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為了深入了解紐約唐人街非法移民的真實生活面貌，張乾琦決定搬進生活條件惡劣的公寓裡，跟他們一起生活，系列作品在1998年以英文、日文、西班牙文、義大利文、與希伯來文等五種語言刊登在《國家地理雜誌》與《時代雜誌》而造成極大的轟動，美國勞工部因此展開查緝長期存在的雇主苛待偷渡客勞工的事實，進而有效改善了非法移民的工作與生活困境。
張乾琦超過30年的攝影生涯出版過四本攝影集，包括以龍發堂精神病患為主題的《鍊》（The Chain）、反諷臺灣婚紗攝影生態的《我願意》（I do I do I do）、揭露臺灣仲介越南新娘真相的《囍》（Double Happiness）、思索跨國移動時空轉換的《時差》（Jet Lag），均是攝影行家珍惜收藏的名作。
已逝的知名戰地攝影家Philip Jones Griffiths曾讚譽：「張乾琦的作品帶著一種特質。他會為身旁的新發現所喜。他是個帶著相機的詩人。」
在Philip Jones Griffiths的引薦下，張乾琦於1995年成為紀實攝影界公認為地位最高組織「馬格蘭攝影社（Magnum Photos）」的提名會員（Nominee），並於2001年獲選為終身會員（full member）。
由四位世界頂級攝影大師在二次大戰後合創的馬格蘭攝影社，要成為終身會員，其攝影主題的人文關懷深度、格局思考廣度和獨創美學必須獲得半數以上的既有終身會員之認可，才能成為提名會員，經過四到六年的作品後續觀察，再獲得超過2/3的會員票選同意才能成為終身會員，截至2021年9月底止，在世的終身會員僅存42位，全亞洲至今只出過兩位終身會員，唯一來自臺灣的就是張乾琦。
美國《時代雜誌》、英國《泰晤士報》、法國《費加洛報》等世界重要新聞媒體均刊登過他的作品，並獲全球各大美術館及攝影節爭相邀展和典藏，得過美國年度新聞攝影獎、荷蘭世界新聞攝影日常生活類首獎、尤金史密斯人道攝影等獎項的肯定，讓臺灣觀點得以在世界頂尖舞臺佔有一席之地。
出身貧困養成堅毅個性，高中初窺攝影奧妙
1961年在臺中烏日鄉的貧困村落出生，張乾琦是家中長子兼長孫，底下有四個妹妹。
由於父親胃出血的手術，用掉家中所有的積蓄，媽媽沒錢買菜是常有的事。「在我的記憶中，父母就是一直在工作，不管再怎麼辛苦，為了養大5個孩子拼命地工作。我六歲的時候家裡才有電，在臺灣人口集中都市的1950年代，我10歲時也搬到臺中市區，家境都稱不上寬裕。」張乾琦認為，正因經歷過年少時期的貧苦日子，所以每次得在很差的物質條件下，維持長期的拍攝工作時，也能甘之如飴，父母努力生活的精神，則深深影響他「不管遇到再多困難，都要堅持把事情做好。」
國中畢業後首次考高中時不理想，張乾琦重考才考上豐原高中，並開始對英語產生興趣，在導師的允可下，到學校英語名師張修容的英語課旁聽，開啟更寬廣的視野，受惠於張老師的鼓勵與引導，會主動去找課外的英語雜誌閱讀和收聽英語廣播，考大學時更把英語相關科系列為最優先的志願。
豐原高中還是張乾琦初窺攝影奧妙的契機，某次跟著高二的同班同學去學校暗房洗照片，「在紅色安全燈下，從水裡看顯影劑在相片紙上移過來移過去，影像從無到有……感覺怎麼會有這麼神奇的事？」就此對攝影產生高度的興趣，而當年埋下的攝影種子，歷經多年長成參天大樹。
