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爾蓋．舒金家族：俄羅斯大收藏家的風光與哀愁

他是成功的實業家也是改變俄國現代藝術觀的收藏家、他是馬諦斯和畢卡索最早的贊助者、也是廿世紀歐洲最重要的收藏家之一；他的收藏最後被收歸國有，成為普希金博物館和冬宮博物館的重要館藏。他是謝爾蓋．舒金，第一個構思現代藝術美術館的偉大收藏家！

在莫斯科大劇院包廂睡著的紳士

博羅夫斯克鎮（Borovsk）位於卡盧加省（the guberniyas of Kaluga）和莫斯科之間，自1654年宗教分裂以來，即被視為舊教信仰（the Old Faith）的堡壘。十七世紀中葉，帶頭反對宗教改革的首司鐸阿瓦庫姆被流放到博羅夫斯克一處修道院；於此，他的虔誠信徒，富有的女貴族（boyarina）莫洛卓娃（Morozova）和她的妹妹也被扔進坑裡，最終死於飢餓。舒金家族的故事即始於此。

舒金家族信奉舊教信仰，其名最早出現於1625年博羅夫斯克的地籍登記資料中，就在動亂時期之後（the Time of Troubles）。在十九世紀初，舒金家族擁有數棟房產和商店，也有一家玻璃工廠，在當時算是博羅夫斯克裡最富有的家族。

但在1812年十月之後，對舒金家族來說，一切都變了。拿破崙帶著他的大軍團從莫斯科撤退，他想要走一條不同於北征時，讓他的軍隊嚴重受損的那條路線。這條路是舊卡盧加公路（the Old Kaluga Highway），拿破崙的俄羅斯對手庫圖佐夫元帥（Marshal Kutuzov）阻攔他再行經這條路，庫圖佐夫棄守莫斯科後，便駐紮在公路附近。在十月二十五日的小雅羅斯拉夫韋茨（Maloyaroslavets）之役中，俄羅斯先鋒部隊頑強抵抗，法軍在遭受重大損失之後，僅能拿下和戰役同名的小鎮。拿破崙當時可以選擇在隔天繼續發動全面性交戰，他們是有機會擊潰俄軍，並沿著仍完好如初的公路上強開一條路。他審慎地認為失去剩餘兵力的風險太大了。他所不知道的是，庫圖佐夫元帥也同樣小心翼翼地，在夜裡撤退，讓這條公路開敞無阻。結果，拿破崙的軍隊最遠只到了博羅夫斯克，他們於此折返。在彼時彼地，拿破崙帝國和其大軍的命運就此決定。

戰爭結束之時，舒金家族已四散在俄羅斯各處。謝爾蓋的祖父瓦希里．佩托維奇．舒金（Vasily Petrovich Shchukin，生於1775年），在十八世紀末時即定居於莫斯科。他現在回到這個城市參與重建工作，莫斯科在1812年經歷大火後，作為俄羅斯帝國的經濟和工業首都，此時正進入其黃金時代。莫斯科的舒金家族，則趁勢飛黃騰達。1836年，瓦希里．佩托維奇的第六個兒子繼承了家族事業。他們基本上是銷售員，「在倉庫裡等待顧客上門」。

第三個兒子伊萬．瓦希里維奇（Ivan Vasilevich）則是天生的企業家和絕頂聰明的商人。他很快地累積了一筆資金，讓他能夠建立自己的企業；除了商品批發外，他還直接向紡織工和染色工訂貨進行貿易。他首先住在塔甘卡區，當時只有莫斯科商人居住，他在那裡則擁有兩處住所。一個房間擺有一張床和書桌，另一個房裡則有兩台平織綿布的織布機。這些是與另一個舊教徒商人庫茲瑪．德倫德維奇．索達頓科夫（Kuzma Terentevich Soldatenkov）合資的。

到了1856年，「第一商會的商人」伊萬．瓦希里維奇．舒金已經在基泰格羅德貿易區發跡，並建立了自己的企業。在莫斯科1812年那場大火之後，俄羅斯貴族們便搬離了基泰格羅德區，把克里姆林宮底下的舊城區留給貿易商和商人。1860年代農奴制度廢除後的改革，最終把舊城區轉型成莫斯科的商業中心，一個企業家、商人和買家摩肩擦踵，私人銀行和保險公司林立的巨大複合區。

伊萬．瓦希里維奇．舒金是當時公認「最頂尖的商業和工業實業家」，巴維爾．貝瑞斯金（Pavel Buryshkin）寫道。他的企業是俄羅斯十大紡織業之一。伊凡．瓦希里維奇是法國「亞伯特．于伯納印地安斯製造公司」（Société de la manufacture d’indiennes Albert Hubner）的創辦人之一。同時也是辛德爾（Zindel）和普魯霍羅夫（Prokhorov）棉織廠的主要股東。當票據貼現和信貸開始在莫斯科發展後，他也出現在幾家銀行的董事會名單上。他也酷愛喝啤酒，所以在1875年，甚至和他的合夥人庫茲瑪．索達頓科夫（他也因紡織業和銀行生意致富）創立了特里戈納亞（Trekhgornaya）啤酒廠，很快就成為當時俄羅斯最大的啤酒廠，也是歐洲最具規模的啤酒廠之一。身為商業同業公會中具有影響力的成員，以及商業法庭（the Commercial Tribunal）的法官，他在1888年獲頒「商務議員」（commercial councillor）的殊榮，這讓他進入了複雜的俄羅斯文武官員階層官僚制度，授予他成為終身貴族（非世襲貴族）。貝瑞斯金評道：「很少有像伊凡．瓦希里維奇這樣的莫斯科人，用極好的聲譽贏得大家的敬重。」

