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於1879年，評論在紐約舉辦的水彩畫協會展覽時，曾指出當時美國畫家多自歐洲學成返國，但有一位畫家則完全在美國本土養成，即為溫斯洛．荷馬（Winslow Homer，1836–1910）。儘管現今的研究者通常不將荷馬視為印象派畫家，其寫實主義風格多被界定為與印象派對立，此情形基本上符合其自身定位，尤其荷馬在後期藝術生涯中，更將自己形塑為充滿活力、獨立自主、本土化的美國藝術家。
荷馬在1850年代中期的職業生涯之初，便宣稱一個人若想成為藝術家，最好避免觀摩他人作品。但實際上，荷馬仍在成為畫家的過程中，吸收美國與歐洲藝術界的發展趨勢並與其互動，尤其與印象派共享藝術興趣，並在美國推廣印象派美學目標，使觀眾能欣賞該藝術風格在大西洋兩岸的表現。
一、早期養成：從寫實主義到謝弗勒爾色彩理論的啟發
荷馬出生於波士頓的中產階級家庭，1855年至1857年曾於石版畫師巴福德（John H. Bufford，1810–1870）畫室擔任學徒2年。此後以自由插畫家的身分開啟職業生涯，繪製插圖提供《巴羅圖畫報》（Ballou’s Pictorial）與《哈潑週刊》（Harper’s Weekly）刊登。荷馬於1859年移居紐約，此舉不僅得以接近出版社，更能持續在當時美國的藝術中心接受教育。
例如：荷馬在紐約以插畫工作維生的同時，亦於1859年至1860年與1863年，在國家設計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Design）修習人體素描課程，並於1861年向朗戴爾（Frederick Rondel，1826–1892）習畫，創作大量自然主題的速寫作品。
荷馬於1860年獲兄長致贈法國化學家兼色彩理論家謝弗勒爾（Michel–Eugène Chevreul，1786–1889）的英文版著作《色彩的和諧與對比原理》（De la loi du contraste simultané des couleurs et de l’assortiment des objets colorés）。該書旨在協助藝術家能迅速、正確地觀察與模仿自然中的色彩變化，以及其於模特兒身上的反射，並指出人眼如何實際感知色彩與現實的落差，指引藝術家如何藉由色彩並置，創造最大的視覺效果。
此書對荷馬與印象派均產生深遠影響，在謝弗勒爾的啟發下，畫家嘗試描繪色彩在光線與空氣中的真實樣貌，並以裝飾性的方式強化色彩效果，讓整體畫面達到和諧。儘管荷馬與印象派畫家努力在畫面中捕捉氣氛與真實感，但亦同時尋求作品不再僅為轉譯立體現實的平面圖像，而是讓色彩與物體本身成為作品主體。
當荷馬首次閱讀謝弗勒爾的著作時，巴比松畫派中如米勒（Jean–François Millet，1814–1875）與柯洛（Camille Corot，1796–1875）等畫家的寫實風格，於其故鄉波士頓已深受讚賞，荷馬早期以寫實主義為創作出發點或因如此。荷馬於美國內戰時獲《哈潑週刊》聘請擔任戰地記者，期間創作除少數帶有英雄色彩的戰場場景外，更多則為描繪日常與私密的戰爭生活。
二、現代生活的觀察與印象派的連結
荷馬在戰後持續描繪日常生活，但轉而關注中產階級的休閒娛樂，且往往以女性為主角，例如：在《槌球場景》（Croquet Scene，圖1）中所描繪者，即為戰後逐漸出現在公共領域的女性，表現其自信、獨立、社會地位明確的現代生活面貌。此作為荷馬於1865年至1869年間，所創作的5幅以女性打槌球為題的作品之一。槌球為當時美國的新興運動，並在1860年代迅速於上層社會流行，主因在於此為少數男女可平等競爭的運動。
一如印象派畫家，荷馬在此作畫面中實驗性地運用謝弗勒爾的色彩理論與視覺構圖，將紅色洋裝與草地、樹木的綠色背景並置，創造視覺的補色對比。荷馬的槌球系列創作，使其可在構圖與主題表達上進行多元探索，多幅構圖相似的作品亦得以讓其深入嘗試主題的視覺效果，並以不同方式呈現同一主題。荷馬此後均延續與印象派類似的創作模式，反覆以系列形式發展畫作主題。
