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在匾額裡的台灣故事：故宮南院「蔡牽與王得祿」特展

匾額又作扁額，是掛在廳堂或亭榭上的題字橫牌，通常被歸類成建築的裝飾構件，在作為門面的具象功能下，不僅替亭、台、樓、閣、軒、榭、廳、堂等不同的建築設計增添畫龍點睛作用，也集文學、書法，以及雕刻、塑造、髹漆、彩繪、貼金等工藝之美；而題款年代、立匾人、戳印的資訊，則為歷史研究提供線索，是極具保存意義的有形文化資產。在匾額的文化資產價值被正視，調查活動屢有開展的背景下，國立故宮博物院的「蔡牽與王得祿」特展，在院藏清代檔案之外，也將台灣宮廟收藏的贈匾納入展覽，在匾額附屬建築之外，再思考匾額蘊含工藝、美術和歷史文化性的特色，可以如何連結其他領域。

北宋李誡《營造法式》中的「牌」，可視為最早的匾額紀錄，隨後除建築物的標名，由於廟堂、民宅和店鋪的使用，教化、頌德和興業誌慶的需求和宣告，讓懸掛匾額成為傳統社會相當重要的習俗表現。到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又配合統治政策的需求，形成特殊御賜匾額辦法，而後地方官員、士紳競相仿效，再發展出個人名義的贈獻，以體現政治合法性以及政策宣揚目的。

在台灣大量開採杉木、檜木等大型樹種之前，匾額主要使用福建杉木，並且為方便船運，木料裁切成較小尺寸，因此台灣早期的匾額多是用三或五塊不等的長木片拼接，再用外框框住。字體主要以楷書最多，通常使用金屬釘把片狀陽文題字固定在額面上；上下款常先在板面左右刨出長方形凹槽，分別將書寫贈獻時間和捐獻人的長方形木塊牢固嵌入。匾額的製作因為外框雕刻的設計，匾面髹漆、彩繪工藝的講究，又可見加入貼金、螺鈿等裝飾表現，將台灣匾額從功能面推向藝術層次發展。

由於匾額依附建築物存在，在台灣寺廟、祠堂、民宅等傳統建築可見的各式樣匾額，至少包含：名號標示、資格證明、殊榮旌表、隆恩致謝、高情寄跡、教義宏揚等功能。清末因修志紀錄了部分匾額，到日治大正五年（1916）發行《台灣名勝舊蹟誌》，開始對台灣匾額較詳實的紀錄。戰後對匾額的關注擴及區域性衙署、學校、廟寺、墓塚、宗祠、行郊、園林匾額的調查，捐題者、年代的標示，以及刻法、材質、字體的考察，並有多篇對台灣匾額進行研究的學位論文問世，顯示做為建築物附屬之外，匾額的政治、社會多元角色扮演已經逐步被正視。在匾額字句底下所蘊含與歷史事件、地理變遷、族群關係、地方互動關係等，透過與文獻資料的相互對照得到印證。

前台灣所知受王得祿贈匾的廟宇，分布台灣南、北部，以及外島，包括台北艋舺龍山寺在二戰末期遭盟軍轟炸而燒毀的「大慈大悲」匾，這些匾額大致被放置正殿，甚至入口頂上位置，作為鎮殿、鎮廟之寶看待，說明王得祿匾額對寺廟有相當重大意義。從形式上看，除「大慈大悲」匾燒毀而無從瞭解外，其他匾額都採多塊長木片拼接，也多見使用金粉、螺鈿裝飾。額面以加裝外框為多，上下款除在板面刨槽嵌入外，另見用陰刻上漆方式處理，處處表現不同時間、區域匠師工藝的匾額製作風格。

另一方面，匾額的年代、名款、戳印，也留下理解贈匾者履歷，及其與地方社會發展關聯的蛛絲馬跡。寺廟在「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議題中，向有國家與社會間上下意見表達和溝通管道，是政府和地方領導階層建立權威和階級流動的場所。清代台灣的寺廟，就集結科舉功名的士紳，總理、董事、保正、管事等鄉治代理人，領有官方牌戳的業戶、墾戶等地方菁英參與寺廟活動；又透過募捐、題聯、贈匾，投資「象徵資本」，以累積在地地位、名望。以故宮南院展廳現正展出的三面王得祿贈獻匾額做觀察：

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參徹禪師自福建鼓山，奉觀世音菩薩像到仙草埔布法，乾隆十二年（1747）由二代住持鶴齡與周邊村落共同籌建佛堂，乾隆五十五年（1790）修建成寺廟。王得祿在嘉慶十三年（1808）升任福建水師提督後，嘉慶二十一年（1816）遭逢元配范夫人過世，鑑於大仙寺地理優美，夫人棺木從廈門官署運返台灣後，由王得祿捐款闢建大仙寺新殿，舊址改修為范夫人墓園，進而在嘉慶二十二年（1817）對大仙寺敬獻「大發慈悲」匾額。

