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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卡專欄】北京,接下來是藝博會時間

【卞卡專欄】北京,接下來是藝博會時間

在「JINGART藝覽北京博覽會」開幕之後,各種媒體上普遍是正面的褒揚,總體的好評可以看作是ART021團隊在北京的成功,也顯示出大家為營建一個寬容的氛圍,讓一個新生的藝博會可以在北京成長而做出的表態,也從側面顯示了這個行業對北京這幾年現狀的不滿意和對變化的期待。
在「JINGART藝覽北京博覽會」開幕之後,各種媒體上普遍是正面的褒揚,總體的好評可以看作是ART021團隊在北京的成功,也顯示出大家為營建一個寬容的氛圍,讓一個新生的藝博會可以在北京成長而做出的表態,也從側面顯示了這個行業對北京這幾年現狀的不滿意和對變化的期待。
JINGART藝博會外景,建築體為展會場地北京勸業坊。(JINGART提供)
對「JINGART」的誇讚之聲主要是圍繞這「小而精」這個點來說的,按理說「博覽會」作為一種行業營銷模式,「小」無論如何也不能算作是一個優點,博覽會是需要規模和集群效應的。北京勸業坊促狹的空間被塞進了幾十家畫廊,還有贊助商展位和論壇這些基本的標配。比起前些年各種藝博會的氣派和各種熱鬧的衛星項目,這次的「JINGART」還是顯得有點初來乍到的生澀。
JINGART藝博會現場,豪瑟沃斯畫廊(Hauser & Wirth Gallery)展位一景。(JINGART提供)
JINGART藝博會現場,貝浩登畫廊(Perrotin)展位一景。(JINGART提供)
「JINGART」在北京的初次亮相,感覺像是一個拘謹又不失體面的訪客,生怕冒犯主人但又衣著得體、光鮮奪目。比如說豪瑟沃斯畫廊(Hauser & Wirth)、貝浩登(Perrotin)、卓納(David Zwirner)這幾家國際畫廊,是原來的「土產藝博會」所不曾有的,這至少展示了ART021團隊的行業資源,也算是對較小的規模的展會的一些彌補。最近十年間,上海探索出了一個在中國的藝術品稅收政策侷限下如何規範地經營藝博會品牌的模式,而北京的兩個老牌藝博會(藝術北京和CIGE)則一直慘淡經營,5月初的「藝術北京」的定位策略已經轉向大眾消費,客觀上也算是把主流市場讓渡給了後來者(比如「JINGART」)。
「藝術北京」藝博會現場。(藝術北京提供)
「藝術北京」藝博會現場。(藝術北京提供)
在通常的觀點裡,相對於上海作為國際化窗口和文化平台,「JINGART」更像是一個藝術生態的第一現場。這裡聚集這全國各地的藝術家群體和大多數最重要的畫廊機構,更廣泛的講,這裡也是中國各種社會現實矛盾碰撞的現場,所以相對於上海光鮮的美術館、雙年展、藝博會所構架的集群效應而言,北京的自信源於其自有的豐富內容。面對上海名利場的生機勃勃,人們還是相信北京有可能複製甚至超越上海的模式,這想必也是ART021團隊攜「JINGART」北上的基本動力。
JINGART藝博會現場,香格納畫廊展位一景。(JINGART提供)
雖然北京聚集了中國乃至亞洲數量最多的畫廊,最近這十年也是幾家主流大畫廊逐步成熟的時期,其中一些畫廊也開始走向國際平台。但這一時期更年輕的畫廊真正成長起來的並不多,最近幾年新建立的一些畫廊,都在一個很低的層面展開工作,這種「低」指的是所合作藝術家的級別、作品的價位以及在學術層面的地位,其中一些畫廊主動去佔據中低層級的市場,那麼也就意味著它們在藝博會的平台裡難登大雅之堂。而目前北京最重要的年輕畫廊楊畫廊因遷址暫時停擺,這是新興畫廊運營壓力的一個例證。
另一方面,由於生活壓力和頻繁的工作室拆遷,多數年輕藝術家(甚至包括為數不少的成名的藝術家)都處於一個不穩定的過渡期,北京原本的藝術產業鏈最有創造力和活力的環節幾近枯竭。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缺乏中國現實經驗,卻又擁有著良好的海外藝術名校教育背景的年輕一代藝術家佔據了更多的展覽機會,鮑棟曾撰文寫到:「尤其是對那些成長於1990年代、2000年以後逐步進入藝術生涯的新一代藝術家來說,階層性已經在方方面面影響到了他們,對於不同的階層來說,體現在家庭出身、教育背景、工作環境、創作資源、展覽機會上的差異是顯而易見的。 」(註),聽起來很殘酷,藝術好像真的已經不適合窮人家的孩子了。
「北京當代.藝術展2018」在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發布會外景。(卞卡提供)
在5月底另一個藝博會的聲音接踵而至,「北京當代.藝術展2018」在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舉行了發布會,「北京當代」(Beijing Contemporary)容易讓人聯想起十多年前創立並盛極一時的「上海國際當代展」(ShContemporary),當時藝術家身分的周鐵海擔任了ShContemporary的藝術總監,無獨有偶的是「北京當代」的藝術總監鮑棟的第一身分是獨立策展人,學術身分和藝博會的商業形態看起來好像有些格格不入。
鮑棟可以被視作是一個不斷主動尋求主流和經典認同的學者,創立一個藝博會,至少說明他認為學術可以在主流的商業形態裡找到一致性。鮑棟在他的微信朋友圈中談及「北京當代」:「我們是在梳理價值,收藏可以用來投資,但一個好的投資的背後一定是有價值的。」作為藝術生產者(畫廊和藝術家)高度集中的北京,將一個藝博會緊密的和「話語生產」聯繫在一起,既是在為藝術生態本身尋找出路,同時也體現出改造生態和藝術話語生產自身的野心。
廢棄的北京郊區的一處藝術家工作室園區外景。(黃彥提供)
藝術底層生態遭遇潰敗的同時,北京開始複製上海模式,去擁抱一個「藝博會」帝國的願景,不論是「JINGART」或者「北京當代」都公開發聲,強調北京這樣的一個文化中心擁有高級別的藝博會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現在我們當然無法確定這兩個新興的藝博會在北京的未來,但北京藝術生態的草莽時代顯然已經結束了。長遠而言,包括藝博會機制在內的商業體系完善的同時,也必然伴隨著藝術底層活力的消失。
這不能說是一個最好的轉折,但在今天中國的市場邏輯下,我們卻也無力逆轉。

註 引自鮑棟,〈重返階層:面對藝術本身的社會性〉,《藝術界》,第6期,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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