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由太魯閣族儀式傳承者暨藝術家東冬・侯溫與新媒體藝術先鋒鄭淑麗攜手創作的《遊林驚夢：巧遇 Hagay》，即將於5月22日至24日在臺北表演藝術中心上演。融合數位影像、雷射藝術、自我敘述、神話歌謠與原民樂舞，此作以東冬・侯溫虛構的獵人與 「Hagay」靈群傳說為起點，貫穿「 Gaya 宇宙法則」與「科技薩滿主義」（Technoshamanism）理念，再由鄭淑麗將舞台設計化為「編織」與「儀式」的科技延伸，引領觀眾進入古老智慧與當代社會相互交織的境地。
近年原住民族宇宙論以及其衍伸的政治思想（以下簡稱為「原住民族宇宙政治」，indigeneous cosmopolitics）在學術與藝術領域中的興起，與當代政治理論中對「去人類中心主義政治」的重新思考密不可分。如布魯諾．拉圖（ Bruno Latour） 指出，「現代性」（modernity）長期建立在「自然」與「文化」的嚴格區分之上，但這一區分在當代已逐漸失效。
諸如臭氧層破洞、全球暖化或生態系統失衡等問題，皆顯示我們所面對的並非單純的自然現象或社會問題，而是無法被清楚切割的「混雜物」，是人類技術、政治制度、物質環境與生態過程彼此交織、共同構成的事件。同樣地，政治理論家珍．班奈特（ Jane Bennett） 亦提出「物質活力」（vibrant matter）的概念，主張世界中的事件並非僅由人類意志所主導，而是由人類與各種非人因素——物質、環境、基礎設施與生態力量——共同作用而成。政治行動與倫理判斷不再只是人類社會內部的問題，而必須重新理解為一種跨越人與非人的關係網絡。
這些理論洞見在實際制度層面的落實上，仍面臨顯著的限制。拉圖所提出的「物的議會」（Parliament of Things）試圖讓河流、森林或氣候等非人存在在政治決策中獲得代表，然而在實際操作中，這些非人行動者仍必須透過科學家或專家加以詮釋與代理。問題在於，這些專家正是在主客二元對立的科學實證主義框架下受訓，其知識方法預設觀察者與對象之間的距離。在這樣的知識結構中，他們是否真能成為非人行動者的代言人，仍然值得省思。
類似的困境也出現在班奈特的理論之中。班奈特透過某種程度的「擬人化」策略，使人類得以感知物質世界的活力與能動性，從而重新調整政治倫理的想像。然而，當代政治制度多建立在權利與義務的契約架構上，其法律主體仍預設為人類個體或法人。在此制度結構下，「物」即使被理解為具有能動性的存在，也難以真正成為具權利與義務的政治行動者。理論上的去人類中心視角，因而在制度實踐上仍存在落差。
在這樣的理論與制度落差之間，原住民族宇宙政治的重要性逐漸顯現。不同於當代理論試圖在既有政治制度中重新為非人存在尋找位置，許多原住民族宇宙政治本身即建立在人與各種大自然非人存在的長期互動關係之上。這些宇宙論並非抽象的形上學假設，而是在長時間與山林、河流、動物與祖靈共處的生活經驗中逐步形成的「規律」。這些規律既描述世界如何運作，也同時規範人應當如何行動，因此具有知識與倫理雙重面向。
更重要的是，這些宇宙論往往並未停留在信仰或象徵層面，而是真正地被納入部落的社會與政治制度之中，成為實際運作的規範。是故，當當代理論試圖突破人類中心主義時，原住民族宇宙政治提供了一種不同的參照：它並非只是理論上的想像，而是一種長期被實踐、並仍持續運作的政治世界觀。
