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0年起，新加坡的華人書畫藏家兼胡椒商陳之初（1911－1983，圖1）之遺族，陸續將包括書畫、端硯、印章與陶瓷等藏品，捐贈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以紀念其藝術貢獻。此前約莫於1970年代，陳氏已捐贈南洋大學李光前博物館（今國立新加坡大學博物館）與臺灣中國文化大學一批畫作。
陳之初生於新加坡，自幼學習書法，後赴中國求學，返鄉後即於潮州商人林樹森手下工作，因勤勉上進，遂獲林氏招其為婿。此後，陳氏投身多元事業發展，身兼企業家、書法家、書畫收藏家與慈善家等多重身分。
陳之初的人生經歷深受中國教育體系影響，而該教育傳統亦於1919年的五四運動後產生重大變革。此一世代的成年生活主要在新加坡度過，相對於當時中國的革命動盪，其生活環境顯得安穩許多。陳氏令友人印象深刻者，乃為論及收藏與書法時所展現的親切與熱忱，新加坡第一代畫家劉抗（1911－2004）、陳人浩（1908－1976），以及藏家劉作籌（1911－1993）等人，經常前往陳宅賞玩新購藏品或與其切磋交流。
身為新加坡美術協會等藝文組織的贊助人與名譽主席，陳之初常邀請會員與學生，至寓所「香雪莊」鑑賞研習其收藏，據說藏品數量最多時曾逾千件，時代橫跨上古至近現代。本文嘗試藉由陳氏自1930年代至1980年代的收藏歷程，略窺新加坡的藝術收藏史。
1939年新加坡的徐悲鴻個展
徐悲鴻（1895－1953）以改革中國傳統水墨畫，使之適應20世紀藝術潮流著稱，其創作取材中國古代歷史，並融合法國學院派風格，深受巴黎高等美術學院訓練之影響。陳之初與徐悲鴻長期書信往返，其中可見徐悲鴻在二年多間屢次致歉，表示因公務繁忙，未能如約完成陳之初多年來求畫之願，甚於1952年病重之際，仍託其妻致信陳之初，表達待康復後定為其完成畫作。陳之初藏品中至少有九幅徐悲鴻畫作，其中三件作品題款即明示贈予陳之初（圖2），二人交情可見一斑，亦說明南洋藏家如何自1930年代起接觸中國藝術市場。
1937年中日戰起，新加坡僑社發起募款，為中國災民提供援助，徐悲鴻亦於1939年在新加坡舉辦畫展，共籌得逾1萬2000元新幣，當時入場費每人為一角。此展幕後推手為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籌備小組於展前即自當地商人募得2500元新幣，陳之初岳父林樹森更購買價值200元新幣之藝術禮券，委託徐氏悲鴻為陳之初作畫。
該展由徐悲鴻親自策劃，先於維多利亞紀念館（今維多利亞音樂廳）展出近百幅油畫作品，其中亦見畫家本人大型自畫像。因徐氏為首位在英國殖民地舉辦個展的中國畫家，亦為當時文化名人，故開幕式當天吸引逾千人參與，出席嘉賓包括英屬海峽殖民地總督與當地華人領袖，三日後則移至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展出，二處展期共計12日。
據報導，陳之初於展覽期間以十元新幣購得畫展攝影圖冊，書中包含徐悲鴻經典鉅作〈田橫五百士〉（圖3）照片，此極有可能為陳氏之初最早收藏徐悲鴻作品之始。此外，陳之初亦積極購藏其他中國近現代畫家作品，包括任伯年（任頤，1839－1894）、齊白石（1864－1957）、趙少昂（1905－1998）等人，另亦收藏林學大（1893－1963）等多位當地藝術學會成員作品。
海派的忠實收藏者
陳之初最為人所知的收藏之一即為任伯年作品，徐悲鴻於1951年曾致函陳氏提醒，任伯年作品成千上萬，若不精挑細選，恐將盡收劣品，並請上海朋友寄贈佳品照片以資參考。1953年，陳氏出版任伯年藏品圖錄，共計收錄真品百幅，委由當地書畫家兼藏家陳宗瑞（1910－1985）主編，1978年史丹佛大學出版的任氏專書即明確指出，目前所知收藏任氏畫作最多者為新加坡陳之初（圖4）。
該圖錄同時收錄徐悲鴻所撰任伯年傳記，除勾勒其生平略事，亦說明徐悲鴻如何蒐集此海派畫家在中國流傳的作品。據文字所載，任伯年之女繼承其父全部財產，後與德商瑞記洋行（Arnhold Karlberg and Co.）上海總買辦吳少卿結婚，其孫吳仲根為上海「湖社畫會」成員，活躍當地藝壇，亦為徐悲鴻摯友。吳仲根得知徐悲鴻乃任伯年忠實愛好者，特贈一沓尚未裝裱的任伯年畫作。