舒金兄弟的父親不買畫；也從未贊助過藝術家。除了他對美食佳釀的熱愛、對商業的眼光和他在提供孩子在經商和紡織事業上的嚴格教育── 或應該說是培訓──之外，他沒有什麼為人所知的個人喜好。

除非伊萬．瓦希里維奇到外地，否則他都保持早睡早起的生活習慣。我們也會看到，他有幾種不同的放鬆方式。他起床後，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喚來他極其虔誠的廚子（他會一邊禱告一邊等伊萬．瓦希里維奇的召喚）。他們會一起決定當天的菜單和佐餐酒。早餐後，伊萬．瓦希里維奇會走訪各個辦公室查帳。哪個員工要是做錯帳，就要倒大楣了！伊萬．瓦希里維奇用他粗黑濃密眉毛下的銳利目光睥睨一切。哪怕是最小的失誤都會引來嚴厲的斥責，這才能確保接下來的一整天都有勤奮、安靜的工作氣氛（同時也讓老闆為之滿意）。接下來，他會去巡視旗下三間工廠的其中一間：位於德維希普（Deviche Pole）的于伯納工廠，在科哲維尼（Kozhevniki）的辛德爾，或是特里戈納亞的普魯霍羅夫。最後這間工廠就在他同名的釀酒廠隔壁，他會時不時到釀酒廠，聞一聞麥芽的氣味。「……他會從那裡用走的回家，馬車則跟在後頭。」

下午時分，伊萬．瓦希里維奇習慣小憩。早在他去哈佛大學商學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進修前，他就謹守授權管理的黃金法則：「什麼都別做；讓人為你做好一切；每件事情都要有專責人員。」

晚上他仍在工作。他也上劇院看戲，或參觀奢華的英式俱樂部（那裡的葡萄酒相當知名），或更讓人放鬆的俄羅斯商人俱樂部（以美食聞名）。他有時候也會在自家裡設宴，用上好的葡萄酒和佳餚招待客人。接獲他邀請的客人都備感榮幸；但也不是那麼難受邀，畢竟他待人直率不迂迴。如同那句俄羅斯諺語，他是一個「隨時準備好要招待麵包和鹽」的主人。他唯一的禁忌是不許有人給他壓力。他兒子佩托．舒金（Petr Shchukin）還記得一次某個友人這麼對他父親說：

「星期四晚上我會到你家吃晚飯。」

「樂意之至，」伊凡．瓦希里維奇答道，「但我們那天不會在家。」

他不會說法語，而且就和他同輩的親戚朋友一樣，他沒有接受過正規教育，但這點卻絲毫不影響伊萬‧瓦希里維奇。當他去法國、比利時或義大利時（他經常出國），他只是會帶著一個兒子或其他親戚隨行口譯。

他最親近的朋友是庫茲瑪．索達頓科夫，是典型受啟蒙的俄羅斯商人代表：自學成材，他是實業家、出版商、贊助者，同時也是一名收藏家。因為索達頓科夫對於藝術和各種優秀作品的慷慨支持，所以他被暱稱為「庫茲瑪．麥迪奇」（Kuzma di Medici）。這兩個男人在莫斯科大劇院（the Bolshoy Theatre）共用一個包廂，包廂後面有個小沙龍，裡頭放一張深紅色的沙發，看義大利歌劇時，伊萬．瓦希里維奇常常在這張沙發上睡著。

伊萬．舒金也能透過他妻子的親戚，也就是被稱為「茶王」的波特金望族，得以加入撼動莫斯科商人中的收藏家和贊助人圈的辯論。舒金家族和波特金家族透過共同朋友索達頓科夫家族才認識，因為這三個家族夏天都在昆茨沃（Kuntsevo）度假，他們在那裡都有度假別墅。講到這裡，我們就得談談謝爾蓋．舒金的母親和她顯赫的家族。

一杯茶

1849年，伊萬．瓦希里維奇．舒金娶了葉卡捷琳娜．佩托芙娜．波特金娜。葉卡捷琳娜來自一個老俄羅斯商人家族，商人家族起源於瓦爾代丘陵（the Valdai Hills）上的小鎮托羅佩茨（Toropets）。1791年，俄羅斯帝國女沙皇凱薩琳二世（Tsarina Catherine II）政權末期，柯諾．波特金（Konon Botkin）帶著兩個兒子狄米崔和佩托搬到莫斯科。佩托．柯納諾維奇．波特金（Petr Kononovich Botkin, 1781-1853）在貝加爾湖（Lake Baikal）對岸的恰克圖（Kyakhta），也就是現在的布里亞特共和國（Buryatia），和中國人做生意，累積了家族資產。當其他商人到中國尋訪絲綢、瓷器和糖時，波特金則專攻茶葉，押注在這個重量極輕的異國商品上，也是運輸的理想選擇。後來，佩托的兒子學會種植茶葉，也經營製糖業。

