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王大閎》：明日，我們的靈魂將遠航

王大閎1917年生於北京，父親王寵惠是國際知名的法學專家，曾任中華民國第一任外交部長，以及行政院長、司法院長等職務。身為獨子的王大閎，因為父親擔任海牙國際大法官的緣故，13歲進入瑞士他稱為「畢生難忘」的栗子林中學，以及接續就讀了英國劍橋大學建築系，與美國哈佛大學建築研究所。尤其在後者，他與貝聿銘同時受教於包浩斯的創辦人、因避戰遷住美國的建築教育家格羅培斯。

王大閎、貝聿銘與長年旅居德國已離世的李承寬，大概是台灣最熟悉的首批戰後華人建築師。王與貝是同窗，彼此偶有書信往返，但一個翩然於國際政商與明星建築舞台間，一個據守台灣六十餘年如一日（王大閎來台灣後，前50年未離海島一步），人生方向與建築態度南轅北轍。

王大閎的建築作品包括有台大學生活動中心、林語堂宅、濟南路虹廬、登月紀念碑計畫案、外交部等，可作為代表作品的，大約公認為是國父紀念館與已被拆除的建國南路自宅。

王大閎曾說：「國父紀念館是我最艱難的設計，而登月紀念碑則是我自許最具有深遠意義的作品。」登月紀念碑1970年代時曾經引發台灣社會的熱烈迴響，當時外交部長魏道明積極推動捐贈這個高逾20層樓的優美作品，作為美國獨立200年的禮物，後來因台美關係與政治環境的改變，讓計畫案胎死腹中。

無論如何，登月紀念碑還是讓我們見到王大閎對人類與科技的未來，積極也善意的某種期許態度。而國父紀念館與建國南路自宅，皆是嘗試將中國傳統建築與現代性作對語的經典作品，國父紀念館回應的是大我的文化承傳與符號轉譯，建國南路自宅則是面對私我的生活／生命語境思索。

若是拿王大閎與李承寬做比較，雖然兩人同是令人景仰也難及的優秀建築人，但我看他們時，還是會把重點放在他們建築價值的差異性上。我覺得王大閎是在思索東方既有的傳統文化，如何能在西方價值主導的體系裡作延續的問題，文化（尤其是文人的文化）是他建築作為的重心。李承寬的建築則是建構在西方啟蒙運動的「人本」理性思想上，是以個體主觀意識作出發，對客體世界所提出對應的演繹，可說是以人（尤其是個體）為中心的建築作為，其中雖然有老子思想的流轉，實體操作上的主脈絡卻沒有清楚對此顯現，與王大閎以文化作為建築語言的實體性格並不同。

因此李承寬的建築，是完全可以置放入西方近代建築史，一點波瀾也不生的平順自然；王大閎的建築，目前則還放不入西方建築的架構，因為對他們而言，這種文化性是一種地域對現代化主流發展的反撲（西方從不需思考文化性的主體問題，因為他們的建築就是文化主體）。對他們而言，王大閎的作為可能是有趣的現象，但目前只能收放在現代建築史的附錄裡，當地域性的現代建築來看。

王大閎相信人的全面向可能，除了早年譯寫的《杜連魁》外，同時也繪畫、作曲及寫作，而自年輕就撰寫起、帶著些許自傳色彩的科幻小說《幻城》，應該是王大閎在建築之外，私心最在意的創作作品。

《幻城》是設定在3069年的故事，九歲的迪諾王子被他統領地球的父親，送上一艘名為「梅杜沙」的太空船，開始一趟不知終點何在的探險／學習之旅。在這艘太空船裡，迪諾與他年齡相近的同伴們一起學習與生活，也有成熟的神父與學者隨行，以進行教育與對話。形而上的哲學思辯，優美的音樂藝術，不斷地流淌在日常的生活，幾乎像是某種對於古希臘文明裡，形而上與形而下、理性與感性，得以在日常生活裡自然交織的嚮往致意。

