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東亞秩序500年， 從〈職貢圖〉到《馬關條約》 專訪故宮南院「地緣政治的國際萬象：14至19世紀的東亞世界」

「地緣政治」是近年的熱門詞彙，探討地理要素（空間、資源、位置）對政治格局、國家戰略等國際局勢之影響。當我們以臺灣為中心，由近而遠去理解，中國、日本、韓國，乃至整個世界，緊密相繫的東亞歷史是必須理解的課題。

故宮南院「地緣政治的國際萬象：十四至十九世紀的東亞世界」特展於2月15 日至5月10日展出。這場展覽是一場關於「權力如何被視覺化」的深度解析，以「職貢制度」的興衰為軸線，「從物件看歷史」的方式為策略，透過嚴謹的藝術史與外交史交錯視角，跨越元末明初至清末馬關條約的五百年時空，解構傳統中國的「天朝」體系，重構近代東亞錯綜複雜的多中心互動光譜。

透過職貢圖、地圖使節行列圖、條約檔案等，故宮書畫文獻處助理研究員暨策展人鄭淑方省思：「回顧這段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思考視覺史料扮演了何種角色？他們又留下了何種的歷史印記？臺灣作為東亞地中海的樞紐，如何從歷史視野思考當代東亞以及我們的定位與角色，以因應未來全球局勢的轉變。」

該展是故宮百年院慶後迎接的第一場大型國際展覽，由英國國家學術研究院（British Academy）支援的研究計劃，展出故宮典藏外，又特別向大英博物館、仁川廣域市立博物館、高麗大學博物館、九州國立博物館、大阪歷史博物館，及外交部、國立臺灣博物館等國內外博物館借展珍貴文物，共展出85組99件。展覽有著重要的國際交流實質突破性，除首次與國際最頂尖的研究機構共同策展，也是故宮首次向韓國及大英博物館借展文物，拓展了故宮國際學術與策展合作的新格局。這樣的合作借展本身即是種國際交流與國家力量的展現。

延伸閱讀｜東亞500年，從物件讀史：故宮南院「地緣政治的國際萬象：14至19世紀的東亞世界」特展亮相，大英博物館、韓國與日本重磅借展

鄭淑方曾於2020年舉辦「四方來朝—職貢圖特展」，而後持續深化學術探索，2024年為「萬國津梁—東亞海上的琉球」策展小組研究人員之一，而此次展覽更重要的是它背後有一個跨國、跨學科的研究計畫支撐。鄭淑方說明，她於2023年參與英國國家學術研究院獎助的大型國際研究計畫，集結來自全球20位跨人文、社會科學的國際學者，涵蓋歷史、藝術史、語言學、政治學、國際關係、人類學及數位科技等領域，共同探討「中國全球秩序」這一宏大命題，其研究成果轉化為此次展覽的基礎。跨國合作的經驗，將視野從根本轉變，「我們常說中國對外有影響，那影響是什麼？其實應該從外面去看，而不是在裡面看。」

五個單元的敘事路徑：從職貢圖到《馬關條約》

文物建構歷史，將歷史具象可視化。展覽採用了漸進式的敘事結構。第一單元「中國的職貢傳統與圖像 」，延續2020年「職貢圖」特展的研究成果，作為過渡與連結；第二單元「十四至十九世紀的東亞世界」聚焦空間與時間維度，探討職貢制度的歷史演變；第三單元「以『中國』為中心的職貢體制：涉外意識與赴中使行」深入中國職貢體系及其對外影響。

最引人注目的當是第四單元「以『日本』為中心的新興挑戰：招諭、武力與外交」。鄭淑方說明「這是最精彩的單元，也是全臺灣的展覽和研究還沒有處理到的開創性領域。中研院院士陳國棟評價這是『第一次在臺灣展出通信使』，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第五單元「職貢體制的終結：甲午戰爭與馬關條約」，以1895年《馬關條約》作結論，一方面它終結了職貢體制，另一方面也與臺灣的在地性產生直接連結。