佩托．波特金有過兩段非常愉快的婚姻，共生了二十五個孩子，但只有十四個小孩順利長大。波特金家族的後代，也和他們的家族事業一樣出名。他們在各方面都有驚人的天賦。一方面，他們被稱為「最純正的俄羅斯人」；另一方面，他們也因為西化傾向受到指責。

1853年，他們的父親去世後，家裡最小的幾個孩子由他的長子，博學且進步的哲學家瓦希里．佩托維奇．波特金（Vasily Petrovich Botkin, 1812-1869）撫養長大，並且精心策劃弟弟妹妹的教育（自然是用法文教學）。葉卡捷琳娜．佩托芙娜在成為舒金夫人之前，就是用這種方式被帶大。

瓦希里．佩托維奇在他父親的辦公室工作。他一下班，就開始寫對於黑格爾（Hegel）理論的評論（用德文），或寫下他對莎士比亞（Shakespeare）劇本的分析（用英文）。他也會寫信給他的朋友卡爾．馬克思（Karl Marx）他和詩人涅克拉索夫（Nekrasov）一起為《當代》雜誌（The Contemporary，Sovremennik）寫文章，並且用他進步革新的思想激怒年輕的貴族列夫．托爾斯泰（Leo Tolstoy）。

當時，商人階級要和貴族交往並不容易。但雖然貴族們不歡迎商人階級進到他們家裡，並和金融圈保持距離，但他們卻溺愛瓦希里．佩托維奇。有一次在馮．孟登男爵夫人（the Baroness von Mengden）的家中，一位貴客看到瓦希里．佩托維奇走出客廳，驚訝地說：「妳確定不直接向波特金買茶嗎？」男爵夫人驕傲地說，「不了，他是來我這裡喝茶的。」

因此，新科舒金夫人被栽培成像一位熱情的歐洲人，並欣賞一切和法國有關的事物。她並不是真的美人，照片裡的她有一張典型的俄國人五官；看起來自信非凡、精明幹練。她的二兒子，佩托．伊萬諾維奇．舒金（Petr Ivanovich Shchukin, 1853-1912）是舒金家族裡的史學家，他留下了詳細的回憶內容，但卻因他的逝世而嘎然中斷，那時他的回憶錄還沒有超過1890年代中期。他筆下的母親是個有點內向的女人，很少熱情或深情地對待孩子們，但總偏愛身體不好的孩子，那時兒童的死亡率對社會各個階級都是個威脅。

葉卡捷琳娜．波特金娜為伊萬．瓦希里維奇生了十個孩子──六個男孩和四個女孩。他們只見過有名的瓦希里叔叔一次，但他們常常和母親的手足聯絡。伊萬．瓦希里家和狄米崔．佩托維奇．波特金家特別親近，狄米崔．佩托維奇是歐洲藝術的大收藏家，就和他的朋友特列亞柯夫兄弟一樣。

馬丁．路德的聖經

伊萬和葉卡捷琳娜結婚後，舒金夫婦租了一間聯棟房屋，後來才買下一棟房子，一直住到1874年。那年，他們從基泰格羅德貿易區搬到普里奇斯登卡街（Prechistenka Street）上，住在真正華貴的地方。從十七世紀以來，這區在莫斯科貴族間，就是個時髦的住宅區。 1883年起，這裡也開始了一項大型建設計畫──基督救世主主教座堂（the Cathedral of Christ the Saviour）的興建。

佩托．舒金曾寫道，他父親花了太多的錢（二十五萬盧布）買下那棟富麗堂皇的宮殿，這座宮殿曾由奧匈帝國大使，奢侈的保羅三世──艾斯特哈齊王子使用，並作為1856年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加冕典禮的場地。這是一棟三層樓的石造建築，裡面應有盡有，還有一個花園和柑橘果園。一樓是僕人的住房、員工茶水間和一個巨大的廚房，廚房大到「可以容納十五位廚師在裡頭工作，為客人準備晚餐」。二樓則是較年長孩子的睡房、家庭教師和女傭的房間，還有餐廳和公司辦公室。三樓則是主要的樓層，包含幾間議事廳和父母及年幼小孩的私人公寓。

伊萬．瓦希里維奇把他的工作室和接待室規劃在一個很大的房間裡。裝潢華麗壯觀：石榴紅色的天花板上有金色飾邊，和沙發、扶手椅、窗簾以及門廊使用的黃色絲綢面料搭配成套。垂掛在拱廊兩側的絲綢門簾，把這個房間隔成兩個空間，頗有1870年代的風格，一邊是「紅色沙龍廳」，另一邊則是「藍色沙龍廳」，裡面都是原木家具，還有一個蘇格蘭男爵風格的暗色牆面撞球室，在當時是非常時髦的室內設計。

這個區域之外是女士的住宅空間，值得一提的是舒金夫人的白色絲綢房間和臥室。佩托並沒有提到家裡的畫作收藏，但他記得義大利天花板壁畫，畫著虎群在茂密的叢林中徘徊逡巡。當時的商人完全不缺奢侈裝飾品。舒一家人過得跟其他貴族鄰居一樣好。當時他們早已發達顯赫，坐擁數百萬盧布的資產。其實他們不僅過得非常好，更過著幾近豪奢的生活。這些正是伊萬．瓦希里維奇想要傳達給莫斯科社會的訊息，尤其是他高貴的姻親們。

