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千、孫家勤臨摹敦煌壁畫稿本，首度曝光！

1963年，張大千委託臺靜農和張目寒，替他在台物色一位徒弟兼繪畫助手，孫家勤也就成為最佳人選。1964年，孫家勤放下教席，毅然遠遊，負笈巴西，面對不可知的未來，追隨張大千。在巴西八德園中的日子，孫家勤得以親炙大千：「我每天五時等在園中，陪隨老師在園中散步，這個時候我得到最多的益處，除了老師在沿途指點晨霧變幻蒼松寒露的自然景色美點，喚醒我的注意力之外，並且泛談著古今之書畫。由辯證古畫的真偽，到畫家的傳承，上下古今無所不談，我才真了解古人所謂的『咳唾皆金玉』真是不錯……」在八德園內隨師三年，孫家勤自覺年近四十，不好再依靠大千先生，應自謀生活，後受聖保羅大學之聘，創設該校中文系。期間孫家勤仍每週至八德園，向大千先生請益，至大千赴美定居為止。1992年，於巴西退休後，回台受聘於台灣師大、文化大學、華梵大學美術研究所、美術系任教，致力創作與藝術教育。

拜別八德園時，大千特別送贈孫家勤畫作、筆、墨、硯等，寄望深厚，大千時拿著墨對孫家勤說：「此墨隨我關山萬里，經歷各國，是我心愛之物，其造型為一把漢時的尺，墨上鐫有考據，完全依漢時制度而製成。非是適當的人，你不可隨便拿出來看，我要你以此尺去度量天下的藝術家。」在歷史博物館2009年舉辦的「耄年新猷─孫家勤畫展」中，孫家勤與夫人趙榮耐慷慨捐贈七件張大千所贈文物：〈張大千摹敦煌觀音大士像〉、〈張大千海虎絨披風〉、〈乾隆漢尺行墨一錠〉、〈端硯〉、〈大風堂專用墨一錠〉、〈古墨丸一錠〉、〈畫荷用筆一管〉。2016年，夫人趙榮耐捐贈文化大學華岡博物館九組件作品：〈敦煌火圖〉、孫家勤〈仕女圖〉、孫家勤與張大千敦煌描稿〈敦煌安西榆林窟曹延祿供養人像粉本〉、〈敦煌安西榆林窟第九窟比丘像粉本〉、〈子天公主李氏供養人〉、〈白描密積金剛坐像〉、〈敦煌石窟藻井圖〉、〈榆林窟第五窟西夏普賢菩薩赴法會像〉、〈榆林窟第五窟西夏普賢菩薩赴法會像〉。而這些捐贈作品，都於9月12日至2017年1月13日華岡博物館「大風馨傳─孫家勤教授繪畫暨捐贈展」中盛大展出。

2015年6月15日，孫家勤夫人趙榮耐訪文化大學，表達捐贈之意，她說：「孫老師生前對文大有一分特別的情感，無論是前創辦人亦或是張董事長都對先夫器重有加，使我每次返回文大有如返回娘家……」談起捐贈緣由，得從該校創辦人張其昀說起。在孫家勤赴巴西前，張其昀曾想延聘孫家勤至文化大學任教，而張其昀本人更是早於1935年，以一年的時間，旅行西北，親自考察敦煌石室遺跡，進行研究，並撰文記載敦煌歷史、地理、文化、藝術之重要性，後又在文化大學設立敦煌研究所，大力推進敦煌學的發展，及至首創的《敦煌學》雜誌得以刊行，可謂國際敦煌學的先驅。張其昀亦和大千交好，1980年八十壽誕時張大千書贈〈春曉華岡麗，高峰泰岱尊〉，此作現為華岡館藏之一。1982年，文化大學聘孫家勤任客座教授，回台後於1996年任教授，執教多年，至今華岡乃典藏有孫家勤〈秋後煙雲〉、〈柳蔭閑吟〉、〈紫藤〉、〈仿敦煌畫北魏野豬〉等多幅作品。此次展出，上述作品除外，另展有孫家勤家屬珍藏之〈大風堂匾額〉、張大千〈孫家勤門生序〉，及大千為孫家勤題字之〈八德園景孤松頂〉及〈檞樹雙猿〉，〈春山小雪〉、〈王屋山中人家〉、〈天雨初晴〉、〈牡丹鷹犬〉、〈茂林戲猿〉、〈供養天童〉、〈紈扇仕女圖卷〉等山水、花鳥、人物畫作。透過展品與畫中題跋，張大千與孫家勤之師生情誼，及孫家勤承繼大風堂畫藝、後續開展出之創作面貌躍然紙上。

