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元月16日蔡英文女士當選總統以來，藝術界對文化部長的人選關心者眾，各種揣測屢有所聞。從她在競選期間所提出的洋洋灑灑超過8500字的文化政策主張來看，「政策目標」的第一項就直陳當前政府的「文化治理」結構必須「翻轉」，許諾「回歸專業治理，並引入參與式機制，建構藝術發展的支持體系」；第二項還是強調「再造文化治理的行政架構」。在其主張當中，讓人翹首以待的，還包括第五項所列的「文化創意產業政策重新定位」，以及「建立跨部會文化經濟推動平台」的訴求。
已經畫出這張文化大餅的蔡英文政府，如何通過具有魄力與能力的部長人選，落實翻轉與再造，其實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現行的文化部人員結構，接收並延續過往文建會、新聞局，以及研考會政府出版品業務等部門的成員，已經行之有年的行政思惟僵化、官僚化嚴重，以及專業度令人質疑的問題，一直深受文化藝術界專業人士的詬病與物議。如此混雜而老舊的人事組成，連同可能早已根深柢固的文化暨政治意識型態，恐怕將是新任部長入主之後，不得不面對，甚至不能不從內部先行維新的首要對象。否則，一切翻轉和再造的理想都將淪為空談。
新任總統與行政院長如何根據上述已經發表的文化政策主張，邀聘他們所認為的文化部長適任人選，藉以實現其政見？適當的人選，恐怕除了樂於讀書，具有文化素養、理想、專業，乃至於愛好文藝等基本條件之外，尤須懂得文化治理的改革之道，能對台灣文化力的培養、蓄積與發揮，提出強筋固本的基礎建設之方。在我看來，解鈴恐怕還須繫鈴人，協助蔡英文總統擬定其文化政策主張的核心策士，看來應有必要在現階段成為文化部領導新政的重要幹部。更具體地說，此人即使不是部長人選，至少也應該在中央行政決策部門之內，擔任實踐新政府文化政策的推手。日前已經披露的可能部長人選鄭麗君女士，據了解就是稍早為蔡英文總統提出「2016總統大選文化政策主張」的操持者─此刻，她確有責無旁貸的道義責任，務使上述各項政見付諸實踐。
文化部長身負實踐總統政見的基本重責，更應善用「次長」這個重要的人事工具。根據文化部現有的組織架構，部長轄下得有兩位政治任命的次長和一位具備公務人員資歷的常務次長。常務次長受限於公務人員的資格，政務次長則可以是政治任命，文化部長可以藉此引進文化界和藝文界具有專業長才的人士，補強中央文化官僚體系與專業各界的現實落差。勢必唯有如此，也才有可能創造蔡英文總統在政見上所提「翻轉由上而下的文化治理」的契機。很快地，我們應該就可以從新任文化部長和政務與常務次長的人選及佈局，看出新政府是否明確重視台灣文化與藝術的發展暨未來。
觀察文化部年度歲出預算的編列結構，以105年度為例，列在「獎補助費用」名下的總金額，超過50億元台幣之多，佔了年度經常支出和資本支出總額的50%以上。由這樣的預算編列名義來看，文化部自身幾乎是一個主要為了執行「獎補助費用」而存在的機關。獎補助費用的名目林林總總，總數至少超過50種以上。而文化部自文建會和新聞局時代以來，主要仰賴來自學院或社會上的專業賢達人士擔任各項評審委員會成員。政府部門看似將專家學者視為重要的把關者，然而，學者專家往往只能被動擔任審議委員，獎補助名義的合適性或合時宜與否，乃至於是否浮濫，是否合乎台灣當前文化建設與發展的真正需要，其實還是有很多可議之處的。而且，獎補助的名義是否礙於政治因素而訂立，甚至也有討論空間。
長此以往，就以本人有時與會的觀察來看，文化部負責執行業務的人員，往往態度消極，甚至僚化，不僅專業素質可議，與文化界和文藝界現實脫節的現象更是屢見不鮮。非但如此，餒於精進的項目承辦人，在邀請專業委員的過程中，甚至流於形式，光憑制式的電子郵件發送，只以湊齊開會人數作為自己的方便。不可思議的還在於，專業表現明明大有疑慮，而且敷衍了事的部內人員，照樣也能外派國際，貽笑大方。諸如此類的現象，都是文化部從文建會、新聞局時代以來，經常見到的陳年痼疾。針對以上，除非新政府敢於大力整頓文化部及其使命與定位，否則，侈言「厚植文化力，打造台灣文藝復興新時代」註定無望。
王嘉驥( 20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