「職貢體系」是古代中國對外的交往模式，「職貢圖」是歷代形塑普世臣服的重要圖式，將職貢制度所內含的等級秩序、華夷有別、「中心—邊陲」與普世臣服的世界觀加以具象化。「國寶」傳唐代閻立本〈職貢圖〉，描繪基於唐代貞觀五年（631），域外的婆利、羅剎、林邑三國使節團，向大唐帝國朝貢的史實。既有紀實也有想像，展現古代國際交流的視覺敘述。另一件，五代南唐顧德謙〈摹梁元帝番客入朝圖〉，卷軸中赫然出現了日本使節的形象。然而經嚴謹史料比對，在該圖像設定的歷史時空中，日本並未派遣使節前往中國。可以說是基於中國中心主義世界觀所進行的政治想像與視覺虛構。

在這裡，鄭淑方提出一個思考：「職貢」等於「朝貢」嗎？她指出，如果單看中國史書，技術性的記載往往簡化為「某某來朝」，但「來朝」這個「朝」字的定義是模糊的。中國對「來者」的定義其實相當寬泛，不一定要是官方使節，只要是外國人來到中國，都可能被記錄為「來朝者」。因此，許多職貢圖中描繪的人物未必是真正的外交使節。清代謝遂的〈職貢圖〉便是一個例證，畫中人物包括官員與平民，每段圖都附滿、漢文題識，內容反映出乾隆皇帝對外關係、邊地統治的思考。

職貢圖表現的內容也隨著歷史演變。早年的職貢圖以使者人物為重點，但到了明代以後，圖像中大量湧現箱子、貨物等物質元素，或顯示出跨國流動的底層動力與經濟貿易「商機」相關，許多人物可能是商人並非官方代表。可以這樣理解，「職貢圖」並無法精確地確認為是官方外交官或國家代表的「朝貢」圖像紀錄。中國歷史上的職貢圖多為充滿意識形態的視覺建構，彰顯「萬國來朝」的政治意涵。

展中正有一件名為〈萬國來朝〉的版畫作品。鄭淑方介紹，這件大英博物館借展的17世紀明末清初「姑蘇王君甫發行」作品，是目前所知全世界唯一的版畫形式的「朝貢圖」，使節形象描繪具有神怪感，雲氣繚繞其間，這種獨特的視覺呈現可能反映了民間對「外邦」世界的想像方式。對於一般民眾而言，他們更熟悉寺廟宗教題材中的須彌山、地獄等圖像，因此將外國使節置於這種宗教圖像脈絡中，或許反而更容易理解「中國以外的世界」。而，這件版畫將外交題材民間化、宗教化，也提供了理解朝貢體系如何在不同社會階層中被接受與轉化的獨特視角。鄭淑方並不臆測，其保留態度說明，以上是為初步思考，仍有待更多研究。

相較於中國職貢圖的模糊性，日本、朝鮮與琉球的相關圖像反而更為精確。以朝鮮通信使或琉球使節上江戶的圖像為例，這些作品往往會明確標示使節的職稱、官位與任務，呈現出更為寫實與紀實的特質，也更符合史料記載與使節的實際身份。

多中心互動的現場：地圖、使節行列、戰爭與屏風

展覽中亦以地圖作為地理空間的視覺形象，呈現近世中國、朝鮮、日本與琉球等在此空間中的相對位置，揭示領土與海域如何構成地緣政治運作的基本條件，形塑國家戰略、外交取向與對外秩序的建構。九州國立博物館藏的〈中國圖〉，為荷蘭製圖家約多庫斯・洪第烏斯（1563－1612）於1606年出版並手工上色的世界地圖之一，描繪了中國、日本、朝鮮與東南亞。地圖中有著長城與山脈所界定的疆界，也有巨船與日本殉教場景，而當時的臺灣尚未被完整看待，凸顯亞洲在歐洲視野中的他者形象。