目前雖不清楚荷馬在創作《槌球場景》時，是否已熟悉莫內（Claude Monet，1840–1926）或其他印象派畫家的作品，但因其自1866年12月起前往法國工作一年，故極有可能是在該作品完成後不久，始得見到印象派畫作。荷馬在巴黎蒙馬特設有工作室，距離羅浮宮與1867年的巴黎沙龍展亦不遠，其於1867年的萬國博覽會曾展出2件作品，據此推測應對展場中的莫內早期印象派作品不陌生，甚至可能參觀過庫爾貝（Gustave Courbet，1819–1877）與馬內（Édouard Manet，1832–1883）在展場外自行舉辦的寫實作品展覽。就荷馬的作品與當時印象派畫家存在明顯共通性來看，其於法國期間接觸此類畫作實屬合理。
此外，1867年萬國博覽會中最受矚目者，即為日本藝術品的展出，自此開啟法國對日本文化的熱潮，儘管荷馬直到約10年後始於作品模仿日本藝術風格，但此股日後在美國流行的風潮，早已於當時對其悄然影響，使其藝術創作與對印象派的興趣產生聯繫。
荷馬於滯法期間曾偕同好友科爾（Joseph Foxcroft Cole，1837–1892）造訪塞爾奈拉維爾（Cernay–la–Ville）的藝術家聚落，並於該處創作如《乾草收割者》（Haymakers，圖2）等作品，模仿巴比松畫派的溫暖色調、鬆散筆觸、氛圍感強烈之風格，以及對鄉村農民生活的歌頌。科爾不僅在波士頓推廣巴比松畫派，亦致力於提倡印象派畫風，其身兼藝術經銷商與藝術顧問，協助擴大印象派在美國的知名度。據此推測，科爾極有可能鼓勵荷馬嘗試巴比松風格，並促使其進一步實驗印象派技法。
三、印象派的交會與日本主義的融合
荷馬返美後，再度投入之前即已關注的主題：現代中產階級女性的休閒生活，在其描繪美國中產階級女性從事風景觀光活動的場景中，荷馬將寫實主義運用於與印象派作品主題相似的現代生活場景，同時帶入充滿氛圍感、極具詩意的巴比松畫派風格。荷馬描繪導遊帶領女性登山的作品《華盛頓山》（Mount Washington，圖3）即為一例，此山為新罕布夏州白山地區最高峰，於19世紀60年代末期已成為重要觀光勝地。
此外，荷馬亦於1868年與1869年夏天繪製多幅山林風景畫，作法與其之前的槌球作品相同，均為自多重角度描繪同一主題。在此系列作品中，荷馬均刻意不呈現畫中人物所處背景或故事，僅專注描繪場景中光線與氛圍的真實樣貌，正如莫內在同一時期所做的嘗試。實際上，荷馬與莫內的畫面表現存在視覺的顯著連結，例如：莫內於1867年創作的《花園裡的女人》（Women in a Garden，圖4），即以強烈陽光下的女性休閒場景為主題，畫面充滿明亮色彩。
荷馬與莫內均視色彩為構圖與裝飾的基本元素，儘管「印象派」一詞直到1874年始正式使用，但美國藝評家早已於1860年代末期開始用「印象」描述荷馬作品所欲傳達的意圖。例如：《紐約世界報》（New York World）即指出，荷馬的畫作透過一層霧濛濛的光線媒介傳達對物象的感知，顯示其更注重再現視覺經驗的感知過程，而非提供明確的敘事圖像。
進入1870年代後，荷馬不再描繪具體的當代人物，轉而表現更具詩意的作品，此類畫作雖仍描繪日常生活，但主題已轉向鄉村傳統活動，與印象派對現代都市生活的關注形成對比，荷馬藉由該類作品展現對美國鄉村過往生活的懷舊，但畫面中仍延續印象派對氛圍感的追求。
例如：在《桃花盛開》（Peach Blossoms，圖5）中，荷馬刻意選擇日光被烏雲遮蔽的瞬間進行創作，藉此描繪色彩的變化，同時亦於作品中嘗試結合與法國印象派具密切關聯的另一藝術潮流—「日本主義」（Japanism），畫面中的桃花春意，令人聯想日本傳統繪畫中常見的櫻花枝條。在1876年的費城百年博覽會中，日本官方展館引發美國社會對「萬物皆日本」的熱潮，荷馬亦應無可避免地接觸到此類來自東方的藝術品。
荷馬對「日本主義」的吸收，使其作品既富現代性，亦受到當時藝評界的高度讚賞，運用「類日本風格」進行創作的方式，不僅反映其與法國印象派畫家同樣受日本藝術吸引，亦展現其精於行銷、善於掌握時代風潮的敏銳嗅覺，進而有意讓自身作品與藝術潮流建立連結。此外，日本畫的簡化色彩、優雅構圖，均與謝弗勒爾的色彩理論有所互補，呈現高度的裝飾性。
四、水彩中的瞬間與氛圍
荷馬自1873年起開始從事水彩畫創作，並發現此類媒材對其持續探索「描繪短暫性」的創作目標極具助益。由於水彩本身的透明特性，觀者能在《展望，緬因海岸》（The Outlook, Maine Coast，圖6）等作品中清楚看見荷馬的筆觸，同時因此類作品予人即興創作感，更增強作品所欲傳達的轉瞬即逝之意象。此外，荷馬亦擅於在其水彩畫中營造特定的氣氛效果，在《展望，緬因海岸》中即利用水彩的透明層次暗示海岸地區的潮濕氛圍。