考進東吳英語系後，張乾琦大二跟表姊借兩萬元買單眼相機，本想日後打工慢慢還，未料媽媽得知後，很生氣地去銀行提款，要他立刻還錢給表姊，「她不喜歡欠別人錢。」儘管挨了老媽一頓罵，張乾琦拿到生平第一臺屬於自己的相機，還是寶貝到形影不離，務求對機器的每個零件和功能掌握到「肌肉都能留下記憶」的地步。除了到圖書館翻遍跟攝影有關的書，日常生活對攝影兩字特別敏感，「有次在中國時報標題瞄到『攝』，連忙打開來看，才發現是講『攝護腺的預防與治療』。」1985年以報導攝影特色著稱的《人間》雜誌創刊，也成為他汲取紀實攝影工作態度的養分。
退伍後回到系上當助教存了一年錢，在學姊介紹下，1988年張乾琦到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攻讀教育碩士學位，原是衝著該校的多媒體教育學程而去，卻因為對攝影的濃厚興趣，身兼了三份學校的攝影工作，包括學校對外發行的報紙、年刊與為全校服務的暗房，過起恨不得每分每秒都跟攝影結合的癡迷生活，也因此結識一群攝影同好。「看攝影集比較像在仰望大師，但學校都是同輩，能邊喝啤酒邊自由自在地分享對彼此作品的看法，包括直接提出批評。」
參加大師攝影工作坊，拓展攝影生涯視野
畢業前張乾琦報名參加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主辦為期五天的攝影工作坊，由12位來自報紙和雜誌的資深攝影記者和編輯擔綱講師，講師的工作資歷加起來超過200年，對成員們要求每天交回來的作品一一指教，犀利程度宛如批鬥大會。
透過當地報社的介紹，張乾琦選定拍攝一個剛從日本移民到美國的小家庭，完全聽不懂英語的10歲小女孩要怎麼適應新環境，他細膩地捕捉小女孩的表情，和肢體語言在學校的隔閡，與因此展現的東西文化衝撞，以此系列贏得1990年美國年度大專院校傑出攝影家首獎和到國家地理雜誌實習三個月的機會。
拍攝過程讓張乾琦首度深思拍攝者和被拍攝者之間的關係，當他從觀景窗發現自己的鏡頭，對小女孩造成額外壓力時，他選擇放下相機，等情況轉好再回來。「這影響我之後的攝影生涯，同時期總有兩、三個主題在進行拍攝，當一個主題拍到需要留給被拍攝者和自己空間，就先休息轉到另一個主題。」
在國家地理雜誌實習時，張乾琦有很多機會看到頂尖攝影工作者的原作和拍照的過程。「當年一個報導故事，平均要用1000卷底片，沖洗成3萬6千張幻燈片，編輯要從中選出10到15張，我特別喜歡看印樣，可以觀察攝影師在現場是怎麼移動，和猜測他們是怎麼思考的，是非常難得的經驗。」其後張乾琦獲聘為西雅圖時報的攝影記者，期間自費參加他最欣賞的攝影大師尤金．理查斯（Eugene Richards）指導的工作坊，短短五天的課程卻受用一輩子。
「以前就看過很多他的作品，但在工作坊能聽到他本人講拍攝主題背後的故事，包括怎麼構圖與他專注到只做自己覺得重要的事，可以感受到他是用心和整個身體在拍攝，這對我影響很大。」
張乾琦對理察斯的作品著迷到半夜睡不著，便跑到教室把留在轉盤上的幻燈片再放一遍，老師隔天得知後對小夥子的學習熱忱，忍不住嘴角上揚，聊天時特別講到自己看過眾多攝影主題，卻沒看過拍得夠深入的唐人街，成為日後張乾琦以唐人街，為終身拍攝主題的契機。