14至19世紀，東亞各國政權更迭，互動關係更為緊密。明朝太祖朱元璋建立以中國為中心的職貢體制，形塑近世東亞國際秩序。在明清宗藩體制下，朝鮮於漢字文化圈留下的書畫佳作也在此展呈現，如借展自高麗大學博物館的金正喜〈墨蘭圖〉與〈書額〉、申緯〈墨竹圖八曲屏〉、姜世晃 〈山水圖〉、李慶胤《山水人物畫帖》等，融會中國書畫藝術創作，可說是外交往來的文化遺緒。

稱為「萬國津梁」的琉球，則自15世紀後與鄰近的中國、日本，以及東南亞等地建立政經文化接觸，明、清兩代皇帝皆以「琉球國中山王」名號冊封琉球國王，與琉球交往的相關奏摺文書也在展出之列。日本薩摩藩則在1609年，為擴張勢力並獲取貿易利益入侵琉球，使琉球成為附屬國，此後其同屬為中國與日本的兩屬關係。江戶時代，每逢德川幕府將軍繼位或琉球國王即位，會派遣使節赴日，1634年至1850年間共遣使18次。大英博物館借展的〈琉球國兩史登城行列繪卷〉全長5025公分，即描繪了1710年感恩使與慶賀使雙使節赴江戶的行列，極為難得，為歷年第二大規模。琉球使節團在龐大的薩摩藩武士隨從下行進，也向觀者展示出薩摩藩藩主於該時所掌握的強大軍政勢力。

另一方面，日本在豐臣秀吉統一之後，亟欲建構以日本為中心的職貢體制，而日本又是如何透過外交、詔諭及軍事行動挑戰中國，意圖成為東亞權力中心，也可見於展覽。鄭淑方研究表示，日本對中國的關係態度至少可追溯至隋代的國書事件。儘管日本大量學習中國文化，但在政治地位的認知上始終保持清晰界限：日本並不願意被納入中國的朝貢體系。

「隋大業三年（607），日本派遣使節攜國書抵達中國。據《隋書・倭國傳》記載，其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皇帝看了很不高興，覺得『蠻夷書有無禮者』。日本以「天子」對「天子」，否定了中國皇帝為唯一的天子，並將自認處於世界中心的中國，至於日沒之處。」透過比對中國與日本史書的相關記載，可以發現日本有意識地在外交層面追求與中國的平等對話與互動。這種國際政治自覺，最終演變為實際的軍事與外交行動。

豐臣秀吉在1592年發動的「壬辰戰爭」，實質上是日本首次將「與中國競逐東亞霸權」的意識付諸行動。這場戰爭並非單純針對朝鮮，而是以朝鮮為跳板，意圖進攻中國明朝。壬辰戰爭中的朝鮮名將李舜臣，率領水軍屢次擊潰日軍，後於1598年露梁海戰中壯烈殉國，諡號「忠武」，被尊為民族英雄。高麗大學博物館借展之〈草書〉，乃李舜臣書於1593年3月17日，信中語氣急切，流露出對軍糧運輸困頓的憂慮，「而糧運不繼，湖西諸處皆未免愕駭⋯⋯」真切反映朝鮮軍糧短缺、後勤補給艱難的嚴峻局勢，字裡行間蘊含著緊張戰局下「急書」的張力。

戰爭最終因豐臣秀吉的病逝，日本於1598年撤軍結束。日本江戶幕府成立後，日本德川幕府就實質利益考量，試圖修復外交關係。即便壬辰戰爭幾乎導致朝鮮亡國，但鑑於女真崛起於北方，逐步波及明朝，朝鮮無法承受前後夾擊的風險，因此恢復與日本的往來。由17世紀初期起約兩百年的時間，1607年至1811年「朝鮮通信使」訪日總計為12次，此近年來被重視的研究議題，亦為臺灣展覽的第一次。