如此徐悲鴻不僅為自身收藏建立清晰傳承脈絡，並溯源至任伯年血親後裔，隨後徐悲鴻彙整一份任氏傳世畫作的精選目錄，並將陳之初藏品中若干代表作，以及徐悲鴻、任氏前妻與其後代藏品進行比較。此後，陳之初即融入涵蓋南洋與中國的任氏愛好者國際網絡，並將此國際網絡延伸至海外展覽。1972年，陳之初捐贈11件任伯年作品，予臺灣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博物館，並於後年獲頒名譽博士學位。1982年，陳之初更出借任氏與徐悲鴻作品達70幅，供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辦特展，據報導觀展人數逾七萬人。
除實際作品外，海派水墨畫風亦藉由藝術教育者范昌乾（1907－1987）、黃葆芳（1912－1989）傳入新加坡（圖5），二人皆於1930年代就讀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師承吳昌碩（1844－1927）學生王个簃（1897－1988）、潘天壽（1897－1971）。
在此脈絡下，陳之初收藏中亦見吳昌碩（圖6、圖7）及其弟子王一亭（1867－1938）、謝公展（1885－1940，圖8）作品。
胡椒大王與文人藏家的雙重身分
由於華人在新加坡積極投入經濟作物種植的商業經營，除了擁有大量土地，亦於貿易、紡織、乾貨、酒類與鴉片等領域占據主導地位。隨著社會地位的逐漸攀升，此一群體亦對藝術活動表現濃厚興趣，並深度參與當地的藝術贊助網絡。
在陳之初的肖像照片中，常見其於書桌前題寫詩文，案上有各式文房用具，身後牆上則懸掛書畫作品（圖9），據陳氏自述，其書法即賴蒐羅古代名家之作，藉以臨摹磨練筆法。而在陳氏肖像畫中亦見以文人形象示人之作例，雖身著緞織龍紋團花長衫顯其富貴，但就石端坐的姿態與其身旁之書畫卷軸，則展現其文人風範。
此外，陳之初亦未刻意掩飾其商人身分，媒體自1970年代起，即已稱其為「胡椒大王」，並因其對國際胡椒市場的專業知識而屢次受訪。從另一角度觀察，陳氏在當時展現融合文人氣質與商業身分的新形式，顯示在中產階級崛起與全球文化重構過程，華人社群仍持續建構藝術品味與文化身分。而徐悲鴻於1939年在新加坡的商業個展，亦可置於此歷史脈絡下觀察，其筆下的馬、喜鵲（圖10）、草蟲等受歡迎題材，即成為海外華人社群建構自身藝術品味與文化身分的媒介。徐悲鴻亦見於畫作題寫獻辭，以表明贈予對象，如同海派商業畫家一般，保留文人畫中「雅俗共存」的傳統理想。
陳之初的戰後文化活動
二戰後，陳之初被當地媒體譽為「南洋最大中國畫收藏家」，例如：陳氏於1952年曾借予英國文化協會中心一批明清書畫，供其舉辦「馬來亞華人古代文明展」。此展由中國學會與新加坡美術協會共同策劃，主辦人為英國前遠東總督與萊佛士博物館（the Raffles Museum，今新加坡國家博物館）館長等人，並邀請新加坡總督主持開幕。
此時期正值馬來亞緊急狀態（Malayan Emergency，1948－1960）期間，英國殖民政府雷厲風行鎮壓馬共活動，每週皆有共黨人士遭特警大量搜捕，但殖民政府官員仍持續藉由舉辦展覽等文化活動，企圖與當地華人社群維持穩定關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藝社團，即為1949年創立的中國學會與新加坡美術協會。二者均以促進社會凝聚力與種族和諧為職志，並與英國殖民當局密切合作，當時媒體報導即指出，中國學會「旨在成為促進殖民地種族和諧的最大貢獻組織」。
而新加坡美術協會則由各族裔藝術家代表組成，成員包含陳之初、劉抗等人，以及其他如中華藝術學會等當地文藝社團，甚至亦見馬來藝術團體代表、英國殖民政府官員參與其中。據當時媒體報導，該協會的文藝活動特色，頗能積極展現一種與西方繪畫風格截然不同的馬來亞在地特色。
與此同時，陳之初亦經常在位於新加坡東海岸之宅邸，舉辦在地藝術家、收藏家與鑑賞家之聚會，1949年的某次聚會中，現場參與者開始稱此為「香雪莊海濱文人雅集」。觀察來賓名單可知，陳氏不僅與新加坡第一代畫家如劉抗、陳宗瑞、陳文希（1906－1991）、黃葆芳等人交往密切，亦與對中國貿易瓷器有深入研究的學者韓槐准（1892－1970）交好。韓氏曾引介陳氏與當時的殖民總督、萊佛士博物館建立合作關係，此後陳氏即對當時英國殖民政府的各項文化活動均有所協助。
除具華人身分者，在陳之初的香雪莊海濱文人雅集中，亦見英國殖民官員穿梭其間，包括同為新加坡美術協會創始成員的英國殖民地教育部藝術督學，以及殖民地總督的私人秘書等，據參與聚會的媒體記者描述，現場充滿中英交流之文化氛圍，甚至亦有歐洲來賓解說中國繪畫的創作過程與秘訣，藉此引領現場西方觀眾理解中國藝術的奧妙之處。