1992年張乾琦在以培植攝影新秀聞名的Eddie Adams工作坊贏得首獎和5000美元，便跟報社申請留職停薪飛到紐約住三個月，正式展開對唐人街的主題拍攝，但「新鮮感一過，剩下的都是挫折。」當地居民對外人素有戒心，人生地不熟的張乾琦，不會講廣東話，根本無法做進一步的溝通，封閉的社區，猶如層層包起的洋蔥，他連要從哪裡剝起，都看不見下手處，不少日子都只按了一兩張快門，就拍不下去，極度沮喪時，只能在街道邊走動邊寫筆記。
與非法移工同住，拍出唐人街內幕，促成美國勞動部調查
但張乾琦沒有放棄。
1994年轉到巴爾的摩太陽報工作後，每兩個月他都會排年休日，坐單趟就要五小時的巴士到紐約，逐步牽起唐人街內部的線，過程中他也確認自己真正想拍攝的是，能長期經營的專題，而非報社攝影「今天拍這個、明天拍那個」的即時新聞型態，1995年決心離職，從此成為自由攝影工作者。
1996年在國家地理雜誌的支助和紐約社工的介紹下，張乾琦在擠滿福州偷渡客的唐人街公寓，租到了床位，毫無隔音可言的薄板。隔出32個小隔間，將近百人共用三個洗手臺，房東為規避消防法規，不允許裝空調，偷渡客們只有把防火逃生梯，當通風的陽臺用。
為了混熟到能讓對方接受拍攝，且自己覺得拍得夠深入的程度，張乾琦在1996、1998、1999年到該公寓居住總共14週，從1992年起算的所有焦慮和挫折，終究轉化為破繭而出的力量，讓他拍出了前所未有的唐人街內幕，僅著內褲的非法移工，坐在逃生梯吃飯，對應著車水馬龍的紐約街頭畫面，成為標誌張乾琦作品的代表作，也促成美國勞工部對唐人街勞工權益，進行關鍵的司法調查。
至今他持續關注拍攝這些移工家庭的生活變化，將近30年，包括多次到福州，了解他們離鄉背井的經過，和被留在老家的父母孩子，及紀錄第一代移民在美國，結婚生子到培育出第三代的歷程。
他另一個廣為人知的代表作，是以高雄龍發堂精神病患為主角的《鍊》。
以寺廟起家的龍發堂，長期非法收容大量精神病患，用堂主稱為「感情鍊」的鐵鍊，把病況較輕與較重的病患繫在一起，共同工作洗澡睡覺，認為如此能促進互相扶持達到治療效果。
張乾琦說，他從報導得知臺灣還有這樣的地方，覺得非常不可思議，從1993年起到1999年，只要回臺灣，就一定會去拜訪龍發堂，十幾趟的拜訪，每次待幾天到幾個禮拜不等，熟到對方願意，讓他借住內部客房，「他們對外來報導者戒心很重，雖然對我這個美國來的攝影記者，似乎有不同的期待，但仍會派員全程監視我，我只能在他們允許的範圍內拍攝，也不能直接跟病患談話。」
《鍊》喚醒臺灣對精神病患權益的正視
頭幾年的拍攝張乾琦，並不急於發表，那些養雞念經，乃至洗澡的生活照雖有可看之處，卻非他理想中述說龍發堂主題的方式，他想讓觀者能跟那些被感情鍊繫著的病患，在視覺上正面對決，歷經6年建立的關係，管理人員總算同意讓他每組單獨正面拍攝。
張乾琦不是第一個拍到龍發堂感情鍊畫面的攝影師，卻是首位能將感情鍊，作為系列主題，讓觀者必須直視每對被鍊住的患者，是何種表情、肢體語言展現的交互關係，從而深思背後隱藏的問題。
系列1998年在攝影家雜誌發表後，引發的震撼與迴響，促成政府重新檢視龍發堂的病患權益，龍發堂隔年便把張乾琦列為拒絕往來戶。
