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個月，我在臺北忠孝復興捷運站，搭乘大安路出口的電扶梯時，固定看到一張「水墨，結束了嗎？」的研討會廣告海報。該項活動以線上方式進行，於12月初舉行完畢。針對當代水墨藝術現況，何以策劃人需要使用如此聳動的標題？我雖然好奇，終究沒有連線聆聽。
事實上，去年10月下旬，任教於臺大藝術史研究所的陳韻如教授曾經來過郵件，希望我支持並參與該研討會，擔任其中一個場次的主持人。有鑑於研討會的標題下得過猛，尤其給了一個類似歇後語的副標題「再現筆墨精神」，顯有預設立場之嫌，不僅主觀，也投射策劃人的一廂情願。如果說，參與就是支持，我實在難以同意那樣的命題與修辭。因此，我在回覆的郵件中，針對研討會的提問方式，表明了保留的看法，以及不確定是否合適參與。
的確，我真不知道上述的修辭預設了什麼樣的意識形態或認知基礎。我在郵件中寫道：「當代水墨藝術的創作，是否一定得在傳統─甚至是文人畫─意識框架的『筆墨』概念下進行？而且非得『再現筆墨精神』，否則就意味著水墨結束了？這樣的理解，我個人覺得相當侷限，也與當今藝術界的創作實況脫節。」我很直白地質疑，該研討會的架構讓我感覺有侷限之虞，因為又要沒完沒了地從「筆墨」，以及什麼是「筆墨精神」開始談起，所以倍感忐忑。
身為獨立學人，我也是藝術史學科訓練出來的，早年更以中國繪畫史為鑽研領域。然而，以我過去20餘年來，對於臺灣當代水墨藝術創作的關注與觀照來看，年青世代對於水墨創作的參與，近年來相對活潑而多元。不但如此，最近10幾年來，我持續透過策展的實踐，希望擴大水墨藝術的視野，也擴大水墨創作的參考範圍，將思維擴及東亞地區，強調藝術家互為文本的想法。2008年，我應臺北市立美術館之邀，策劃「形．意．質．韻：東亞當代水墨創作邀請展」，匯集臺灣、中國大陸、日本、韓國，共計25位藝術家的作品展出。2017年，從臺灣前往中國大陸發展，在銀川當代美術館擔任館長的謝素貞女士特別邀請，我繼續以東亞為地理範疇，仍以中國大陸和臺灣兩個地區為主，日本與韓國為輔，策劃「聲東擊西：東亞水墨藝術的當代再造」，更大規模地邀請了27位藝術家共襄盛舉。
透過展覽的策劃，長期觀察當代水墨藝術創作的狀態，試著提出與時俱進的論述觀點，我逐漸發現也確信，藝術史早已失去為當代藝術發展掌舵的契機。強調筆墨或筆墨精神，如今只能是藝術家各人的選擇，絕非唯一出路。何況，以毛筆書寫和繪畫早已不是當代文化的日常現實。誠如日本評論家千葉成夫（Chiba Shigeo）指出，當西方的書寫工具傳入，人們漸漸少用筆墨；二戰過後，日本人又更進一步，對於筆墨的使用早已生疏，不但沒有從小拿筆墨寫字的習慣，遑論以水墨作畫。這麼活生生的現實，別說是日本，臺灣、中國，乃至於韓國，何嘗不是如此？
現實鉅變，筆墨走入歷史已成必然。來到筆墨終結的時代，更應該問的是：當筆墨不再是水墨創作及審美的核心價值，水墨藝術可以怎麼繼續發展？回顧中國水墨藝術歷史，筆墨成為創作不可或缺的技巧、概念，甚至於品評美學高下的標準，並不是一開始就如此。以筆墨判別畫家高明與否，實際到了五代時期的荊浩（9世紀後期到10世紀初期），才有「氣、韻、思、景、筆、墨」作為繪畫六要的主張。在《筆法記》當中，荊浩區分了「有筆而無墨」與「有墨而無筆」的差別，筆墨自此成為一種判準。直到文人畫擅場，宰制中國畫史的話語權以後，筆墨進一步成為至高無上的準則。
從歷史來看，筆墨論反映文人畫的審美觀。實際上，藝術創作遠為浩瀚。面對當代世界，看待水墨創作，如果還是口口聲聲喊著筆墨或筆墨精神，明顯太過窠臼與食古不化。筆墨終結的年代，難道不是水墨藝術進入全新篇章的開始？我們不如拭目以待！
王嘉驥( 14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