荷馬常在戶外作畫，強調光線在自然中的作用，並宣稱其水彩畫是在戶外陽光下「即席繪製」（en plein air），主要目的在於捕捉自然界中光影、色彩與形態的即時樣貌。例如：荷馬於1882年完成的水彩畫《弗蘭波羅，英格蘭》（Flamborough Head, England，圖7）與《斯卡伯勒垂釣》（Fishing off Scarborough，圖8），均採用有限的色彩配置，僅以深色石墨、黑色粉筆、棕色紙與不透明白色水彩組成。在《弗蘭波羅，英格蘭》中，荷馬以不透明的白色描繪天空雲彩與前景人物相應，而人物同時利用棕色紙本身的色彩呈現，筆觸營造出雲朵移動的短暫視覺效果。
荷馬在水彩畫中亦將色彩做為裝飾性元素使用，以其1881年創作的《回歸，泰恩茅斯》（The Return, Tynemouth，圖9）為例，即見荷馬使用朱紅描繪漁夫與浮標上的高光，藉此強化畫面整體的組織性，但由於使用高透明度顏料，致使其色彩結構與荷馬大多數的水彩作品不同。此作呈現清晨日出的玫瑰色雲彩與溫暖的光線，尤其當漁夫自夜間航行歸來時，此類氛圍即特別明顯。
近期研究指出荷馬的其他水彩畫，例如1887年的《做個農家男孩》（For To Be a Farmer’s Boy，圖10），可能原本亦運用粉紅色陰影與淡紅色調，藉以營造夕陽餘暉，但由於荷馬作品中的大多數紅色顏料都極易褪色，故時至今日該類效果多已消失，不過在《做個農家男孩》中橙色與藍色的運用仍清晰可見。此作中橙藍並置的方式不僅強化視覺效果，亦為作品增添裝飾性，正如荷馬自謝弗勒爾所學的互補色理論，同時藉由自身對色彩的運用掌握能力，統一畫面結構，創造整體的和諧感。
約莫於1880年代，美國藝評界因荷馬作品中的氣氛效果與裝飾性色彩，開始將其畫風歸類為印象派，甚至進一步主張其比法國畫家更稱得上是印象派畫家。荷馬以其獨特的印象派風格取得成功，並激勵新一代美國藝術家，促成「美國印象派畫家群」的誕生。
五、結語：美國式印象派的轉向
1880年代之後，儘管荷馬的水彩畫保留與印象派的密切聯繫，但其油畫作品卻走向另一種創作方向。當時荷馬曾造訪麻薩諸塞州的格羅斯特（Gloucester）、英格蘭沿海小鎮卡勒考茲（Cullercoats），以及緬因州海岸的僻靜小鎮普魯特頸（Prout’s Neck）等地，描繪當地居民與大海之間，永恆且時常帶有悲劇性的搏鬥。
相對於透過戶外寫生完成的水彩畫展現即時性，荷馬於1885年完成的油畫作品《鯡魚網》（The Herring Net，圖11），則以陰鬱且具紀念碑性的人物刻畫，展現海岸嚴峻生活的英雄主義。荷馬為此作進行許多速寫（圖12），但在最終定稿中微調人物姿態，使主要人物的動作相互平衡，並集中視覺焦點，同時弱化畫中船隻的重量感。結果畫面呈現與印象派相似的構圖風格，例如：飛翔的海鷗、裁切的視角與具體的瞬間場景，但其深沉色調卻為主題賦予具紀念性、近乎永恆的氛圍。
與其精準還原眼前所見，荷馬在此作更強調當面對無常險峻大海時，漁夫所展現的勇氣與堅毅，此類敘事方向即與印象派追求捕捉「短暫與日常」的理念相應。《鯡魚網》如今被視為荷馬最具印象派特色的油畫之一，此作為波士頓美術館委其創作，描繪紐英格蘭主要漁業場景的系列代表作。
至1890年代，荷馬繼續以系列形式創作，並轉向專注於緬因海岸的純粹自然風景。以《緬因海岸》（Coast of Maine，圖13）為例，正如莫內在同一年代創作的乾草垛系列（haystacks）與魯昂主教座堂系列（cathedral at Rouen），荷馬亦創作多幅描繪特定時間與季節下海浪變化的作品。
儘管荷馬有部分油畫是在畫室中完成，另一部分則為戶外寫生，但其始終致力捕捉自然光與大氣的實感。當時美國藏家對莫內極為推崇，或許荷馬可能因此知道莫內在1890年代的系列創作，但無論其是否見過莫內作品，荷馬的創作動機始終源自同樣的藝術衝動且貫穿一生，更重要的是其藝術養成乃根源美國本土環境，而非源自歐洲傳統。
王明彥( 15篇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藝術史論組博士。曾任職於中研院、故宮南院、文化部、史博館、十三行博物館、陳澄波文化基金會等單位，從事研究、策展、教育推廣等相關工作。研究領域為中國藝術史、韓國藝術史、中韓文化交流、亞洲陶瓷等，西洋美術則屬研究興趣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