2001年張乾琦首次在臺灣開個展，於臺北市立美術館的展出雖涵蓋美國唐人街、臺灣婚紗攝影另類生態等主題，最受矚目的還是《鍊》。張乾琦和長期合作的師傅試了好幾種放大尺寸，最後決定將展出照片，放大到跟真人尺寸一樣，「一天只能做一張，頂多兩張，光是放大照片的步驟，就花了兩個月。」為了找出最適合的擺放方式和角度，張乾琦在佈展的兩個月期間，幾乎天天都到北美館展場走察，對牆面顏色和打光角度斤斤計較。 「我想把空間運用到極致，不想照片只是掛在那邊，想要有某種穩定在牆面上的感覺，觀眾走到跟照片有一定距離時會變成微微仰視。」
之後《鍊》在巴西聖保羅雙年展和新加坡展出時，考量展場空間和當地人種的平均高度，他靠走察找出的理想高度，分別是離地52.5公分和47.5公分，每組人像的順序也會依照空間作調整，《鍊》系列至今在世界各地展出已超過20次，每次佈展方式都不同，卻無一例外激發出高度震撼和人道思考。
完美主義性格，打造攝影集夢幻逸品
張乾琦對於作品呈現的完美主義性格，在製作攝影集時，用吹毛求疵，都不足以形容，自行作好幾種打樣，來找出對的尺寸和編排方式只是基本的，除了反覆跟設計師確認各種細節，他每本攝影集都會到現場監印，他笑稱自己會先去找印刷廠的開關，準備一看到不對就立刻關掉……例如為了0.1公分的留白在印刷時容易出現誤差，已經進入試印階段的《鍊》全部作廢重來，為把0.1公分改成0.2公分，他特地買了幾百朵玫瑰去，跟比利時籍的設計師道歉。
「展覽總會謝幕，但攝影書是會流傳的，我不想留下遺憾。」
2002年出版的《鍊》以連頁設計，正面打開是48張人像串成的紙練，看似全黑的背面則有一條以95%灰階呈現的細鍊隱喻世間的人際關係，已絕版而成為攝影集收藏界的夢幻逸品。至今出版的四本個人攝影專書中，2001的《我願意》和2005的《囍》，都是結婚主題。
張乾琦回憶，1990年代末期他常被親朋好友委託拍攝婚禮，又看到臺灣流行婚紗攝影的現象，他很不願意照既定模式拍，而是想用自己的方式，去呈現結婚過程的不同面向，於是在《我願意》集結了諸如新娘和新郎在禮車裡累到昏睡的黑色幽默。
《囍》則源於他對2003至2004年，臺灣每年約有一萬人，娶越南新娘的社會現象感到不可思議，於是跟著仲介去越南六到七趟，捕捉到眾多越南新娘的茫然，令人深思跨國婚姻淪為買賣的問題。「當地仲介婚姻是一條龍作業，會發生什麼事，宛如生產線一樣都可以預期，上百個年輕女孩，被臺灣人用難聽的話品頭論足，五天內要把所有證件辦好……，我從中看到很多無奈。」
2015出版的《時差》，是以各國機場和酒店為主的照片，呈現張乾琦多年來需到世界各地進行拍攝的空中飛人生活。「飛機、床舖和閃爍的電視屏幕，給予了生活中唯一的連續，而所能感受到的溫度，除了臨座乘客擦身即過的體溫外，只剩下隔壁房間穿牆而過的聲響。」被美國時代雜誌，列為當年度特別推薦的攝影集之一。在兩個孩子出生前，張乾琦對攝影的堅持，是不把照片拍好，就不回家，就像斷了線的風箏，一直在天空飛，2012年有了第一個孩子後，在奧地利的家，就像條無形的線，在特別重要的日子，把他拉回，但主要生活型態，還是跟家裡聚少離多。
