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千世界」與「千年敦煌」談敦煌研究院與法國遠東學院

1998年，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故宮）舉辦了東西方藝壇兩位巨匠的特展「張大千、畢卡索東西藝術聯展」。分別在故宮正館展出了上百幅故宮及私人藏家典藏的張大千作品，以及在圖書文獻館特展廳展出了法國巴黎國立畢卡索美術館（Musée national de Picasso de Paris）的七十四件畢卡索作品。此展極為難能可貴，因為大千先生（1899-1983）與畢卡索（Pablo Ruiz Picasso，1881-1973）曾於1956年在法國相聚。當年六月，大千先生受巴黎兩個市立博物館的邀請，同時在市立塞努斯基博物館（Musée Cernuschi）舉辦了「張大千臨摹敦煌石窟壁畫展」（Relevés de Touen-houang et peintures anciennes de la collection Tchang Ta-ts’ien）；巴黎市立現代藝術博物館（Musée d’art moderne de la ville de Paris, 1937）舉辦「張大千一中國畫家」特展（Tchang Ta-ts’ien: Peintre Chinois）。兩展於七月結束後，大千先生由夫人徐雯波女士（1931-）陪同，特別赴南法尼斯（Nice）拜會了畢卡索。1956年在法國的相會，曾被譽為「東西藝術高峰會」，因此42年之後，1998年兩位分別出生於中國四川內江與西班牙南部馬拉加（Malaga）的巨匠能在台灣同台展出作品，實為藝壇一大盛會。

台灣故宮與國立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史博館）分別典藏有張大千早、中、晚時期的作品。故宮典藏包括張大千於1968年捐贈的61件敦煌壁畫摹本與一件莫高窟碑的拓片，78歲返台定居後的創作，以及個人收藏；史博館則典藏約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中期旅居海外時的作品。1949年，張大千首次受邀來台展覽；1969年，故宮為了回饋他在1968年的慷慨捐贈，首次舉辦了「張大千先生捐贈故宮臨摹敦煌壁畫特展」；2019年，適逢大千先生誕辰120周年，相隔半個世紀後，故宮籌劃了「巨匠的剪影——張大千120歲紀念大展」，合集了故宮的典藏及史博館寄存的173件張大千作品，完整呈現其豐富的藝術風貌。

張大千與畢卡索皆為20世紀初期東西方現代畫壇巨匠，早年均師承於古典，進而在創作歷程中創造藝術高峰。以張大千為例，九歲時隨母習畫；17歲時被迫為土匪；19歲時與二哥張善孖赴日本京都習畫及織染；20歲返回上海後拜曾農髯（1861-1930）與李瑞清（1867-1920）為師；同年因未婚妻逝世而為僧；41歲赴敦煌臨摹壁畫；1949年國共內戰後遠赴異郷，先後旅居香港、印度、 阿根廷、巴西、舊金山，期間創作的作品曾在亞、歐、美洲各國巡迴展覽。張大千直到1977年，78歳時才返台定居至84歲壽終正寢。

張大千攜家眷及學生一行於1940年抗戰期間抵達敦煌，兩年七個月期間，清理了309個洞窟，並加以重新編號，臨摹約276幅壁畫。綜觀畫家的藝術創作歷程，因有緣一探敦煌的莫高窟與瓜州的榆林窟橫跨四到14世紀，一千餘年十個朝代的佛教洞窟壁畫（336年的前秦、十六國、南北朝的北魏、西魏和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至元代），才有機會鑑賞壁畫中法相莊嚴的佛像，辨識佛經中的人物與故事，細觀巨幅壁畫的構圖、線描、設色，進而得以從他早期心怡的五代十國（907-979）董源、巨然的水墨畫風，轉而上溯隋唐（581-907）佛教興盛期的華麗風格，在藝術創作上樹立新的里程碑，發展出後期的潑墨及潑彩風格。徐悲鴻（1895-1953）曾封大千先生為「五百年來一大千」，可見畫壇對大師「溫古知新」成就的讚譽。