正是在這樣的脈絡下，出身泰雅族的電影導演陳潔瑤與藝術家東冬．侯溫之間的對談顯得格外具有意義。此次對談是今年一月兩天一夜「捻．念．：銅門部落山野之旅」活動的一部分，由臺北表演藝術中心主辦，並由兒路創作藝術工寮設計與製作。整個活動的核心關懷，便是如何在當代條件下重新理解原住民族宇宙政治的意義。無論是陳潔瑤長期的創作脈絡，或是東冬．侯溫與鄭淑麗於今年五月即將在台北表演藝術中心呈現的作品《遊林驚夢：巧遇 Hagay》，都不約而同地指向 「Gaya／Gaga」 這一原住民族世界觀中的核心概念。
太魯閣族語的「Gaya」 與泰雅族語的「Gaga」兩者在語言上雖有所差異，但所指涉的思想結構相當接近。一般來說，「Gaya／Gaga」 可以被視為一種「規律」：它既是宇宙運行的原理，也是自然循環與生命節律得以維持的根本秩序。這種規律不僅描述世界如何運作，也同時構成一套具體的生活準則，使人們在日常實踐中得以判斷何為適當、何為逾越。換言之，「Gaya／Gaga 」並不是抽象的宇宙觀，而是一套同時涵蓋宇宙運行、自然節律與人類行動尺度的整體性原則。正因如此，當代藝術創作與文化實踐重新觸及這一概念時，所帶出的不只是文化記憶的回返，也是一種對於世界秩序與生活方式的再思考。
問題在於，我們該如何將這樣的原住民族宇宙觀「操作化」，使其成為可以調整並應用於現代社會的體系？在這次講座中，東冬．侯溫提出的 「Gaya／Gaga」 的新觀點，或許可以作為一個可能的開端。他認為「 Gaya／Gaga」，指的其實就是「關係」。我們可以大致從三個面向，來闡述這個觀點。首先是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例如在太魯閣族的傳統中，當族人取用一棵樹時，必須與樹交換名字，使樹知曉採集者的姓名。將自己的名字交付給樹，象徵彼此生命的交換，也意味著取用其生命所需承擔的代價。又如狩獵季節的規範——某些月份禁止獵捕，以確保動物得以繁衍、生態得以延續——同樣是在維持人與自然之間的平衡。
其次，是人與人之間的倫理秩序，包含禮節、婚姻、家族制度、儀式與交換網絡。這些看似社會性的規範，實際上也構成 「Gaya／Gaga」的重要面向。最後，則是人與精神世界之間的連結：首次進入獵場時的敬酒儀式、獵場的歸屬、獵物的分配方式，乃至進入他人部落或家屋之前，向土地之靈或主靈致意，皆是建立並維持此一關係的具體實踐。
這裡必須強調的是，這三個面向僅為方便理解，實際上的操作並沒有這樣的區分。例如狩獵時的行為與規範（人與自然的關係），一方面包含了進入獵場的儀式以及祖靈的庇佑（人與精神世界的關係），同時也關係著獵場劃分與獵物分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換言之，這三個範疇在運作時是緊密交織、無可分離的。而什麼樣的概念可以同時包含此三個面向？我認為是「萬物」，也就是這個世界、這個宇宙。
如果「 Gaya／Gaga」 這個單一詞彙指的是同時可以包含這三個範疇的關係形式，那它代表的便是我們與「萬物」此一概念之間的關係。於是，在實際的運用上，這樣的「原住民族宇宙政治」既不是透過代言，亦不是透過擬人化的想像，而是透過「萬物」的信仰與中介，逐步建立人們在各個細部面向上的原則與倫理。這個「萬物」的理解與建立其上的立場觀點，不僅超越個人，也超越特定社群、超越單一文化。