我們應該注意一點，舒金家幾個大孩子──尼可萊（Nikolai）、佩托、謝爾蓋、狄米崔還有他們的姊妹們──大約在1850年到1860年間，在他們搬到寧靜的普里奇斯登卡之前，都住在喧鬧的基泰格羅德區。搬家的改變對謝爾蓋尤其重要，他後來在藝術上完全地打破了傳統的俄羅斯品味。這位未來將成為馬諦斯和畢卡索的崇拜者和殷切的收藏家出生於1854年，當時他的舅父瓦希里．佩托維奇．波特金正在他的燭光沙龍廳中接待亞歷山大．赫爾岑（Alexander Herzen）、伊凡．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和年輕的托爾斯泰。佩托的回憶錄中有一個如畫般的詩意段落：年輕的送貨員唱著，「蠟燭、油燈、紙吊燈，燒得很好，燒得很美」，而商人也唱和，「燒得很好，融化得很美，又不花錢！」

佩托回憶道，他們小時候，三層樓的房子在莫斯科還相當少見，那時莫斯科街道夜裡只有微弱閃爍的燈光。拿著長戟的夜巡者，會在崗哨中大喊「是誰在那裡？」如果是你晚歸，就要說：「我住在這裡。」不回應的話，就會被帶到警察局。白天的時候，商人「戴著高帽子，在貨攤前玩跳棋」。他們會不時招呼路過的人，毫不客氣地把他們拉進店裡；如果他們什麼都沒買，那老闆很快就會下逐客令。

舒金家的小孩請了家教老師在家自學；一個法國人教他們體操課程；一位舞蹈名家教他們跳華爾茲、卡德利爾舞（the quadrille）和馬祖卡舞（the mazurka）。 保姆是位年長的德國人。如果一個精神分析師要調查人們對收藏懷有熱情之謎，若舉佩托．舒金的生活為例，以下的事件或許能夠解開這個謎團：他或許會在冷漠的母親身上缺乏的溫暖、和家庭分隔兩地，以及堅信俄羅斯舊禮儀派的富爸爸認為，對家中經濟沒有貢獻之人，不能得到金錢的態度中找到這個解釋。佩托．舒金無法忘卻童年的困苦，也從來沒有原諒他的母親，母親從未給過他獎勵或擁抱，但卻會在他練習聽寫犯了一點小錯時，對他拳腳相向：

葉卡捷琳娜．佩托芙娜個性難以親近；有幾個小孩受她寵愛，有幾個則不受寵。她非常冷酷、拘謹，又嚴厲到從不曾表露她的情緒。她不喜歡女兒娜迪亞，但她喜歡謝爾蓋……但我們都崇拜父親，只有在我們真的表現不好的時候，他才會責備我們……他非常寵我們……他只要看我們一眼，就能讓我們立刻停止吵鬧。

伊萬．瓦希里維奇對德國的教育相當買帳。他常在家裡操著不太流利的德語，但這會讓他的妻子不開心。葉卡捷琳娜是個狂熱的崇法分子，伊萬．瓦希里維奇對法文的無知讓她感到遺憾，這也讓伊萬在上流社會中只能保持沉默（他可能還更喜歡這樣）。伊萬．瓦希里維奇的教育方針，是將孩子送到德國受教育。德國是俄羅斯的經濟典範，那裡的紡織業和貿易正蓬勃發展。他計畫像訓練頂尖運動員般讓孩子學習這些科目。俄羅斯商人的基本原則是要擁有一個大家庭，並確保所有的孩子都接受嚴格的學徒訓練；這將啟動一個自然篩選的過程，而繼承人則會從中出線。一般來說，除非其他孩子的性格或天賦特別突出，否則都是長子繼承家業，其餘的孩子則成為家族首領的忠誠合夥人。「伊萬．舒金父子」或「佩托．波特金父子」兩個品牌名稱就是這項傳統的證明。伊萬．瓦希里維奇即是這個系統的產物：他讓其中一個弟弟當他的副手，另一個一事無成的弟弟退休。

早在十九世紀初，塔甘卡地區的惡劣環境迫使少年伊萬．瓦希里維奇去當學徒。時代改變，伊萬的資源也不同了，但對於經商生涯，他仍深信實際訓練比學術學習更有優勢。身為一個商人，伊萬．瓦希里維奇就像隻兇猛的禽鳥，在向外撲掠之前，總要在遠處觀望一番。這樣的人，不會讓自己的兒子有機會繼承他所打下的江山。

男孩們被逼著快快長大。在他十歲生日後不久，就被送到芬蘭的維堡（Vyborg）讀書，當時維堡仍是俄羅斯帝國的一部分，距離聖彼得堡一百公里遠的一座古老邊防要塞。這裡有一所專為中產階級子弟開立的德國寄宿學校，裡頭的學生都是將來預備要進入商界的人。那時，貝恩寄宿學校是由創辦人的遺孀貝恩太太所經營。就這樣，男孩們從遙遠的莫斯科被送到這個瀰漫著霧氣的帝國之北，並在這裡住了很長一段時間。他們的父親一路陪伴，彷彿他們是新生兒一般，先是搭火車到聖彼得堡，再換船班去維堡。佩托回憶道，當時學校管教非常嚴格，所有的課程，包含體育課都是用德語授課。所有的課程都得用德語背得滾瓜爛熟：物理、歷史以及路德教義釋疑，信義會的聖經章句也得逐字逐句背下來。雖然他們的舊教徒父親極為虔誠，但他從來沒有在乎過宗教儀式，所以也沒有理由不讓兒子們參加路德教會的敬拜儀式，而路德教派中的苦行精神和基本的神學概念和舊教信仰並非沒有相似之處。