然而，這樣嚮往（烏托邦）與離世（太空船）的特質，隱約還是會讓我聯想起來《杜連魁》這本小說。王爾德與王大閎兩人，都曾經表達出對古希臘「全人」文明的歌頌，並對由理性主導的近世代文明，都以希臘文明對照作出感傷的哀悼或批判。然而比諸王爾德的悲觀，王大閎依舊寄予未知的明天，某種樂觀的期待，因此即令知道人造完美太空船的外面，是「冰冷的無止境黑暗時空」，迪諾王子依舊決定開始書寫他的前世回憶錄，因為他想藉此回返到那個「一度曾經擁有的無憂無慮的日子」。

當然，這小說也不免讓我們與王大閎極其特殊的成長經驗作聯想，譬如他在蘇州的童年經驗，13歲被父親送到瑞士求學的過程，以及在建築領域登堂入室的挫折與迴旋轉身後的人生思索。此外，尤其可見出他藉由文學創作，所帶出來對生命意義與本質的凝看，以及對人類文明何去何從的某種憂心。

王大閎的建築作品，一直嚴肅思考西方的現代建築，當怎樣與中國傳統的建築藝術，如何在美學上接軌的問題，同時極端自律務本的對應建築材料與工法，喜歡用原質的樸素混凝土來作呈現，完全不會為了媚俗而去刻意迎合討好。這種嚴肅性與自制力，自然是因為心中有個核心理念在做規範，使自己得以長時堅持並不踰矩。

王大閎一世平淡專注經營建築創作，既不嘩眾取寵，也能長久堅持一己理念，更不輕易懷憂喪志的被現實所屈服。他在台灣這幾十年經營的建築成果，我覺得目前還是遠遠的被社會所埋沒與低估，但這其實並無妨，歷史至終還是會清明出藝術價值的真實目光。

在過去十多年的時間裡，我有幸與王大閎先生數度晤面，也匆匆幾次在電話過語。王先生話語簡約，非不得已絕不發表意見，更不以己見干預別人的想法，對每個人的獨立思考都有極大的尊重。有次，在台科大的演講場合，有學生聽到王大閎這樣談論自己的建築作為：「我從來沒做出來一件好作品。」於是舉手問：「如果如此，那王老師後悔作了建築嗎？」他迅即回答：「當然不後悔。」然後，他忽然轉頭問我：「你後悔嗎？」我一時楞著的，無法像他那樣決然說出話語來。

從我與王大閎來往的經驗與觀察，他從不眷戀權力與名聲，個性謙遜但具有傲骨，喜歡獨立行事不成群結黨，話語的簡短更是我平生僅見，是一個誠實也認真的創作者，對於自己與作品皆嚴厲不寬容。

於我，王大閎不只是一位傑出的建築師，他更象徵了一種時代的存在，以及正流逝中的某種文人風骨的證明，和時光回望時顯現的創作寬厚胸襟。最重要的，王大閎讓我們見到一種生命的品質，以及作為一個人的典範。

1968年格羅培斯曾函寄王大閎一封手抄希臘詩人喬治． 塞菲里斯（George Seferis）的詩，這首受到王大閎珍愛的手稿詩裡，提到了簡單的重要性，清楚展露他輕盈樸實的人生態度：「⋯⋯已到了只說非說不可話語的時候了，因為明日我們的靈魂將遠航。」

一個純粹的時代靈魂，必然可以遠航在永恆的時空。

1. 王爾德著、徐進夫譯（1972），《格雷的畫像》，台北：晨鐘。

2. 王爾德著、王大閎譯（1977），《杜連魁》，台北：景象。

3. 蕭梅編（1995），《王大閎作品集》，台北：國立臺北技術學院建築系。

（本文節錄自王大閎等18人著，《世紀 王大閎》，2018.6.15，典藏藝術家庭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