了美國藝術家。契爾德.哈珊(Childe Hassam)作為美國重要的印象派代表人物,可以發現其遊學法國期間的作品曾描繪過巴士底日。譬如作品《多奴街,1910年7月14日》(July Fourteenth, Rue Daunou, 1910)便採用了與前述作品非常類似的構圖,來描繪巴黎街頭的旗海。契爾德.哈珊將此法國印象派傳統帶回美國,創作了一系列與國旗有關的繪畫,包括了1916年所描繪的《7月4日》(The Fourth of July)。著名的作品《雨中大道》(The Avenue in the Rain,1917),描繪星條旗映照在下雨的紐約人行道之上,該作品亦曾懸掛於白宮的總統辦公室之中。

契爾德.哈珊(Childe Hassam)《多奴街,1910年7月14日》,74×50.5公分,1910。(©Wikipedia)
契爾德.哈珊《7月4日》,1916公分。(©Wikipedia)

我們的國旗最美麗:美國藝術中的國旗創作

若要說哪個國家最愛使用國旗作為創作元素,美國想必是當之無愧。法國藝術中的國旗題材隨著印象派及後印象派時期的結束,也逐漸在藝術領域中消失。但綜觀藝術史,唯有美國人會把國旗放在各種不同的政治光譜以及不同的藝術概念之中。這種對於國旗的熱愛,想必其他國家的藝術家是很難以超越的。

說到星條旗在戰後藝術中的再現,最直覺聯想到的便是賈斯珀.瓊斯(Jasper Johns)。其1955年的作品《旗幟》(Flag),就是如此大辣辣地將星條旗畫在畫布上,並藉此震撼了當時的畫壇。賈斯珀.瓊斯認為他在進行純粹的抽象創作,並且認為星條旗本身即是一種最完美的抽象符號。從普普藝術的脈絡來看,賈斯珀.瓊斯的星條旗系列不僅符合大眾符號的再現,更是一種純粹的大量複製行為。但不論賈斯珀.瓊斯的國旗系列可以如何去詮釋,或是如何放置在某種戰後藝術脈絡下被理解,沒有被說破的事情是其作品被大眾廣泛喜愛及接受,並成為了當時社會包容當代藝術的某種情緒,還是奠基在美國社會對於國旗形象的熱愛這個基礎之上。

若是考量過賈斯珀.瓊斯曾在1955年時將國旗塗白並呈現在畫布之上。藝術家大衛.海默(David Hammons)設計的「國旗」,則是某種幽默的高級諷刺。大衛.海默於1990年在紐約哈林區的展覽中初次展示其創作《合眾》(United):該作品非常簡單,其實就是一面可以真實懸掛的星條旗,只是旗幟中白色的部分被黑色所取代。藝術家大衛.海默原本僅是希望透過此種手法,來諷刺美國歷史上所被掩蓋及不被允認的非裔史及非裔文化。但該旗幟在經歷了30多年的發展後,今日早已成為「非裔美國人旗」了,甚至有種非裔美國人「地下國旗」的氣勢。在近年來許多跟非裔權益有關的運動場景中,我們都可以看到該旗幟的身影。

2021年美國的街頭運動場景中,依舊可以看到大衛.海默所創作的「作品」。(©Wikipedia)

心中有國旗,愛到最高點:臺灣當代藝術眼中的中華民國

藝術本來就是極具政治性的媒介,談論國慶或國旗的藝術更可說是政治中的政治。大衛.海默的例子便展現了單純的藝術創作,亦有可能成為未來政治運動的符號。讓我們回望寶島臺灣:1980年代末期的中華民國因為1970年代的外交挫敗,已經風雨飄搖一陣子。所幸隨著經濟發展及社會開放,1980年代的臺灣社會已經開始尋找自身的出路。然而社會的發展帶來了政治開放的訴求,在白色恐怖的末期及國內外的壓力下,國民黨也不得不於1989年宣布解嚴。源於1980年代的臺灣當代藝術,自然而然地與當時的黨外運動及社會氣氛相契合,並藉此發展出自身的政治梗。

1989年,也許是感覺到解嚴的壓力即將到來,焦慮的黨國邀集知名藝人於舊三臺中反覆播映愛國廣告MV《愛到最高點,心中有國旗》。MV中的藝人扮演各種時下青年男女,在追求新興大眾文化及自我表現時,亦不忘記把愛國掛在嘴邊。1990年,藝術家吳瑪悧的作品《愛到最高點》,便是對此種愛國主義的反諷。藝術家製作了一份國旗造型的蛋糕,並任其自然腐化生蟲,發臭的國旗蛋糕亦象徵了舊黨國時代老派愛國主義的崩解。

解嚴至今已近1/4個世紀,但關於國慶日慶典及相關的符號設計,仍尚未有個政治上的定論。但提到國慶日的記憶,卻早已深刻的轉化為全民的記憶。藝術家姚瑞中曾戲謔地穿著「領袖服裝」,並出現在主題樂園小人國園區內的總統府模型前,面向模型展臺上的玩具軍隊進行「閱兵典禮」,藝術家的行為創作似乎也是一種對於戒嚴幽靈的反諷。畢竟社會的變化也已經快速到令頌揚十大建設時代為己任的小人國,還來不及修改其園區內的模型設計。也許再過1/4個世紀,這些諷刺過往國慶及中華民國愛國主義的作品,將有機會跟著已經逝去的時代記憶一起成為博物館展示中的重要辯證。

高森信男( 100篇 )

策展人、「奧賽德工廠」廠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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