展中焦點，無疑是捐贈首度曝光的敦煌稿本。此七件稿本皆繪於半透明紙上，為大千臨摹敦煌藝術之重要紀錄，具藝術、文獻價值。張大千於1941年遠赴敦煌，原擬三月即歸，最終完成歷時二年七個月「面壁三年」的壯舉，可謂其藝術生涯之轉捩點，成為其厚實豐美藝術成就的重要養分，他說：「我到敦煌，最初不過想逗留幾個月，結果一住便是二年有餘，這不能不說是為壁畫的包孕精博的美把我懾住了。」「壁畫最大者高達數丈，而我帶去的紙最大者僅丈二。壁畫上偶有剝落處，我遂由對顏料、色彩的研究，進而考證年代。我愈看愈明白，我自知要有所成，非得留下來三年五載下苦功不可！」

籌備工作，一如遠征作戰，當時的敦煌缺乏飲水及肉食菜蔬，多需自蘭州購運，二地相距千里之遙，今日坐飛機飛行時間也要近二小時，沿途又有土匪出沒，此中歷險，猶如上西天取經。作家高陽評述：「張大千在敦煌作藝術上的『苦行僧』，精神上與玄奘西域取經有相通之處，表現了他的勇氣、毅力及對藝術的虔敬。他在敦煌兩年有餘的生活之本身，便是一大成就。」大千在敦煌的初期工作是為300多個洞窟編號，共編得309號，為莫高窟編號之中國第一人。臨摹壁畫是最大工程，大千回蘭州採購給養，又至西寧請得五名喇嘛畫師，率子心智、侄心德，門生劉力上、蕭建初、孫宗慰等前來幫忙，外加一廚二差，準備的食物、畫具，裝載驢車有78輛之多。畫布、顏料、裝架、照明樣樣項項都做最好的準備。描摹壁畫，實是件苦事。多數洞窟光線昏暗，需一手持蠟燭一手執畫筆，有時得站在梯上，有時蹲著，有時還要躺臥地上。清晨就入洞工作，薄暮才出洞，有時還得開夜工。至於如何臨摹壁畫？大千說：「壁畫色多斑斕，尚須秉燈靜觀良久，才能依稀看出線條，我主要在觀摩揣測上下功夫，往往要數十次觀研之後才能下筆。為了不浪費材料起見，臨摹時先以玻璃紙依原作（壁畫）勾出初稿，然後黏此初稿在畫布背面，在極強的陽光照射下，先以木炭（在畫布上）勾出影子，再用墨勾。稿定之後，再敷色。凡佛像、人物的主要部分，即分由門人子侄喇嘛分繪，每幅均亦註上誰畫的是哪一部分等合作者的姓名。因此，每幅畫均手續繁複，極力求真，大幅的要兩個月才能完成，小幅的也要十幾天！」臨摹非創作，初稿不是畫完就好，大千說：「臨摹壁畫的原則，是完全要一絲不苟地描，絕對不能參入己意，這是我一再告訴門生子侄們的工作信條。若稍有誤，我就要重摹，由此令他們叫苦不已。」