上課不專心的處罰，是要創作德文詩。如果你表現不好，長尺就會重重落在你手上；如果你再犯，那就別想吃午飯和晚飯了。要是犯錯的太過分，你也很有可能被關禁閉。

這所學校在商人之間的口碑極好，他們非常認同貝姆夫人用德語進行的德式教育方法。結束芬蘭的日子後，男孩們回到聖彼得堡，在位於瓦西里島的港口和大學區的狄米崔．吉爾斯特路德寄宿學校（the Lutheran boarding school of Dmitry Girst）中完成四年的中學學業。這所學校和貝姆太太的寄宿學校一樣有日耳曼人的一絲不苟、一樣嚴格；不過學校在城裡，從尼夫斯基大道只需要搭半小時的公共馬車就能抵達，周圍也有帝國首都的種種誘惑。在這裡，男孩們最大的煩惱就是常常讓他們捉襟見肘的微薄零用錢；但幸運的是，他們父親的朋友和一位住在附近的波特金家族姑媽常常會邀他們出去玩。

伊萬．舒金把三個兒子，尼可萊、佩托和狄米崔送到這所寄宿學校。等他們一畢業，就要接手正式的工作。這三個人都曾在海外貿易行和製造廠工作過。伊萬．瓦希里維奇為每個兒子制定了特別的學習行程，盡可能涵蓋許多商業機構、公司行號和紡織生產端。尼可萊被送去法國的米盧斯（Mulhouse），那裡有能在黃麻布上印出上好圖案的師傅。佩托則在柏林的織品貿易公司待了兩年。狄米崔的任務是學習會計和統計，他在德勒斯敦商業學院（the Dresden Institute of Commerce）修習更為理論的課程。只有舒金的兩個最小的兒子，分別在1867年和1869年出生的弗拉迪米爾和伊凡（在三個姊姊後出生），能夠進入莫斯科大學接受高等教育。

所有孩子之中，唯一沒有去維堡和聖彼得堡寄宿學校就讀，又可以和姊妹們在家自學的就是謝爾蓋．舒金。沒有人想的到，這個身體虛弱、口吃、骨瘦如材、腦袋大得不成比例的小矮子，是家中最長壽的人（除了他的妹妹娜迪亞，在莫斯科去世，享年98歲。）父母非常擔心謝爾蓋的身體狀況，所以比對其他孩子還要寵溺、付出更多關愛和悉心照顧。佩托非常忌妒：他說道，母親堅持要把他送到維堡，就像尼可萊一樣，但她「親愛的」謝爾蓋就能待在她身邊。所以謝爾蓋的童年是和父母親還有姊妹們一起度過，但他反而羨慕起自己的兄弟，他們只在聖誕節和暑假回家，把外頭真實世界的所有見聞和傳說帶回家裡和他們分享。

但謝爾蓋就是個戰士。當他父親很明顯地反對他去文法學校時（俄羅斯的高中學制），他激烈地抵抗。早在健身風潮和對健康的追求出現之前，人們就完全理解體育、耐力和良好飲食的好處。因為沒有合適的運動場地，也沒有特別的教練指導，謝爾蓋透過自己的意志力和決心，堅持每天練習體操、開窗睡覺（即便在最冷的莫斯科冬天）、節制飲食並遵從嚴格的素食飲食。他最喜歡的菜餚是蘑菇湯和煮蕎麥──他偶爾會加一匙肉湯，嘴裡嘟噥著「罪過」。謝爾蓋用一種完全反對商業世界的方式成長，商業世界毫不關心營養過剩為人類新陳代謝所帶來的影響，謝爾蓋最後成為一個長壽的素食者，並愛好體育。這讓他父親印象非常深刻。在1873年春天，他載著孩子去明斯特（Münster）附近的布格斯坦福（Burgsteinfurt），拜訪登革哈特醫生。登革哈特醫生是全歐洲治療口吃的權威。這趟旅行收穫甚豐：謝爾蓋對自己口說障礙的困擾終於減輕了，說起話來也變得容易。事實上，他剩下的微弱口音只讓他聽起來更加迷人。許多認識他的人認為，「他還是口吃，但並不妨礙他成為一個健談的人。」同樣在1873年，他進入德國圖林根省格拉鎮以紡織業聞名的商業學校就讀。

在短短四年間，這個膽小又稚嫩的男孩，已經蛻變成一個渴望成功的優雅少年。他開始參與家族事業，這是誰也料想不到的事。當他的兄弟還在國外累積經驗時（佩托在里昂、狄米崔在里加），謝爾蓋花了兩年的時間從父親身上吸收從商的箇中奧妙。他在各方面的不足，使得他對家族生意的決心更加堅定。

1878年，當伊萬．舒金成立I.V舒金父子企業時，他的希望仍寄託在長子尼可萊身上，儘管他盡全力擺脫父親對他的支配，他仍是接管公司的不二人選。這個故事並不太特別：當一個大家族的長子放棄了為他安排的職務時，往往都是最不可能接手的人出線。命運就給了謝爾蓋這樣的機會，他也盡全力把握。