將 「Gaya／Gaga」 理解為「關係」同時也具有鮮明的當代意義。「規律」或「原理」往往暗示某種恆常不變的法則；然而，若將「Gaya／Gaga」視為關係，它便不再只是單一法則或抽象信條，而是生命與各種存在之間持續生成、彼此回應的互動與交換。「萬物」與「世界」並非固定不變的真理，而是一種流動的結構，因對象與時空條件而產生調整。正因如此，以關係來理解 「Gaya／Gaga」，不僅能容納「新事物」的創造與生成，也能面對與處理傳統體系在現代性發展與社會變動之下所遭遇的張力與斷裂。
這種由歷史推進所帶來的時代性張力與斷裂，也是陳潔瑤的電影創作與東冬．侯溫藝術實踐所共同關注的核心。陳潔瑤在《哈勇家》中所描繪的張力，主要來自外部制度的暴力介入：領域與獵場的劃分、部落領導者的產生方式，原本皆屬於部落自身的「規律」（Gaga）；然而在現代國家制度的植入之下，例如選舉與行政制度的引入，原有的運作邏輯逐漸被重組，也隨之引發社群內部的緊張與衝突。
另一方面，《遊林驚夢：巧遇 Hagay》所處理的問題則不在於外來現代制度對部落倫理結構的直接衝擊，而是在歷史持續推進的過程中，新的個體生命經驗如何與部落既有的規範產生摩擦與位移。《遊林驚夢》以一位太魯閣獵人的夢境經歷為敘事起點，引出「Hagay」的概念——一種打破二元性別分野、同時具備女性特質的男性狀態。這種跨越既定性別分類的存在，在傳統部落秩序中往往難以被立即理解或接納，也因此成為作品反覆探問與展開的核心張力。
換句話說，「Gaya／Gaga」並非一套不可撼動、只能被服從的規範，它在特定時刻是可以被超越的。因此，關鍵在於如何判斷「何時」需要超越。東冬．侯溫給出的判準並非抽象原則，而是極為具體的生命經驗：當人遭遇到「最艱難的時刻」，既有的規範已無法支撐生存與尊嚴，超越才成為必要的行動。東冬以太魯閣族藝術家余欣蘭的母親為例；傳統上，太魯閣族女性要會織布，男性則要打獵，但是因為家族在1990年的歐菲莉颱風災難裡18位族人罹難，欣蘭的母親被迫拿起獵槍，成為獵人，以維持家族的生計。這並非背離傳統，而是對生存條件的回應。
因此，東冬所理解的「超越」，並非對傳統的否定，而是指出當代條件的斷裂：「超越」必須發生的那一個「最艱難的時刻」，並非情緒或意志的臨界點，而是一個規範失效、卻又無法逃避行動的時間位置。在政治哲學中，這樣的時間點常被描述為「例外狀態」，或「真正決斷」得以發生之處，也是哈姆雷特反覆糾結的「生存還是毀滅」（to be, or not to be）的抉擇點。此處所指的超越，並非個人主義式的張揚武斷，而是一種政治性的行動，必須同時涵納許多因素與因緣，包括個人的意志、能力與話語權力，以及社群的回應，才可能真正發生。
若從政治理論的角度回看，拉圖與班奈特所提出的理論洞見，或許正可以在陳潔瑤與東冬．侯溫所談及的原住民族宇宙政治實踐中，找到一種具體可感的參照框架。這樣的框架在一開始便以打破二元架構的「萬物合一」為信念基礎，以世界萬物作為建立關係的對象，並藉此發展更為細部的、關於人與自然、人與人，以及人與精神世界的倫理與原則。
相較於西方政治哲學多半仍以主體與客體的區分為前提，這樣的宇宙政治實踐並不依賴擬人化或代言機制來納入非人，而是透過對「萬物」的信仰與實踐，使多重存在（人、自然，與精神）自始即被納入同一倫理結構之中。《哈勇家》與《遊林驚夢：巧遇 Hagay》所揭示的不僅是此一「原住民族宇宙政治」（Gaya／Gaga）的概念意義與實踐情形，更是這樣的體系在面對新事物、外部文化介入時可能的衝突與彈性。或許正是在此意義上，原住民族宇宙論所提供的，不只是對既有理論的補充，更是一種重新思考當代政治如何可能發展與變化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