孜孜不倦地刻苦工作，大千共畫成了276件，但帶出來的只有56件，大千說：「是要到印度去核對求證，究竟與印度的淵源為何，因此帶出來了。尚餘二百二十件，如今都被共產黨所謂的川西博物館（今四川博物館）劫收了，經手弄去的人是謝无量。」四川博物館也是今日收藏「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最完整的展館，大量發表於2015年出版之《張大千留蜀精品》，據總目計該館藏有臨摹壁畫178件。而，1968年大千將大風堂藏臨摹敦煌壁畫62幅捐贈給台北故宮，1969年故宮舉辦「張大千先生捐贈故宮臨摹敦煌壁畫特展」並出版同名圖錄。仔細比對，四川博物館所藏與台北故宮所藏皆不同，此次捐贈華岡博物館的稿本：〈敦煌石窟藻井圖〉、〈敦煌安西榆林窟曹延祿供養人像粉本〉、〈敦煌安西榆林窟第九窟比丘像粉本〉、〈子天公主李氏供養人〉、〈榆林窟第五窟西夏普賢菩薩赴法會像〉、〈榆林窟第五窟西夏文殊菩薩赴法會像〉，完成作品皆藏於台北故宮。其中，最大兩幅水墨白描畫作〈文殊、普賢菩薩赴法會圖〉，多出於孫家勤手筆，由此可見大千對他的推重。榆林窟工作環境極為惡劣，壁畫得來不易，大千說：「洞裡毒蠍甚多，門生子侄多被螫過，晚上睡覺都要以被蒙頭而眠，以防蠍子，午夜常常聽見狼嗥銳厲之聲。」

此二大稿本，350×225公分，為大千臨摹壁畫最巨幅，磅礴大氣，每件作品由21幅半透明紙拼整而成，大千於稿本以小字標註繪畫所需注意之處，甚至連鈐印的位置和所用之印，都清楚註明。如在〈榆林窟第五窟西夏文殊菩薩赴法會像〉右上角註記：「每山之頂皆較深，然後向下淡……鬚眉之線條必需分明，用淡墨由深至淡染出。髮用深墨染再加頭髮，墨求黑……」描繪此二幅巨稿，在孫家勤腦海中印象深刻，他在〈雕宰三年，師恩如海〉中寫道：「我臨摹了『十一面觀音』等十餘幅敦煌畫，並且協助老師，在他老人家的指點之下，補成了兩張文殊、普賢赴法會的大白描圖，這二張畫上面是北宋的斧劈山水，老師一面畫，一面談著南北兩宋畫法的不同，趙孟頫、仇英等山水與此幅背景山水的比較，同時談到他對臨撫壁畫的用心，他認為壁畫在北魏及唐宋的作品，多已剝落及氧化變色，當年畫家作成時，當不是現在這個面目，他乃揣模當時作畫的情形，使其恢復初畫成時的情況，所以他的臨摹壁畫，不是死板的照抄，而是使其重現。」

然而，大千落款稿本的時間為「壬寅」1962年，時孫家勤未到巴西八德園。揭密證據落在故宮所藏的〈普賢菩薩赴法會像〉，題籤與稿本畫幅上的題記相同：「此畫為趙文敏白描九歌之祖，其樓閣山石則與馬遠同功。予得宋紙二幅臨之。壬寅（1962）十月題記。」但故宮藏本不同於稿本之處，在於右下角有著大千長題：「此安西榆林窟第二窟。西夏人畫文殊普賢赴法會各一鋪。畫筆全師龍眠，而背景兼綜馬夏，為壁畫中所未有。予時以歸期迫切，未能臨寫，但以油素搨草藳。我受降之明年，予重游故都，得宋楮二番，長寬適與相同，因橅以上紙。已而共匪掠據中原，予攜之以隨避亂五天竺，一年有半，時畫時輟，大體始完。又逾年，移居南美，間復點染。忽忽十五年矣。門人孫家勤、張師鄭自臺港來從游，數張此畫，以示用筆，其間有鬢髮兜鉾未及勾染處，乃命二生完成之。蓋予目翳八年，不復耐此細筆矣。中華民國五十六年（1967）丁未歲花朝日摩詰山園記。爰翁。」因此可知稿本應和故宮藏本狀況一樣，乃張大千時畫時輟，先有題記，後在巴西八德園經由弟子孫家勤、張師鄭補繪而成。張大千及其門生子侄番僧，集體臨摹復原的敦煌壁畫作品，正如陳寅恪所言：「大千先生臨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畫，介紹於世人，使得窺見此國寶之一斑，其成績應已超出以前研究之範圍。何況天才況具，雖是臨摹之本，兼有創造之功，實於吾民族藝術上另闢一境界。其為敦煌學領域中不朽之盛舉，更無論矣！」