尼可萊和佩托長兄

也許是因為害怕讓父親對自己失望，舒金家的長兄尼可萊決心要離開為他精心安排的命運。

命運一開始就沒有站在尼可萊那邊，因為他不是伊萬和葉卡捷琳娜的第一個兒子。在他之前還有另一個尼可萊：第一個尼可萊出生於1850年一月三日，死於1851年一月十一日，當時葉卡捷琳娜．波特金娜正懷著第一個女兒亞歷珊德拉，並在一個月後的二月十三日誕生。這位年輕的母親可能經歷了人生最痛苦的事情──她失去了第一個孩子（這讓她更為懷中未出世的第二個孩子感到焦慮，也因此更為痛苦）──這也讓她再也無法輕鬆面對懷孕一事。從那之後，她竭盡所能地溫柔對待所有體弱的孩子──謝爾蓋、弗拉迪米爾和伊凡，但於此同時，她也重重地傷害了其他健壯的孩子。

此外，這對父母的第二個兒子在1852年二月十五日誕生，雖然有機會為他取一個比尼可萊更得體的名字，但他們卻沒有這樣做。受人疼愛的長子，在出生僅僅一年後就被迫離開母親的懷抱，結果，打從第二個尼可萊出生的那刻，哥哥的陰魂就如影隨形地跟著他。1852年出生的尼可萊，覺得自己只不過是個頂替哥哥的冒牌貨。

尼可萊的照片不多，在他僅有的幾張照片中，看起來是個高大、優雅、歐式體格的男人，臉上留有稀疏的鬍鬚；從外表看來，他和波特金家族較為相像。他是第一個被迫接受父親嚴格教育規劃的孩子，也是第一個到芬蘭海岸的貝姆寄宿學校中讀書，並發現自己被一群德國路德教徒孤立的孩子。在1880年代，隨著佩托、謝爾蓋和狄米崔相繼出生，舒金家族迅速擴大，這幾個孩子也都更像爸爸。每年聖誕節和每個暑假，尼可萊都害怕看見母親抑鬱寡歡的臉龐；對葉卡捷琳娜來說，看到第二個尼可萊，只會讓她痛苦地想起第一個生下的孩子。最重要的是，那時父親正在商界打下江山，也希望能把衣缽傳給尼可萊，但尼可萊卻害怕自己配不上父親眼裡對他閃爍的期待和希望。

1870年七月二十九日，普法戰爭的爆發打斷了尼可萊在米盧斯于伯納公司的「志願服務」（那時實習還是個遙遠的概念）。所幸戰爭爆發時，尼可萊剛好回莫斯科過暑假。隔年秋天，父親把尼可萊送到薩克森邦（Saxony）的萊比錫，遠離再次的動亂。米盧斯和阿爾薩斯省的其他地區納進了德國的版圖。佩托是舒金家族唯一一個對那個時代留下些許描述的人，但他對這件事情沒有詳細說明，我們只能猜測尼可萊對這件事情的感受。那時他還是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或許他遇到的第一個重大歷史事件，加劇了他對身分認同的複雜感受。父親的嚴厲管束、和家人長期分隔兩地以及相對貧困的經濟狀況，都需要一種他所不具備的人格力量。這個事件喚起了他身上典型弱者的固執：一種消極抵抗的精神以及一種塑造自身命運的曖昧決心。

即便尼可萊在1878年，他加入了父親以及弟弟們合開的I.V.舒金父子公司的董事會，但很明顯地，尼可萊並不像他的弟弟們那樣渴切地為接手家中事業做準備。

尼可萊受過完整的訓練，並承襲了父親之名。如果他想要在各商戶間的貿易協定下另開一家公司，也不必從頭來過。在1884年，他晉升為俄羅斯規模最大的達尼洛夫斯基紡織廠四名董事之一。這個工作很有可能是達尼洛夫斯基最大的股東之一、伊萬．瓦希里維奇的密友庫茲瑪．索達頓科夫為他安排的。當然，伊萬本人也完全同意這個決定，他已經確定謝爾蓋是他的繼位者，謝爾蓋是所有兒子之中最有天賦、最有幹勁的一個。對尼可萊來說，這樣的發展絕不是死胡同，而是一個穩定下來的機會。從I.V.樞金父子公司的繼承人，他變成了公司外部的支柱，樞金公司大量依賴達尼洛夫斯基磨坊供應物資。幾年後，尼可萊也成為特里戈納亞釀酒廠的三位董事之一。這間龐大的釀酒場公司是由老樞金、索達頓科夫和他們喜歡喝啤酒的朋友們共同成立的。因此，尼可萊在工作上得到了成就，也接受了這個適合他的角色。他是一個效率高又受人敬重的主管；但無論如何，即便在他家族企業的背景下，他都不能算是一個資本主義的企業家。

儘管如此，坦率直言的伊萬．瓦希里維奇，在經歷喪子之痛後，望子成龍的夢想也隨之落空。這也是一種痛苦的離別方式：佩托回憶道，就在尼可萊轉換跑道的同時，他從父親的大別墅搬到附近的一個小房子，在沃爾康加街（Volkhonka Street）上，這條街是靠近基督救世主主教座堂的時髦大街。伊萬．瓦希里維奇難以接受兒子搬離家中，早起的伊萬也就每天早上八點整去探望兒子。毫不意外地，尼可萊對此感到為難。最後，他想出一個對策，這個方法某種程度上說明了他和父親模糊不清的關係：他會把一頂女用蘿莉塔帽掛在大廳的衣帽架上，這樣一來，伊萬．瓦希里維奇就會識相地離開。