筆者對大千先生作品的賞析，源自於1998年和2019年兩次在故宮的大千特展，但直到今年五月，適逢大千先生120年誕辰，有榮幸受敦煌研究院與沈春池文教基金會之邀赴敦煌參訪，親臨1987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莫高窟和瓜州的榆林窟，才終於領悟了大千藝術創作的「大千世界」。

今年農曆四月初八的「浴佛節」──釋迦牟尼佛誕生日上午，筆者有幸與敦煌研究院的張先堂副院長一行於莫高窟禮佛之後，參觀了張大千於莫高窟附近的故居。駐足於故居，正當遙想大千先生臨摹壁畫及在洞窟壁上編號及提字的情境時，一位年輕人快速經過，自言自語到：「破壞壁畫的人」。筆者走出敦煌歷史陳列館後，特別詢問敦煌研究院對此評價的見解。

張大千對早年研究所在甘肅的籌建頗有助益，繼兩年半的敦煌臨摹歲月後，首次於1943年在蘭州舉辦了「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展覽」。1944年，此展再從成都巡展到重慶。抗戰期間，重慶為中華民國政府在大後方的的臨時首都，教育部在重慶的中央圖書館為張大千舉辦特展 ，引起了政界和文化界對敦煌莫高窟的關注，進而在時任監察院長于右任（1879-1964）的倡議下，1944年成立了隷屬教育部的「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1946年改隸屬於中央研究院。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更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再更名為現今的「敦煌研究院」。

20世紀初，來自英、法、俄、日等的外籍學者專家們皆相繼赴敦煌探險。其中，英國籍匈牙利裔的東方語言學和考古學家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前後兩次以考察之名（1906-1908及1913-1916）從莫高窟的藏經洞，不當運返英國大批的古文獻及文物，震驚了歐洲學界。1908年2月，法國遠東學院精通13國語文的硏究員伯希和（Paul Eugène Pelliot，1878-1945）、測量師路易‧瓦揚（Louis Vaillant）與攝影師查理‧努瓦特（Charles Nouette）抵達敦煌，伯希和在三周內，從藏經洞內五至11世紀初的6萬5,000多件經卷中，登録了2,000多件手稿、印刷、拓片、絹、麻和紙本繪畫等，此外，並將400多個洞窟部份編號及攝影。伯希和於同年六月返法前，向王圓籙道士（1851-1931）購得「藏經洞」內8,000多卷漢、藏文經卷及許多如梵文、希伯來、伊朗、维吾爾、土耳其等中亞文字的珍貴古文經卷運返法國。

1944 年，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時的首任所長為常書鴻（任期1944-1982）。他在1927年赴法國習畫時，在巴黎看到了伯希和1922至1924年先後出版的《伯希和敦煌石窟圖錄》（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Carnet de notes de Paul Pelliot，inscriptions et peintures murale，I-VI，Paris，1922-1924.），促使他自1943年起立志畢生保存與維護敦煌。上個世紀，伯希和出版圖錄中的照片啟發了留法的常書鴻；1908年返回法國的伯希和在1901年創刊的《法蘭西遠東學院學報》（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發表〈敦煌藏經洞訪問記〉、〈敦煌千佛洞〉等論文及從敦煌運回的文獻及文物，則開啟法國「漢學」和敦煌硏究的風潮。

現今，有志研究11世紀中亞、絲綢之路及佛教傳入中國的專家學者們，可透過歐洲文博機構的敦煌古籍文獻、壁畫、織錦等文物深入研究，典藏處如大英圖書館（ British Library） 、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法國國家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法國國立吉美亞洲藝術博物館（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asiatiques – Guimet）及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

法國遠東學院（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於1898年由法屬印度支那總督在越南西貢市創立，原名「法國印度支那古蹟調查會」（Mission archéologique permanente en Indo-Chine ）；1900年，更名為法國遠東學院。學院的研究領域包括南亞、東南亞和東亞的歷史學、人類學、民俗學、考古學、藝術史、文獻學等。1950年，因越戰爆發，隷屬於法國高等教育暨研究部（Ministère d’enseignement supérieur et de la recherche）的學院遷至巴黎現址，並在亞洲12個國家和地區設立了17個研究中心。