孫家勤協助大千臨摹復原的敦煌壁畫，進入故宮典藏，成為當年藝術圈的美談大事。孫家勤於八德園中描摹的「十一面觀音」，也就是日後大千捐贈給台北故宮的〈摹敦煌莫高窟第十四窟晚唐十一面觀音像〉。在華岡此次展覽中，孫家勤1965年作〈供養天童〉、1966年作〈北方天王〉，其本張大千〈摹敦煌莫高窟第九窟晚唐維摩變童子像〉、〈摹敦煌三危山塔宋代北方天王像〉亦藏於台北故宮。孫家勤因緣際會地成為未經「乾隆御覽」入故宮的當代畫家，何其殊榮。在孫家勤1998年〈山茶野趣〉、2001年〈盛唐引路菩薩〉、2006年〈蜀葵〉、2006年作〈秋豔〉、2010年〈野池荷香圖〉、2010年〈茂林戲猿〉等作品中，鈐有「乾隆未覽之寶」、「古希赤子」之印，這股幽默情懷，不禁令人會心一笑。

專擅人物畫的孫家勤曾向張大千請益，問：「我是學人物的，我應該一直畫人物嗎？」大千說：「不可以，你既然想作一個藝術家，跟我學了，你就應該無所不能。」經大千啟發，孫家勤在山水、花鳥、人物全面性開展，工筆、寫意、沒骨、潑彩兼擅，筆路開闊，匯古通今，精湛多能。孫家勤於巴西期間，身處西方社會，既向大千學藝也得到多元刺激，嘗試新的材質，油畫布、水彩紙、西方顏料，在原有的工筆重彩基礎上，將潑彩運用於花鳥作品，除直接以金箋作畫，亦有著直接於一塊塊貼妥的金箔上潑彩作畫，用色濃豔明麗，色塊與金色相輝映。孫家勤晚期的花鳥和山水，出古變今，在汲取大千的青綠潑彩特色外，加入現代彩墨的渲染，除傳統重色、重彩，加上紫紅、橙黃、靛藍等高飽和度色彩，水墨淋漓，虛實兼就，而有著一股浪漫朦朧詩意之美。因現代居家空間的轉變，傳統國畫在立軸上長方形的構圖布局偏於下方，與現代家居空間擺設較不易搭配，近正方形的構圖也成為孫家勤銳意嘗試的方向。

1969年，張大千喜為孫家勤寫序：「此數年中，乃力橅敦煌六代三唐以來壁畫，學益大成。元明以來，人物一派墜而不傳，孫生可謂能起八代之衰矣，晚得此才，吾門當大。」讚譽極高，唯文中僅就其人物畫說明。1971年，在巴西近代美術館舉辦「張大千與門人孫家勤、舍姪葆羅國畫展覽」，該展也是張大千個人唯一一次與門人合辦的師生聯展。1971年12月，大千評寫：「孫生家勤自台灣遠來從遊，專意敦煌石室壁畫，予迺盡取所橅，又從羅吉眉先生乞得攝影如千幀以授之，精研深思歷七八年，斐然有成、著筆沉厚、傅色端豔，居然有隋唐以上風格，起元明以來人物畫之衰，於孫生有厚望焉。又嘗從予觀海外諸所藏名跡，必請問源流精微，退而揣摩，故其山水亦能上追董巨劉李，花鳥兼綜徐黃藤崔，並能自見性情，其縱肆處能攝取白陽青藤之精魄奔赴腕下，生之勤勵如此，其才亦足以濟之，是可喜也……」對於孫家勤人物、山水、花鳥皆評註讚美。又，大千觀孫家勤〈檞樹雙猿〉，「方病為之興起」所題：「家勤臨之直可奪真，觀之大喜，幸毋輕以與人也」。大千看重這晚年門生孫家勤，已是不言可喻。

「大風馨傳」，表述著孫家勤「大風堂」門人身分，並結合其父孫傳芳將軍字「馨遠」、母周佩馨中之「馨」字。大風堂門生眾多，孫家勤可說是大千晚年在台所收的關門弟子，趙榮耐夫人無私地捐贈大愛，讓大千與孫家勤臨摹的敦煌壁畫稿本留存台灣，在華岡使大風再起，馨遠傳芳。

大風馨傳─孫家勤教授繪畫暨捐贈展
地點：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博物館
展期：9/12～2017/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