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卡專欄】藝術可以是善意的嗎？

在北京的現代汽車文化中心裡有一套新風系統，在霧霾天可以呼吸到更好的空氣。4月的一個下午，幾位衣著邋遢的民工暫時離開灰霾的建築工地，走進了這個富有科技感的展館，他們在一名工頭的安排下，依次在寫有「居民」兩個大紅字的牆面前佇立拍照。這是在為一個題為「居民」（註1）的藝術項目補拍紀錄圖片。「居民」是這次現代汽車文化中心的展覽「漂流」的其中的一個單元。民工們的衣著打扮與精緻得有點高冷的展覽空間顯得很不協調，習慣於大聲喧嘩的他們甚至被現場的工作人員勸止。

「漂流」是現代汽車文化中心在3月的北京畫廊週期間開幕的展覽。畫廊週組委會藉著香港巴塞爾藝博會（Art Basel HK）的人氣（聽起來有點奇怪，畢竟北京距離香港有2,000多公里遠，這應該就算是全球化的力量吧），組織了這次年初北京的藝術盛事。而在畫廊週鮮明的商業基調之下，這個以「全球資本邏輯和中國特定語境下關於社會流動議題的多種表述形式與可能的實踐方向」（引自展覽前言）的展覽，以其嚴肅氣質而相對顯眼和出眾。但在這個畫廊嘉年華的背後，「漂流」展的籌備階段，其實有一段不大不小的風波：幾名社會實踐項目（包括「居民」和「六環比五環多一環」項目）的發起人提出退出展覽，這讓展覽籌備階段焦頭爛額的策展人李佳感覺有點猝不及防和無可奈何，退展最直接的理由就是質疑展覽在其討論的社會議題的「準確性」和「純粹性」，質疑展覽未能真實的觸及中國最具體和殘酷的現實問題。現在看起來這場質疑風波有點是像最近大家常談及的「政治正確」的危害性。

當然最後的結果是各方的讓步和展覽順利開幕，這個結局倒是符合展覽中的另一個實踐項目——新工人影像小組的《團結者》的態度。這件多屏的影像作品同時展示了一段文本，闡述了異見者之間相互「對話」、「聆聽」、「信任」的價值。這聽起來有點烏托邦色彩，特別是在殘酷和尖銳的社會現實面前，但至少這次是一種局部生效。我們可以說策展人李佳是在為資本工作，在此之前她拿到了現代汽文化中心的青年策展人獎，這次的策展機會就是這個獎項的獎品。策展人必須完成這個展覽，她要將她理解的可能作為「中國語境和全球邏輯的社會議題」的表述，和參加展覽的藝術家及藝術項目團體達成共識。通常情況下藝術家與策展人作為利益共同體，他們的行為方式往往是高度一致的，但這次的退展事件清晰地顯示出關於如何討論和表述「社會」的巨大分歧，簡單的說，可以理解為直接具體的社會層面（特別是矛盾最尖銳的社會底層）和具體案例的介入，和觀念化的抽象符號、景觀和個體情感經驗表達，這兩種工作方法之間的分歧。而李佳作為策展人，必須要有充分的理由將兩種對立在一個框架下平衡呈現，此時的策展人更像是一個調停人，既扮演第三方調解的角色，自己也是被調停的對象。策展人在為資本背書的同時，也必須調停自己作為文化創造者和資本顯而易見的商業訴求之間的各種困局。

在廣東時代美術館的出版物《策展話題》中的《中間人：調停初論》（註2）一文直接將策展人類比為「調停人」（巧合的是此文的譯者正是李佳），在「漂流」展中，策展人似乎扮演者自己譯文中所描述的「調停人」的平庸狡擷的慣常形象，但是當策展人身處藝術方法論陣營的分野以及資本與理想對立的亂局中，資本必須要求策展人快速鮮明的推出一個清晰漂亮的「文化產品」（符合成本控制、快速有效的生產邏輯），策展人試圖建立人性化的知識生產方式的願景就更顯得一廂情願。「策展總處於『過程之中』（being-in-process）的特質可以被視作一種身分的跨越，在這裡『差異』總是分享著某種抵抗的慾望，抵抗那些將『之間』的過程（process of betweenness）變成完成時的力量」，在中國社會現實複雜性的背景下，同時面對多重對抗關係的策展人，扮演好一個調停者的角色，雖然在某一時刻看起來有些主體模糊，但至少可以將工作完成並清晰問題的界限。