有一陣子，尼可萊偶爾會蒐集瓷器和古畫。他出手闊綽，常買皮草外套和珠寶送給戲院裡的年輕女主角，也在英式俱樂部裡豪賭。1889年，他和一位喪偶的波特金表妹結婚，但後來因長期健康狀況不佳，被迫停止工作，並前往德國接受治療。最後他在1910年於海德堡過世，享年五十八歲。

尼可萊是父親對孩子們教育規劃的失敗例子，或許他是第一個孩子，而寄予過高的期待。他以宣稱獨立，並自食其力作為反抗。總之，他逃離原生家庭的羽翼，卻沒有因此更加快樂。

俄羅斯版丁丁歷險記

佩托．伊萬諾維奇．舒金是舒金家族的第二個兒子，也是父親教育規劃下的成功產物。

佩托曾寫過一本遊記，裡面充滿了他在歐洲及各地旅遊、引人入勝的各種細節，遍及莫斯科、聖彼得堡、巴黎、里昂、馬德里、倫敦、羅馬、阿爾及爾和突尼斯。也包含下諾夫哥羅德市集的精彩內容。對於遊歷行程平實的描述反映了作者的性格，佩托和父親一樣，是個謹慎、穩重又有條不紊的人。佩托永遠都像個遊客，與其說他是某地的遊客，不如說他是人生中的遊客。比起參觀紀念碑和享受風景，他更樂於觀察人們以及他們的舉止、習慣和日常生活的點滴。他也有最細膩的觀察：「我們從切列波韋茨（Cherepovets）上船，在船上享用了多汁鮮美的鱘魚⋯⋯在基里爾洛夫（Kirillov），我在一家殖民時期的商店裡找到一隻上好的法國紅酒。」我們也發現他有超越當時的生態意識：「當時，奧卡河（the Oka）和伏爾加河（the Volga）還沒有被石油污染，河裡的魚味道鮮美純粹，貝類肉質彈牙──不是我們今日看到的那般空洞混濁的東西。」

在國外當學徒的佩托，在衣食住行各方面都過著儉樸的生活。他在柏林會去跳舞；在里昂時則跟絲綢工人一起度過夜晚。不管他在哪裡工作，都會設法用最便宜的交通方式在境內穿梭遊歷：像是步行、搭乘吵鬧的渡輪或三等車廂。他也不放過每一次能夠看看這世界的機會。他住在柏林時，去了漢堡、萊比錫、德勒斯登和斯泰丁。在里昂期間，他也到馬賽、土魯斯、波爾多和阿爾卑斯山旅行。他還充分利用父親習慣帶上一個孩子旅行的習慣。每當伊萬．瓦希里維奇去巴黎時，佩托也樂得充當他的隨行秘書和口譯。早在歐洲國際高鐵出現之前，他們就曾一起從巴黎搭火車到布魯塞爾，欣賞比利時歌劇《昂戈夫人的女兒》（La Fille de Madame Angot）。甚至在父親帶著謝爾蓋到德國求診時，佩托也跟著他們一起行動，這位德國醫生最後醫治好謝爾蓋的口吃。佩托就像是個穿著西裝的丁丁：他沒有尖銳的個性、沒有強烈的性格，對他所描述的世界也沒有特別的看法。

他同時也是個通曉世故的人。他優雅而不庸俗，恰如其分地斟酌用字，勾勒出生活不如意的一面。在里昂，他可以去白萊果廣場（Place Bellecour）溜噠；在阿爾及利亞西迪貝勒阿巴斯（Sidi Bel Abbès），就要和戴著白色軍帽的退伍軍人一起找樂子。在沙漠的時候，佩托聽說綠洲地區因為肚皮舞者而聞名；去了那裡後，他在筆記上寫著她們「相當平易近人」。在倫敦時，他也常光顧西區的劇院。在巴黎，舒金家第二小的兒子弗拉迪米爾（他在1895年死於結核性腦膜炎，得年二十七歲）在巴黎與女演員席西兒．索瑞爾（Cécile Sorel）陷入熱戀。四十年後，席西兒才在巴黎賭城音樂廳台階上說出那句家喻戶曉地「我有好好地走下來嗎？」或許是家族遺傳的慧眼，弗拉迪米爾那麼早就發現席西兒。不管如何，佩托都記著弗拉迪米爾每個晚上都去劇院看她的演出，而且總坐在前排。弗拉迪米爾第一次接觸這個女演員，是在中場休息的時候。他塞了點錢給帶位員，要他幫忙傳紙條給索瑞爾女士，紙條夾了他的名片、演出後一起共進晚餐的邀請卡以及一張千元法郎鈔票。佩托平鋪直敘地紀錄：「索瑞爾接受他的邀請。」

1874年，佩托得到第一份工作，他去了里昂一間名為賽文與巴拉爾（Sevin and Barral）的新教徒商號當無薪學徒。他負責的工作需要打開包裝，檢查生絲裡面是否摻雜了其他髒汙，並用絲線標記，再把這些布料交給去除雜質髒汙的專業人士。他每週工作六天，從早上八點到晚上七點。這個工作非常耗眼力。