相關的朝鮮通信使圖像紀錄，九州國立博物館藏〈朝鮮通信使川御座船圖六曲屏風〉為重要焦點。通信使團自大坂沿淀川溯流而上，於淀浦登陸後轉陸路前往江戶。本圖再現航行於淀川的川御座船。依船上「上判事第三船」旗幟可知，船上載有通信使團的上判事，據學界考證，此船應為正德元年（1711）上判事所乘之川御座船。另，從旗幟、帳幕與樓閣棟飾所見的扇紋判斷，該船應為肥前國島原藩松平家所提供。大阪歷史博物館有關朝鮮通信使的辛基秀藏品〈正德度 朝鮮通信使上上官第三船圖與供船圖〉、〈享保度 朝鮮通信使上判事第一船圖〉等亦在展中。

職貢體制的終結與臺灣的在地連結

19世紀末，日本與清朝因朝鮮宗主權問題在1894年爆發「甲午戰爭」。該場戰爭由日本策動，以豐島海戰為爆發標誌，中日訂立《馬關條約》為終結。確認了朝鮮的獨立自主，終結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制，臺灣也被割讓給日本。標誌著19世紀末東亞職貢體制的終結與國際秩序的重整。

小林清親繪製的〈朝鮮豐島海戰之圖〉。月夜裡，軍艦上燃起熊熊升空的鮮紅火焰，左側是戰敗後登上朝鮮海岸的清軍士兵，右側則是一片通往日本方向、寧靜而映照月光的海面，形成強烈對比。浮世繪版畫作為大眾媒體時，小林清親以光影效果營造戲劇性氛圍，將殘酷的戰爭場面透過美學化的手法，形塑戰爭的視覺記憶。

外交部借展的1895年《馬關條約》正本，則由日皇核簽本、漢文簽署本、日文核簽本、另約所組成。而這份條約的影響力在當下，依然擾動著東亞地緣政治的發展。簽訂《馬關條約》後，同年6月2日，日本由臺灣總督樺山資紀與清國代表李經方於基隆港外簽定條約，國立臺灣博物館借展的1895年《乙未年臺灣授受條約文書草本》，是臺灣主權移交的核心文獻，兼具歷史、法源價值與日本統治的主權宣示，同時反映出國際秩序變遷下的權力轉移。

鄭淑方結語：「本研究經由物質文化的分析，呈現近世中國、日本爭衡下的東亞國際秩序，說明漢字文化圈並非是以中國為中心的依存關係，而是中日對抗關係所形成的兩極模式：其次，宗藩關係的維繫有賴國家實力與軍事力量的強大，而非德治與文化，各政權對於職貢體制『中心』地位的競逐，成為驅動東亞國際局勢演變的重要動力。」

在當代全球化的語境中，地緣政治往往被視為外交、國防與經濟領域的專屬命題。然而，當博物館作為一個兼具學術研究與公共教育功能的場域，開始介入東亞歷史與全球秩序的探討時，展覽本身即可以成為一場跨越國族邊界、直面歷史結構的深度對話。這檔「地緣政治」的跨國大展，證明了博物館可以成為跨越國界的公共討論平臺。透過「歷史」這座橋樑，各方得以在不觸碰當下現實利益衝突的前提下，尋求「東亞史觀」的可能性。

參考書目與延伸閱讀：

鄭淑方〈地緣政治的國際萬象─十四至十九世紀的東亞世界〉，《故宮文物月刊》516期，2026年5月號，頁4－19。

陳國棟〈豐臣秀吉東亞關係中的呂宋與臺灣〉，《故宮文物月刊》516期，2026年5月號，頁20－29。

大澤研一著、周均穎譯〈朝鮮通信使所連結的日本與朝鮮—以對馬的存在為焦點〉，《故宮文物月刊》516期，2026年5月號，頁30－39。

宋浣範著、許怡齡譯〈「壬辰戰爭」與「明清交替期」之東亞各國內外政局〉，《故宮文物月刊》516期，2026年5月號，頁40－49。

「地緣政治的國際萬象：十四至十九世紀的東亞世界」特展
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2026/2/15 －5/10

原文載於《典藏．古美術》403期〈解讀東亞秩序500年， 從〈職貢圖〉到《馬關條約》 專訪故宮南院「地緣政治的國際萬象：14至19世紀的東亞世界」〉，作者：藍玉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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