新工人影像小組的主創成員之一，藝術家和撰稿人宋軼在一篇題為《評「當政治正確並不正確的時候」》（註3）的文章中，延續了關於團結和獲得共識的話題。文中討論了中國的政治環境中，言論和新聞管制的具體現實下，藝術的社會介入與實踐所面對的不言自明的壓力，「到底是來自『政治正確』的輿情？還是從天而降的不可抗力？中國的藝術機構和藝術家個體，其決定到底是能夠為公眾和媒體的意見左右？還是更要顧及自上而下的殺伐決斷？」，同時繼續討論了在這種政治現實下獲得共識的必要性和緊急性，「中國的藝術界和西方的社會運動，都有人在進行著不同層面的激進實驗；藝術界和公眾，也都有人在不同層面進行著有價值的討論；藝術語言和社會空間方面的突破，也都有人在不同層面進行著深入的探索」，在各自的實踐中「重新關聯、重新闡釋、重新演繹」，並「衝撞出更多轉瞬即逝的空間」 （註4） 。如果說當「漂流」展中的社會介入項目的發起者對展覽純粹性的質疑被定義為一種「政治正確」，而當最後與展覽達成某種程度的共識，實現某種意義上的「言論自由」，那並不是來自當權者的布施，而是來自個體藝術家（或公眾）之間的內部對話和認同感。特別是當中國的人權狀況和輿情管制進一步惡化的今天，在最有限的對話的空間裡，對不同意見的寬容和平等對話就顯得非常的可貴。某些權力話語的擁有者所不屑的自媒體和社交平台，恰恰是中國現實下最贏弱和僅有的公眾發聲渠道（微信早已被官方定義為非法外之地的公共平台，言論必須承擔法律責任）。

回到文章開頭，「居民」項目的發起人在這次的展覽中計畫定期安排一名民工在展廳中向公眾介紹「居民」項目的過往活動，而這名民工的身分又有一個限定：去年年末北京政府驅趕低端人口事件中的親歷者，以他們的身分、背景和經歷的預設下來發出聲音。而在實際的實施過程中，這個方案就或多或少的流於「形式化」和無效，民工們幾乎無法進入藝術家（或項目發起人）設定的語境，更無法與觀眾形成互動。作為藝術家和文化的創造者，如何真正意義上的與底層群體產生關聯？這顯然又是另一道尋求「共識」的話題。在藝術實踐者看來，實踐是他們尋求解決方案的行動路徑。但現狀是這種路徑已經越來越狹窄甚至被切斷，「居民」項目的發起人之一的滿宇的幾個項目都受阻了，去年「深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中他參與策劃的「臨時藝術社區」項目被官方禁止，另外的一些項目的支持資金也被中斷。滿宇的境遇並非孤例，是整個社會文化管控收緊的一個縮影。

公共話語平台的萎縮，底層生存境遇的惡化的同時，藝術頂端的權力話語不斷地在資本和官方權力那裡尋找出口，同時也刻意地與底層的聲音、特別是與商業和官方話語背道而馳的激進文化形態劃清界限、擴大分歧、明確對立。此時此刻有文化覺醒的藝術工作從業者所能做的，就是將僅有的、非常有限的資源盡可能的向底層和實驗的探索者傾斜，憑藉善意的文化良心明修棧道、暗度陳倉。這聽起來像是過分的理想主義和缺乏「現代性」，但在機制崩潰的今天，從業者的個體自覺、主觀善意幾乎是我們僅有的可信賴的方向。對於不同聲音我們需要保持理性對話和釋放盡可能大的善意。例如在「漂流」展中所顯示的人性之光，以及更多今天仍然有理想和良知的藝術從業者們的工作。

註1　「居民」項目是由滿宇、鄭宏彬、劉偉偉於2016至2017年間共同發起的針對珠江三角洲的社會實踐性藝術項目。

註2　《策展話題》為蔡影茜主編，譯者包括李佳、劉傑、楊紫，2014年第一版，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間人：調停初論》一文的原作者為索倫．安德森（Soren Andreasen）和拉斯班．拉爾森（Lars Bang Larsen），中文譯者為李佳。

註3　宋軼的《評「當政治正確並不正確的時候」》是針對Artforum中文網發布的年度話題《當政治正確並不正確的時候》（作者為策展人皮力）的評論文章，宋軼在自己的微信公共號發文之後，皮力在他的個人社交媒體上表示拒絕回應此文，並稱之為「社交網絡和私人公眾號的群毆」「已然成為一個鬧劇」。

註4　此段引文均來自《評「當政治不正確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