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鳥行動的現場，想著「在社運中，藝術可以做什麼？」，以及這個問題的盲點

「在一場社會運動中，藝術能做什麼？」也許這是許多藝術工作者在感受到社運現場之後，時常會想到的問題。另一方面，我們也不難看到大眾媒體將許多現場如工作坊一般的集體手作、塗鴉，乃至於再現社運形象的造型裝置，視為「藝術在運動中發揮的效用」。

在這二者之間，似乎有著對「藝術的功能性質問」，以及「在現場發生的異質性勞動與創作」的認識落差，很多在現場發生的行動，難只以藝術稱之。換句話說，在運動現場中的「集體手作」與「技藝」，本來就是既純粹、又具有鮮明創作意識的事情，稱它是「藝術」或「文創」，都顯得詞不達意。

從十年前的318太陽花運動，到今年的青鳥行動，總有人會提起「在一場社會運動中，藝術做什麼？」這個問題。但看見5月28日立法院三讀之後的青鳥行動現場，我意識到這個問題本身有著盲點——今天現場發生的那些現場創作行動，以藝術稱之，反而會消解它本身在此時此地所散播的能量。

首先，讓我們先看看在5月28日當天，看見了哪些不同於以往的創造力與集體手作行動。

一，將「青鳥」具象化時產生的多元創造性與集結：

有別於運動剛開始的第一週，充滿著各種迷因式嘲諷與控訴的圖片和標語，在前幾日社會大眾逐漸以「青鳥」這個符號為這場運動定調之後，各式各樣的人們開始擴延想像青鳥作為運動象徵的各種正面意象。分享設計資訊的Facebook粉絲專頁「設計發浪Designsurfing」，也在昨日統整許多此次呼應青鳥行動的設計創作。

不過，青鳥行動的形象在這幾日仍處在一個變動中的階段。本來許多人選擇以臺灣藍鵲的形象，進一步具象化「青鳥」的意象，後來有人呼籲選擇紫嘯鶇，因為比起臺灣藍鵲的習性，紫嘯鶇獨立、領域性強又不侵略其他鳥類的習性更合適。跟以前野百合、野草莓、太陽花等一開始就有明確意象出現的運動不同，「青鳥行動」有著更多創造性的具象化過程，每個人都擁有自行詮釋「青鳥行動」形象的創造力。

二，手作者的集結：

在今天的運動現場，分別出現了幾個手作的點，包括手寫書法、棒針編織、摺紙青鳥、手寫布條，以及織品絹印。

其中，手寫書法跟摺紙青鳥的發動者，平常都不是藝術創作者，也並非從事相關行業，但是當他們出現在運動現場之後，就會有陌生人主動詢問，一起來幫忙，變成一個個臨時的工作坊。

摺紙青鳥的發起人，在看見這個運動出現了青鳥的形象之後，產生了做摺紙的想法，他的工作主要跟香氛與行銷有關，比較不是手工藝或藝術創作者。他在現場擺了攤位，教了某幾個人，而某幾個人又自發性地教起那些因路過而感興趣的人們，慢慢擴散成幾個圍圈手作的工作小組。

而現場讓大家手寫布條的攤位，雖然不確定是否與主辦單位有直接關聯，卻能令到現場的人，寫上自己想說的話，並且掛在拒馬之間。這時候，有許多人寫下的內容，不像標語跟迷因那麼一致，而是簡要地透露出自己對這場運動的情緒與觀點。

那或許也是拜時間所賜，這場運動維持到現在，許多人透過不同管道，更深一層認識這場運動中的倡議，在消化資訊之後可以反芻出自己的想法，而不只是一位單純的憤怒走路工。

然後是現場絹印的攤位，這個由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材質系學生自行發起的絹印行動，從上週五就已經開始為民眾手工印製布料，528當日也是大排長龍。儘管現場也有社運文創攤販賣在販售議題相近的社運小物與標語T恤，但那些都比不上你在社運現場將一件Uniqlo的素T印上在這個現場誕生的標語來的值得留念。然而，現場的社運文創攤商，把為群眾絹印的攤位視為免費的文創加工廠，並直接拿到一旁的攤位私自販售，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情，所幸過了一陣子之後，就有民眾介入制止。

三，Djubelang的織布行動：

下班後去現場的我，雖然沒有見證到Djubelang（詹陳嘉蔚）在現場織布的工作場景，但這或許是528當天最令現場群眾感到異質的行動。

Djubelang是一位排灣族的藝術家，第二代都市原住民，也在運動民團中工作。幾年前，她以織布為媒介，創作了《我在城市裡織作》、《排漢公主》等作品，當她在現場以排灣族平織法織布時，有人以為她在做文創、在做社運的應援小物，然而Djubelang說，這只是排灣族傳統的日常，不是文創商品，是日常用品。

