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卡專欄】危機審美：關於為什麼我們還留在北京

回想我最近三次訪問藝術家何遲在北京的工作室，每次去的都是不同的地方，可以說是見證了何遲這兩年工作室的變遷。較早的一次是在黑橋村的二道八號院，那天是何遲在墨方空間個展的展覽飯局之後，醉意正濃的何遲和其他藝術家友人在這裡喝酒、彈琴、唱歌，這種場面是典型的藝術區裡的夜生活。後來再次見到何遲，黑橋的藝術區已經不復存在，他搬到了30多公里外的李橋，不少原來黑橋的藝術家也都分布在那附近的區域。這時何遲的工作室裡堆滿了各種雜物，他說這是還沒來得及找到新工作室的朋友們寄放的，所以這裡看起來像個倉庫。前幾天，再次來到何遲的新工作室，這次的位置是在通州的宋莊。之前的工作室受到去年驅逐低端人口事件的波及，已經被查封了。目前看來宋莊這個最老牌的藝術村落還算最靠譜的，雖然它一直處於「藝術圈鄙視鏈」的最底端。

那次「驅低」風波後，失去工作室的何遲曾經決定離開北京，但最終還是留了下來。這個位於宋莊的新藝術區裡大概有20位藝術家，其中七、八人是來自之前黑橋的二道八號院。當時著名的二道八號院裡差不多容納了200多間工作室，所以回想彼時的盛況，環視此刻周遭的幾位重新聚集起來的藝術家們，仿若是災難電影裡經歷毀滅性打擊的倖存者們彼此重新建立聯繫，並嘗試著重建家園的橋段。

那段時間很多藝術家都萌發了離開北京的念頭，大家覺得發軔於1990年代初的北漂藝術家風潮該結束了。確實有一些藝術家離開了，但同樣一年內連續兩次失去工作室的黃彥說：「其實每年都有人離開，也有人來。」在黃彥看來「驅低事件」只是加速了一些人的離開，該留下的還是會留下來。黑橋村作為一種高密度的藝術創作生態模式（類似的還包括費家村、草場地等）已經難以為繼，新的工作室大多分布在798藝術區到宋莊之間的廣闊地帶。藝術家總數其實並沒有減少，但就好像一把豆子被撒在操場上，讓它們變得難以被發現，也不太會有集群效應了。

何遲所在的新工作室區叫「怡達藝術區」，同樣在這座園區工作的藝術家團體「孑孓社」策劃了題為「怡達新歌聲」的藝術項目，或許是為了拭去黑橋消失所造成的創傷，也是一種紀念，關於一場「史無前例的遷徙」後的「苟且」和「繼續生活」（摘自該項目前言）。我們可以把這個項目理解為藝術家個體對分崩離析的藝術生態的集體化重塑，也包含了經歷「劫後餘生」的樸素情感表達。

回想前陣子拜訪年輕藝術家張淼的工作室，和畫廊主周翊驅車近一小時，到達時天已經黑了。這是在六環橋的附近，道路狹窄而又顛簸，樹木濃密，幾乎沒有路燈，一處簡易的廠房裡透著點光，隨後黑暗中張淼走出來迎接我們，這是這裡唯一的一間工作室。當我聽著張淼大談羅伯特．文丘裡（Robert Venturi）和約翰．海杜克（John Hejduk）時，我努力地燒腦緊跟他的邏輯，試圖能理解他的說法。張淼算是典型的年輕一代藝術家，這代人是更新的一批獨生子女，也更加自我。所以他可以享受一個人偏安一隅，琢磨些古怪的東西。張淼津津樂道地說起，路德維希．密斯．凡德羅（Mies van der Rohe）曾問起海杜克的一個建築設計方案為什麼沒有門，海杜克頗為禪機地回答道：「因為你沒有受到邀請。」在我看來這段典故倒是可以用來比喻北京的現狀，大門看起來從未向藝術家們敞開。

藝術家們的命運更多地與同處這座城市的畫廊和美術館有關，藝術家個體無法擺脫機構、策展人、藝術家集群構成的諸眾症候。即便北京很糟糕，但誰都無法離開這裡另起爐灶，藝術家們置身城市變革這個漩渦之中時，他們努力地將自己從其中抽離出來，忘卻疲憊和艱難。然後看著這個漩渦，並把它想像成拿鐵咖啡表面的螺旋形拉花。所以在粗魯的城市擴張衍生出的野蠻和無序感裡，我們好像還可以讀出一些美感——某種材料或裝飾。目前在UCCA進行的徐冰大展中生銹的腳手架（鷹架）和破木板被文化演繹為一種情懷；長征空間的「違章建築三——特區」中，社會的高速發展及其亂象被技術性分析並附加了趣味共情；石青、曾巨集等人在單行道空間製造了一個「施工工地」，並在裡面進行持續一個月的展覽生產和表演⋯⋯這些項目差不多都在同一時間段發生，在藝術機構裡，表演性的現場重建過濾掉了身體創痛，是觀看的視角而非設身處地。

北京作為一個激烈的現場的內在能量仍然吸引著藝術家，雖然有時會與危機並存，某些情況下需要理性地拋開創傷感——那種舊式的宿命意識。去年腰斬式的拆除和驅趕也顯然是人道主義危機，但這也正是北京作為一個現場之所以吸引人的所在——隨時可能觸發某種危機，但也是一些人眼中的「審美」。北京不是烏托邦，所以留在北京需要技術性應對，而不是總想著創傷。今天當藝術家們選擇留在北京，並且真的留下來了，那目前看來一切就還沒有那麼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