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需要什麼樣的美術館館長?
館長難為:願景、實踐與挑戰,選任館長的複雜性
雖說尺幅小,官位沒有理由更大,但都是「綜理館務,並指揮、監督所屬員工」,也是一方所望;且在取得藝壇信任及與長官、民代的磨合上,人力、資源有限的小館不見得比大館輕鬆,還得面臨如何與大館做出區隔、落地實踐的艱難考驗,也難怪美術館遍地開花後,各處都感嘆館長難求。臺灣行政法人體系和英國近似,董事為無給職,館務不可一日無館長,又因行政法人不是公務機構,沒有公務員館長的選項,另行尋才也就變得格外重要。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美術館館長?
雖說尺幅小,官位沒有理由更大,但都是「綜理館務,並指揮、監督所屬員工」,也是一方所望;且在取得藝壇信任及與長官、民代的磨合上,人力、資源有限的小館不見得比大館輕鬆,還得面臨如何與大館做出區隔、落地實踐的艱難考驗,也難怪美術館遍地開花後,各處都感嘆館長難求。臺灣行政法人體系和英國近似,董事為無給職,館務不可一日無館長,又因行政法人不是公務機構,沒有公務員館長的選項,另行尋才也就變得格外重要。
今年新媒系以「觀察者模式」(Observer Pattern)正式參展,由王福瑞、戴嘉明擔任計畫主持人,王連晟、林晏竹共同策展。展覽以行為設計模式來類比與檢視媒體藝術中的機器角色,他們認為「觀察」是一種精細而系統性的感知與認知過程,需要主動、有目的的處理訊息,之後才能更進一步探索,這往往也是藝術生產的起點。當近年AI技術、感測裝置、數據分析等都已成為感知的延伸,且甚至出現一種人機嵌合的系統運作特徵時,我們是否不該只是將機器視為藝術生產的工具,而應將其視為一新型態的觀察者,並重新思考機器介入藝術所反映的觀察意義?
若說李真的雕塑是其內在世界與外部碰撞後的具體現身,這一片尚未被完全整飭、也並不急著規畫的山坡,也好似仍存野生之境的精神領地,預留給未來的驚喜。如其所言:「只要生命還沒結束,就會不斷地去印證自己對感知的感動。只要還活著,這就會不斷持續下去。」
踽踽獨行的陳夏雨(1917-2000)被視為臺灣美術史上承繼黃土水(1895-1930)地位的雕塑家,然因低調謹慎的個性,其創作脈絡始終未見完整的梳理與呈現,所幸在家屬、藝術工作者與藏家攜手合作之下,於今年成立陳夏雨基金會籌備處,可望在日後進行深度推廣。在此藉由長年關注陳夏雨創作的知名設計師蕭文平之分享,引領大眾欣賞其作品的雋永之美。而陳夏雨基金會籌備處現正規劃在明年一月陸續呈現陳夏雨逝世25周年紀念活動,希冀重現陳夏雨所代表的時代美感以及窮其一生追求藝術的可貴精神,其曖曖內含光的作品儘管靜謐無聲,仍應當恆常地閃耀著。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美術館館長?
本次專題,我們也採訪了幾位對相關議題有長期觀察的館員,他們供職於從北到南、不同性質的現當代公立或行政法人美術館,其中有人長期服務於同一家美術館、經歷多位館長任內治理;有人曾先後在不同美術館工作、觀察多元;也有人具備豐富業界經驗,以專業身分經驗美術館館務後,帶來獨到的觀點。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美術館館長?
從編輯部整理的表格中可以發現,臺灣主要的三大美術館舍,任期平均最長的是高美館,最短的是隸屬文化部的國美館。比較英、美、法、日的同性質美術館,便可以發現除了巴黎的龐畢度中心的平均任期和臺灣三館差不多以外,其餘各館皆具有較臺灣三館長的任期。特別是紐約的MOMA,更明顯地遠遠較其他館舍具備更長的館長任期。有趣的是,若從全球最多人造訪的美術館排列名單中去看英、美、法三個館舍,那麼可以發現館長的平均任期長度竟然正比於館舍造訪人數的排名。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美術館館長?
在這全新的藝術環境風景中,關於美術館的人力資源結構與館舍發展方向的再討論,也再次成為了當下必要關注的課題,而「館長」恰是身處這全新挑戰的核心。因此,我們需要一個什麼樣的美術館館長?乃至於一個美術館館長該具備什麼條件?成為了關注藝術環境發展者的某種共同提問。然而,或許更為根本的提問是:「什麼樣的制度環境,讓美術館館長以及相關人力資源得以發展與永續?」或許唯有將視野從思考「對的人」到思考「成長性的健康制度」,才得以真正具備了去想像一個「館長」應有的風姿條件。
調頻至90.0
女影今年迎來31歲,象徵著一個階段性里程碑的重新開始,同時我們也可以發現,在臺灣競賽單元中,出現不少同樣誕生於90年代的導演們,像是《曦曦》導演吳璠(1991)與《跳舞的人》導演黃洛瑤(1992),她們與女影幾乎是成長於同一個時區,並將自己的生命經驗融入在電影中,那這樣的電影又會為今年的映演現場帶來什麼樣的陰性視野。
專題
懷抱著對「制度結構」的問題意識,我們策劃了這次的專題。即便我們無法推翻現有制度「打掉重練」,但在可見的制度性限制中,我們是否能尋找到改變的契機?為此,我們邀請了對博物館發展脈絡有深入研究的黃心蓉老師撰寫專文,並嘗試透過訪談現任或卸任館長與館員,從他們的經驗中投射出今日面臨的挑戰,以及未來可能的改革方向。
當我們回顧歷史,從「屋裡的天使」到「閣樓上的瘋女人」之間,無不經歷著一個「被逼往瘋狂」的過程,尤其當女性試圖在創造中尋找逃脫的路徑時,社會便會與之將精神上的瘋狂劃上等號。而這樣的拯救,作為一種自19世紀以降越發清晰自覺且具普遍意義的女性力量的展示,同樣發生於20世紀中期以來由女性導演所執導的實驗電影之中。穿過驚悚與恐怖,瑪雅.黛倫、珍.雅頓與佩姬.阿維許這三位身處不同時空的女性導演,分別在創造中為我們找到了一絲打破束縛、鑽牆而出的空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