於此同時，他對這個行業又有更深入的認識，一年後他離開賽文商號，並報名了一門絲綢製造理論的私塾。此後，他在聖克萊爾一家絲絨工廠學會了手織絲綢。並在1876年，得到德國漢堡瓦堡公司里昂分公司的給薪工作。

到了1881年，佩托正要在里昂成立他的絲綢代理公司，那時他父親也要他回到莫斯科，加入他和其他兄弟共同創辦的舒金父子公司。

這也讓佩托在家族事業之外的學徒生涯劃下句點。

沙皇妻子的定音鼓

佩托的童年和青少年時期，大部分都在外地度過，這也深深影響了他的個性。正因他一直活在經濟困窘的狀況之中，他也養成小氣的性格，這樣的性格使他成為同儕之間的笑柄。不過到了里昂時期，他開始領薪水，只要當手邊存到一些錢後，就會拿去買吸引他注意的古董、版畫和老相片。他常在布洛托區的古董店和書攤東翻西找，那時他正借住在布洛托區當地一個寡婦家。後來他的品味愈來愈高雅，也開始購買當時可以在法國自由購買的珍貴繪本和版畫。回到莫斯科後，他的狩獵目標擴大到其他珍奇玩物：波斯地毯、中國瓷器、日本屏風和印度的青銅器。他也把握了參觀下諾夫哥羅德市集的機會，這是當時俄羅斯帝國每個對自家商品感到滿意的商人和代理商都會參加的年度盛會。市集每年舉行一次，當時俄羅斯帝國每個對自家商品感到滿意的商人和代理商都會參加這個盛會。舒金父子公司在伏加河的沖積島上擁有自己的倉庫，周圍都是畫廊。在下諾夫哥羅德市集，在亞美尼亞人、德國人、猶太人和高加索人熱烈買賣中的空檔，佩托買到了他第一個收藏的俄羅斯古文物：一個銀色半球形的銅鼓，這是當年沙皇皇后伊莉莎白贈送給哈薩克雅茨克（今日的烏拉爾）哥薩克酋長的禮物。在很短的時間之內，舒金收藏的俄羅斯銀器就成為了俄羅斯最著名的藏品。藏家阿列克謝．巴克魯申也認為佩托是當時最專業的藏家同好：

除非對他有興趣的物件做足了功課，否則他不會貿然收購任何東西。所以，他也研究了中國和日本舊時的日常用品、波蘭貴族穿戴的精美腰帶或俄羅斯錦織工藝和郵票。對於這些收藏品，他都能信手捻來、滔滔不絕地發表看法。有了這些淵博的學識和豐厚的資源，他在短短八年的時間內就累積了一批珍貴又重要的收藏品。

佩托作為一個收藏家，對他最好的形容應該就是「海納百川」。他對波斯、印度、日本和中國藝術中的異國風情和對俄羅斯藝術有著一樣的熱情。然而，漸漸地，他開始對自己國家的歷史和藝術感到更為迷戀，並成為他主要的關注興趣。佩托．舒金的收藏後來成為俄羅斯古代歷史博物館館藏，也絕非偶然。構成這段「歷史」的大部分器物，都源於莫斯科北部知名的蘇哈列夫市場，記者弗拉迪米爾‧吉列諾夫斯基（Vladimir Gilyarovsky）這般敘述：

每個星期天，蘇哈列夫塔一帶都有大型的非官方市集。莫斯科人皆蜂擁而至，經過這裡的當地農夫或鄉村居民，也都會去參加。數百頂帳篷連夜在華麗的謝列梅捷夫宮（Sheremetev Palace）前裝設完畢，並在接下來幾天迎接遠道而來的顧客們。從黎明到黃昏，人海洶湧，當時非常寬闊的環狀大道（the Ring Boulevard）也擠得水洩不通，僅剩下足以讓雙邊通行的狹路而已……當時有三十多個帳篷是書商攤位……還有大家稱為「舊貨商人」的古董商，二手書商組成一個可以說是蘇哈列夫貴族區的範圍……其他帳篷旁的周圍並不顯得混亂。一般民眾相當有教養，其中包含許多來自當地望族的收藏家和愛書人……

其中最知名的買家就是佩托．伊萬諾維奇．樞金。他本人很少出現在市集中。那些商人會帶著自己的商品親自叩門。他的辦公室平時謝絕訪客和推銷，但總是歡迎這些古董商的造訪。他們只要拎著裝滿舊貨的大麻袋出現在佩托的倉庫門口，完全不需要事先知會，就會有人帶他們到佩托跟前。儘管塵埃瀰漫，佩托．伊萬諾維奇仍會一股腦栽進他從麻布袋倒出來的垃圾堆中。他會挑出最好的物品，剩下的才在蘇哈列夫市集或附近的露天攤販陳列販售。

古董商有很多可以看出佩托購買力的故事：「我覺得我有責任展示最好、最有趣的東西，所以我都先去找佩托．伊萬諾維奇。」古董商薩沃斯汀回憶道。「他不曾和我討價還價，我也沒有對他的開價感到吃驚，或多要一分錢。」

佩托．舒金將他畢生的精力投注於兩件事情上：博物館藏品造冊和回憶錄撰寫，這兩件事也預示著某種終結。佩托．舒金未曾受到母親的疼惜眷顧，而父親卻各方面對他要求甚嚴，所以他在情感發展上並不順利，儘管如此，他卻是弟弟謝爾蓋．舒金不可或缺的左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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