目前台灣設有法國遠東學院台北中心，於1992至1996年間，在中央研究院的合作單位為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之後與歷史語言研究所簽署合作協議，開始透過研究、參訪、工作坊等模式，就中國、台灣文化和地方歷史、中國宗教社會學和人類學、邊境政治史、中西關係政治史、城市管理史、台灣藏傳佛教、海洋歷史等研究領域交流。此外，在法國在台官方單位法國在台協會的支持下（Bureau Français de Taipei），中心與台灣多所大專院校亦合作講座或展覽。

台北故宮與法國遠東學院的正式交流始於2006年，故宮前院長林曼麗博士與道教學專家傅飛嵐院長（Franciscus Verellen）共同簽署了合作備忘錄，就中國與亞洲藝術史領域交流合作。在未正式合作前，自2000年起，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文研究所所長的杜正勝院士出任故宮院長後，學院就已安排研究員來台參訪，在中研院、故宮和台大等院校演講，發表研究成果。

千年以來，地處戈壁大沙漠的敦煌是佛教文化和多元文明交融薈萃的聖地，是絲綢之路的起點。20世紀初曾吸引東西方的伯希和、張大千、常書鴻等人關注，進而對其創作與研究有深遠影響。21世紀，敦煌研究院、法國遠東學院及前述典藏有敦煌瑰寶的研究單位中，専家學者們仍致力於敦煌研究。敦煌研究院成功地透過舉辦國際研討會，樹立敦煌研究的主導地位。東西方的研究團隊，持續以弘揚佛法的精神，守護及宣揚普世大同的敦煌。

為因應21世紀的多元發展，今日的敦煌研究院設立了許多專責機構：包括世界文化遺產敦煌莫高窟的科研文教機構、古代壁畫與土遺址保護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天水麥積山石窟、永靖炳靈寺石窟，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瓜州榆林窟、敦煌西千佛洞、慶陽北石窟寺、敦煌石窟文物保護研究陳列中心、敦煌文獻研究所等。同時與國際接軌，在研究、修復、保存、維護等領域與大英博物館、大英圖書館、法國國家圖書館、法國國立吉美亞州藝術博物館、美國蓋蒂修護研究所（Getty Conservation Institute）、日本東京文化財研究所等典藏研究機構合作。近十年來亦結合現代數字化科技，與美國和日本合作，創建敦煌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舉辦「數字文化遺產發展研討會」、推廣海外特展、發展公眾服務與網際網路新策略。

2019年4月8日，北京故宮前院長單霽翔任職七年後榮退（2012-2019），當官方公布接任者為敦煌研究院的王旭東院長，「敦煌研究院」成了熱門的搜尋字。王院長赴北京故宮履新前，敦煌研究院自1944年到2019年，超過一甲子時間，歷經了常書鴻、段文杰、樊錦詩和王旭東四位院長，相信在新任趙聲良院長任內，敦煌人必持續稟持敦煌精神，在守護保護、考古、美術、敦煌遺書、樂舞、資料、攝錄、編輯等領域發揚敦煌。

千年敦煌的故事說不盡也道不完。筆者曾閲讀《大美敦煌》一書，在〈堅守敦煌〉中，常書鴻提到大千先生離開敦煌臨走時，曾半開玩笑的對他說：「我們先走了，而你卻要在這裡無窮無盡地研究下去，這是一個長期的──無期徒刑呀！」常書鴻回覆：「無期徒刑嗎？如果認為在敦煌的工作是『徒刑』的話，那麼這個『無期徒刑』我也在所不辭，因為這是我夢寐以求的神聖工作和理想。」筆者參訪敦煌及讀後有感，謹以此文獻給畢生奉獻敦煌的學者、專家及藝術家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