就此來看，可以確定陳之初主要與南洋當地早期藝術家交遊密切，此一群體大多於中國出生，在上海接受美術教育，並於20世紀初期移居新加坡。儘管目前學界對於陳氏收藏品味所知處於初步階段，但仍可從中略窺其藝術偏好，中國古代名家作品之外，陳氏亦購藏南洋本地藝術家、近現代中國藝術家，以及曾造訪南洋地區的歐洲藝術家畫作。
1963年出版的《馬來亞藝術簡史》（Brief History of Malayan Art）即明確指出，同為新加坡出身的黃曼士（1890－1963）之「百扇齋」收藏，雖在書畫方面相當可觀，但陳之初的「香雪莊」收藏範疇領域卻更為豐富多元，甚至連後來的劉作籌「虛白齋」、楊啟霖（1917－1998）「袖海樓」等其他新加坡藏家亦難與其比肩。
目前雖在陳之初家族捐贈亞洲文明博物館的藏品與相關出版圖錄中，未見馬來亞或新加坡本地藝術家的作品，但據《南洋商報》報導，陳氏於1951年11月的新加坡美術協會畫展中，曾購得13幅畫作，作者包括劉抗、陳宗瑞、陳文希與鍾泗賓（1917－1983）等人。在陳氏贈予新加坡華僑中學的作品中，有一幅劉抗於1951年所繪之檳城風景畫，推測應為購自該次展覽。另新加坡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 Singapore）所藏之兩幅陳文希山水畫（圖11）中，皆見齊白石為陳之初所刻之印章鈐印，推測應為陳氏於1970年代收藏之作。
結語
1960年代，新加坡第一代本土畫家劉抗曾感嘆南洋地區仍未設立美術館，以致於市民無處接受藝術薰陶，精神食糧極度匱乏，藝術家亦無從觀摩古今名家畫作，而難以進步。然而，彼時南洋地區雖無正式美術館，至少已有香雪莊收藏可資取代，劉抗憶及當時每回陳之初舉辦藏品展覽時，均能引起各界人士強烈關注，尤其藝術家們在此類展覽中皆如魚得水，彷彿沉浸於一場筆墨與圖像的盛宴。
香雪莊收藏對於新加坡藝術史的意義，在於它緩解藝術史研究者、美術館工作者與策展人長年以來的恐懼，亦即新加坡與馬來亞乃一片文化沙漠之地。南洋大學於1972年7月開設李光前博物館時，校長黃麗松即表示其設館之目的，在於新加坡當地人士注意到，儘管本地有許多東方藝術品流通於私人收藏之間，卻始終缺乏一個公共文化機構收藏並展示該批珍寶，以供社會大眾欣賞研習。
當時新加坡本地藏家皆熱烈響應此一文化建設工程，總計捐贈3013件作品，其中包括書法146件、水墨畫341件，陳之初亦從收藏中挑選繪畫與書法作品數件捐贈（圖12），開館首日即舉辦對外公開展覽，而該次捐贈盛舉更被當時新加坡媒體評論為罕見的公眾集體文化奉獻行動。
新加坡於1965年獨立建國後，如同陳之初一般的重要在地藝術收藏家，即開始被視為國族文化資產與認同的象徵，例如：1976年開館的「國家美術館」（National Museum Art Gallery）便以收藏家陸運濤（1915－1964）所捐贈的115件畫作為核心，目標即為藉此建立國家文化遺產的典藏機構。另新加坡書法學會亦曾於該館舉辦多場書法展覽，而陳之初被譽為新加坡「為數稀少的書法前輩之一」，更於1982年在該館舉辦生前唯一的書法個展，但不幸於展後一年內，即因心臟病發過世。
如今，陳之初家族已將香雪莊收藏中的重要藝術作品捐贈予亞洲文明博物館，此舉亦可視為延續陳氏所看重的文化使命之一環，而此批捐贈與相關研究展覽，正可共同彰顯陳氏推動新加坡華人文化的歷史貢獻與精神傳承。
原文載於《典藏．古美術》400期〈從胡椒商人到文人藏家──陳之初的南洋藝術收藏五十年〉，作者：王明彥（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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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彥( 25篇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藝術史論組博士。曾任職於中研院、故宮南院、文化部、史博館、十三行博物館、陳澄波文化基金會等單位，從事研究、策展、教育推廣等相關工作。研究領域為中國藝術史、韓國藝術史、中韓文化交流、亞洲陶瓷等，西洋美術則屬研究興趣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