2014年他把過去多年拍攝的日常照片結合環境音，剪成自傳式紀錄短片《在路上》（On the Road），內含他特地收集來自15個國家的母親，所哼唱的搖籃曲，當成是給兒女的禮物。2019年他整年搭的國際航班，總數高達70趟，2020年因武漢肺炎疫情爆發而銳減成全年只有七趟，能待在家中陪兒女的時間大幅增加，帶孩子出去玩的時候，幾乎不會帶相機，也讓他有感而發，用英文寫下父親的心聲：「I used to think that I am nothing without photography. Until I had kids and realized that without love, I am less than nothing. 」（過去我總認為，沒有攝影，我根本一無是處。直到有孩子後才了解，若沒有愛，我會比一無是處還要虛無。）
冒著入獄風險，拍攝脫北者的5千公里大逃亡
在張乾琦攝影生涯中，難度特別高的主題，是2007年接受國家地理雜誌委託拍攝逃離北韓的人，儘管「不一定拍得成、充滿不可預知的風險、萬一被抓到，就可能被關到監獄」，但在對北韓獨特性，有難以言述的感受下，張乾琦還是抱著興奮的心情承諾接案。
為了避人耳目，他必須從中國南方繞道前往中國東北的北韓邊界與脫北者會合，再花九週的時間，與他們共同展開長達5000公里的逃亡，從中國東北到雲南、寮國，最後逃至脫北者，只要自首服完非法入境徒刑後，就能被遣送到南韓的泰國……張乾琦描述，逃亡期間要換乘各種交通工具，包括麵包車和船，因彼此語言不通，只能用眼睛溝通，跟仲介聯絡，只能透過手機簡訊，照片慢慢累積後，就更擔心被捕，「一旦被抓到，怕沿路國家的當局就能根據這些照片去回溯，讓整個逃亡路線曝光，構圖要能成立，又不能透露身分，和太清楚的地點，真的很難！」
儘管風聲鶴唳處處受限，最後仍有驚無險完成拍攝，而他們是負責牽線的仲介經手的第50趟生意，仲介在第51趟就被抓了。
2009年在美國維吉尼亞攝影展的邀請下，張乾琦嘗試將此系列，加上聲音製作成多媒體短片「逃離北韓」（Escape from North Korea），為此特別自費到中國北京和韓國首爾錄製他想要的現場聲音，補拍他覺得能讓作品更豐富的訪問與畫面，透過暗夜狗吠聲、脫北者獨白、手機訊息音、樹林風聲、北京車站的廣播與牧師帶著脫北者禱告等音景設計，讓原本靜止的照片，更有臨場感和流動的時間感，在跟牧師一起說完阿門後，全家皆已逃離北韓的女孩，面對鏡頭張開了眼睛，是全片唯一使用的動態影像，帶來畫龍點睛的效果。
這種結合聲音、動態與靜態影像的多媒體形式，也成為張乾琦後期創作的一大特色。
纖細又嚴謹的當代影像藝術家
「複多與張力：論攝影史與攝影肖像」的作者臺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教授林志明，2000年剛從法國回臺灣時，為《文化研究》期刊和交大教授劉紀蕙共同專訪張乾琦，觀察他的創作生涯超過20年，林志明評價張乾琦這些年來累積的影像創作探索和耕耘，早已超越優秀攝影家的範疇，稱他是臺灣重要的「當代影像藝術家」也實至名歸。
林志明指出，從張乾琦早期的作品《我願意》、《鍊》和「唐人街」系列，即可看出，他對於攝影「觀看」和「被觀看」權力角度的思考，著墨甚深，除了謹守報導攝影「對同一主題長期蹲點觀察、不是單方恣意獵取影像，而是跟被拍攝者建立信任關係後，才按下快門」的人道傳統，對於攝影的每個層面要求也都很高，包括如何用多張照片構築一個主題、如何讓構圖包容多層次的圖像意義，乃至以展覽或攝影書等不同媒介呈現時，要如何善用布置安排、整個空間和聲音讓攝影圖像達到最佳效果。