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僧人樹璧自湄洲祖廟的朝天閣奉請媽祖來台，在笨港北岸登岸，由居民建築茅草小祠奉祀；康熙三十九年（1700）信徒敬獻廟地、籌款興建天妃廟，雍正八年（1730）重建，易名「笨港天后宮」。道光年間以媽祖奉迎自祖廟朝天閣，改為「朝天宮」。王得祿則是由於長期海上征戰的傷病，道光元年（1821）提請解任回籍後，道光十二年（1832）再奏請自行招募兵勇，從廈門渡海，協助平定嘉義張丙抗官事件，並在事平後受加封太子少保銜。王得祿贈獻「海天靈貺」匾額時間「道光丁酉年」，即道光十七年（1837），適逢朝天宮重修，王得祿應是感念媽祖庇佑，因此有獻匾之舉。

「海天靈貺」匾額置放在朝天宮正殿的右上方，以多塊長條木板拼接，而後在髹漆的額面上用金屬釘固定題字。長時間受香煙裊繞而燻黑的匾面，在燈光下猶可見金粉閃耀，透露些微赭紅原色；外框的龍形紋飾，增顯匾額華麗又不失莊重的風格。匾面左右兩側刨切凹槽，分別嵌入立匾時間、捐獻者職銜和姓名，並分別留有「己酉年陽月即選通判男朝輔重修」及「辛亥年陽月吉旦孫王順記重修」兩次後代子孫維護的標記。特別處是匾額中央上端，有獨特的陽刻「獻」字。

此外，匾額開端王得祿官銜、身分的表明，使用「太子太師贈加伯爵前任閩浙水陸提督二等子爵世襲王得祿謹」，「太子太師贈加伯爵」是道光二十二年（1842）王得祿過世的隔年，由皇帝追贈的稱銜，頗耐人尋味。從匾額形式、標示的關照出發，再對照文獻，對於人物事功、履歷，及其與受贈者間相互的拉抬關係，可以有更多的探究。

朴子配天宮主祀天上聖母，相傳清康熙年間信徒攜帶湄洲聖母金身渡台，媽祖在朴子溪南畔的朴仔樹下停駐，指示要永佑黎庶。因而信眾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聚資興築神殿，並將奠基的朴樹截斷，雕成「鎮殿媽祖」金身；嘉慶二十年（1815）寺廟更名為配天宮，成為地方信仰中心。王得祿自道光初年解任回籍，繼道光十二年（1832）募勇協助平定張丙事件，又在道光十六年（1836）弭平沈知動亂中建功，因而道光十八年（1838）再晉加太子太保銜，不僅王得祿在嘉義的故里同感榮耀而改稱「太保」，王得祿也在隔年（道光十九年，1839）贈獻在地的配天宮「聖神光化」、「福海永清」兩面匾額。

「福海永清」匾已在多年前移放配天宮文物館，但形式與其他廟匾略有不同，是以兩塊長條形木板拼接後在額面髹漆；黑色額面的綠色「福海永清」陽刻題字上，加飾有螺鈿。板面左右兩側則是用陰刻，分別標明立匾時間「道光十有九年孟冬吉旦」，以及獻匾人稱銜和姓名的「賞戴双眼花翎太子太保閩浙水陸提督二等子爵世襲王得祿敬立」；匾上也留存王得祿裔孫王順記重修的標示。在黑漆匾面、綠色題字和紅漆上下款的相互烘托，「福海永清」匾雅致中帶有沉穩，也為台灣現存王得祿匾額研究提供多元內容、表現和製作方法的參照。

結論
台灣的匾額在台灣本土意識和文物資產保護法的作用下，已積極建立調查方法，也明確被認定為古物。除了作為附屬建築的重要古物，匾額背後蘊藏文獻無徵的故事，乃至年代、名款、戳印等對台灣過去行政建置、職官組織、人物傳奇、地方文化、宮廟歷史等，可以發揮訂正、補遺文獻不足的功能，已經獲得認同；以匾聯從事的史事考證，也在台灣史研究上建立有諸多先例。鑑於過去大多從工藝或藝術史角度分析，較少從匾額生成的文化脈絡探討，匾額的意義缺乏足夠的推廣和認知，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在2019年7月推出「蔡牽與王得祿」特展，以民間廟宇收藏的王得祿贈匾，搭配院藏檔案、奏摺，共同講述海上梟雄與水師提督王得祿間的對決。透過匾額在博物館的展演，藉由匾額與文獻二者的相輔相成，展現匾額的工藝之美、文化意義，乃至社會網絡、象徵資本議題的討論，經由與文獻對話進行的多元詮釋，達到匾額價值推廣和運用；使匾額的光芒可以從廟宇延續到展廳，也為博物館展示激盪出更多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