Djubelang的回應，令我聯想到阿美族藝術家拉飛・邵馬（Lafin Sawmah）做支架舟時的想法。策展人陳豪毅（Akac Orat）曾轉述，認為拉飛當然也有雕刻的藝術作品，但是支架舟並不真的是藝術，就像陳豪毅自己曾經在台東親手蓋的阿美傳統家屋那樣。然而和拉飛、陳豪毅最關鍵點的不同，是Djubelang有意識地將這樣的生活日常勞動，搬到運動現場。

在離開運動現場的隔天，我與Djubelang通話聯繫，詢問她對於將勞動行為搬到運動現場的想法。Djubelang表示，她一開始是向排灣族傳統織布師許春美學習，除此之外，自己在就讀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的時期，也有行為藝術的創作養成，在2016年前總統蔡英文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的那個時間點，她一邊參與著民間團體「原住民族青年陣線」的轉型正義倡議，一邊以織布行為與創作思考著自己作為都市原住民的這個身份，與傳統文化之間的關係。

將自己的身體化為織布機，織布對Djubelang來說是日常的勞動、修行，和療癒。

「我也不覺得我在青鳥行動現場的織布是在做藝術創作。這個排灣族文化中的日常勞動，在運動現場環境是一個異質性的存在。其實當時已經是在織布的最後動作，但希望能藉著織布這個縝密梳理的勞動行為，讓大家間歇想到這次立法院爭議中，紊亂的法條討論。」

聽完Djubelang的說法，我是這樣理解的：在原住民族的原生語言中，並不存在所謂的「藝術」，不管是陳豪毅的家屋、拉飛的支架舟，或是Djubelang在現場的織布行動，他們都不希望這是一種「到了藝術那邊」的生活勞動行為，但對於都市人、藝術學院人們的眼裡，這些日常勞動充滿了異質的藝術性。而將這種勞動行為搬移到都市中的社運現場，它本身讓觀者引發的感官與思考，並非是透過勞動行為的藝術性來達成，而是它本身在那個環境中的異質性。

也因此，藝術界一直在糾結於到底如何看待這生活文化中的勞動行為、而不被「藝術」的框架所侷限。又或者，如何以一種與「藝術」對等的方式，為這樣的勞動行為內部具有的文化與創造性的價值命名之。

那麼，在一場社會運動中，藝術家們在做什麼？

回到現場，當我想著「在一場社會運動中，藝術能做什麼？」的時候，我先觀察了在一場社會運動中，藝術家們在做什麼。

相較於上述非職業藝術家的創作者，職業藝術家們在這次的社運現場，往往是觀察者、漫遊者，或是單純當一位參與運動的一般民眾。我認為，這並不是因為這些藝術家們是以我們曾經以為的那樣，去認知什麼是「政治歸政治、藝術歸藝術」。

會去現場的藝術工作者們都很清楚，政治必然會影響藝術，但在臺灣社會，藝術不一定有能力影響政治。那為什麼他們不像那些前面提到的創作者們，為現場「做些什麼」呢？我不是藝術家，沒辦法替他們回答，但我認為這跟他們心中認知的「藝術如何與社會互動、又如何在社會中發酵」有關。至少，不再是像十年前那樣，由學者將椅子山賦予藝術之名，又或者不再發生如陳敬元在立法院寫生的案例——他具有藝術家身份，但在運動現場的一舉一動卻甩不開它，儘管不認為自己在進行藝術創作，卻仍然被當時的藝術學者與評論人理解為一種藝術行動。

這些職業藝術家的認知，其實很值得我們在離開社運集結的現場之後好好參詳：社會運動真的因為結束現場集結之後，也跟著畫上休止符了嗎？還是說，它的能量可以化為各式各樣的想法，被擴散到各種日常生活的創造性之中？以及，我們如何面對參與社運之後，自己的生活狀態？

由非藝術家身份的有機群眾，在運動現場發酵的集體勞作，不一定需要被冠以藝術之名，卻一再地令人思考著藝術在當代的邊界，與它必然的侷限。從528當日的創意行動與集結來看，青鳥行動不同於太陽花運動的其中一個特質，是在它其中的群體們，有著更細緻多元的自癒能力，而不只有悲情、憤怒與運動創傷。

這些現場的自癒能力，有相當程度的部分是藉由吸引群眾自發參與的集體手作與技藝，讓難以抒發的運動情緒被轉化，藉著勞作，連結彼此。若單純以藝術或文創等的方式來看待它們，都顯得詞不達意。

而這種狀態，也反映在近年來藝術界時常在工作坊、策展與座談中，探討集體共作、藝術合作、一群人的聚集…等集體創造力的探索之中。我們是否需要一種不同以往的觀看方式，去看待這種不是由藝術家身分所啟動的勞作？又如何進一步思考這些自發性的集體勞作，在這個社會、在當今社運現場的異質性？

這兩個問題的解答，或許才能進一步思考「在社運現場，藝術可以做什麼」此一問題，而不陷入「藝術」在社運現場中面對身分、技術、方法和脈絡時的思考盲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