2001年林志明親眼目睹張乾琦對首次在臺北市立美術館開個展，所要求的種種細節，包括牆壁應該用什麼顏色、照片尺寸和懸掛高度要讓觀者是以剛剛好的角度些微仰視等，可以看出他對於整個空間的感知和理解非常敏感又深入。
「張乾琦是個既纖細又嚴謹的藝術家，他的要求很高，也因此達到了很高的境界。他的作品對拍攝主題有各方面的反省性，包括對攝影藝術本質的反省。而他不只是全球最高報導攝影組織『馬格蘭攝影社』的唯一臺灣會員，近年來也擔綱培育後進的幹部角色，對於挖掘攝影更多元獨特的視野有相當大的貢獻。」
開設攝影工作坊，激發年輕人的潛力
當年受惠於大師攝影工作坊指導的張乾琦，從2007年起開始主持個人攝影工作坊，將自己的經驗分享給後輩，「攝影不能教，但可以學，學員有強烈自主學習的意願，才是更重要的，我只是盡量提供方法，激發出他們的可能性，看到對的時候推一把，必要的時候，提醒他們別一直埋頭苦幹，偶爾要抬頭確認自己進行的方向，是不是正確的，讓更好的部分，能凸顯出來。」
張乾琦建議年輕人要勇於多方嘗試，沒做好、犯錯都是必經的過程，「但要努力讓錯誤慢慢減少，不然就會留下後悔了。」
2012年張乾琦在光鹽紀實工房執行長蕭嘉慶的邀請下，首次回臺開課，透過事前繳交作品和拍攝計畫的報名機制，精選出12名學員，名列其中之一的鏡週刊技術長簡信昌回憶，張老師的工作坊，不是單純講攝影這件事，而是以攝影為創作概念時需要做哪些思考，「他不會告訴你構圖光線要怎麼拍，而是要用照片講一件事情的時候，它會長什麼樣子，帶給觀看者的感受會是甚麼，脈絡越來越清楚後，你就會有意識地去釐清自己在拍的東西。張老師說過『創作最困難的是誠實』，創作必須誠實地面對自己，當我對創作有比較多思考時，就能看出有些創作是為了市場，作品就沒有那麼純粹。
他讓我深刻理解要怎麼讓自己的作品講話，作展覽不是把東西作完放上去就好，你要清楚這個創作本身到底要講什麼，怎樣的媒材要用怎樣的形式，作品本身是最重要的，媒材和展現形式都應該配合作品。」
簡信昌透過工作坊將先前拍攝的《機車臺北》主題延伸得更完善，贏得2012年國際攝影獎紀實攝影類榮譽獎。
對今年滿60歲的張乾琦而言，攝影不是工作而是生活，「從來沒有考慮過退休。」
從1992年起，拍攝的紐約唐人街移工家庭，是他想花一輩子經營的主題，也沒有拍完的時候。至今他跟大約20個移工家庭保持朋友關係的長期聯繫，在觀光客只能看表象熱鬧的街道上，他走在其中，偶爾就會遇到認識的居民，上前打招呼，閒話家常。
儘管早已熟門熟路，張乾琦每次走進唐人街，仍感覺得到心裡有隻蝴蝶在上下翻飛，如同他在2017年馬格蘭與日本富士軟片公司合作《HOME》主題計畫介紹短片所言：「實際上一直會很緊張，我認為這很好，如果來拍攝時心情太興奮或太舒服，反而不是一個好兆頭。我不想重複自己，不想拍攝已拍攝過的照片，那有甚麼意義？我要繼續挑戰自己。」
由馬格蘭攝影師，互挑代表作而集結成「馬格蘭眼中的馬格蘭」一書中，負責挑選張乾琦作品的布魯斯大衛森（Bruce Davidson）如此註解：「張乾琦的內心之眼，超越了現今媒體的約束，我們不會在他的作品，看到輕薄短小、速食式的影像，他選擇常被人忽略的細膩、困難的主題，用具有熱情、穿透力與深刻的眼光來呈現。可以確定的是，他有值得我們所有人學習的地方。」
郭怡君( 1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