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98年，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故宮）舉辦了東西方藝壇兩位巨匠的特展「張大千、畢卡索東西藝術聯展」。分別在故宮正館展出了上百幅故宮及私人藏家典藏的張大千作品，以及在圖書文獻館特展廳展出了法國巴黎國立畢卡索美術館（Musée national de Picasso de Paris）的七十四件畢卡索作品。此展極為難能可貴，因為大千先生（1899-1983）與畢卡索（Pablo Ruiz Picasso，1881-1973）曾於1956年在法國相聚。當年六月，大千先生受巴黎兩個市立博物館的邀請，同時在市立塞努斯基博物館（Musée Cernuschi）舉辦了「張大千臨摹敦煌石窟壁畫展」（Relevés de Touen-houang et peintures anciennes de la collection Tchang Ta-ts’ien）；巴黎市立現代藝術博物館（Musée d’art moderne de la ville de Paris, 1937）舉辦「張大千一中國畫家」特展（Tchang Ta-ts’ien: Peintre Chinois）。兩展於七月結束後，大千先生由夫人徐雯波女士（1931-）陪同，特別赴南法尼斯（Nice）拜會了畢卡索。1956年在法國的相會，曾被譽為「東西藝術高峰會」，因此42年之後，1998年兩位分別出生於中國四川內江與西班牙南部馬拉加（Malaga）的巨匠能在台灣同台展出作品，實為藝壇一大盛會。
1956年，張大千在巴黎市立塞努斯基博物館特展的出版品封面。（取自網路）
1956年，張大千在巴黎市立現代藝術博物館的特展海報。（取自網路）
台灣故宮與國立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史博館）分別典藏有張大千早、中、晚時期的作品。故宮典藏包括張大千於1968年捐贈的61件敦煌壁畫摹本與一件莫高窟碑的拓片，78歲返台定居後的創作，以及個人收藏；史博館則典藏約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中期旅居海外時的作品。1949年，張大千首次受邀來台展覽；1969年，故宮為了回饋他在1968年的慷慨捐贈，首次舉辦了「張大千先生捐贈故宮臨摹敦煌壁畫特展」；2019年，適逢大千先生誕辰120周年，相隔半個世紀後，故宮籌劃了「巨匠的剪影——張大千120歲紀念大展」，合集了故宮的典藏及史博館寄存的173件張大千作品，完整呈現其豐富的藝術風貌。
2019年，故宮「巨匠的剪影—張大千120歲紀念大展」海報。（取自網路）
大千的藝術生涯
張大千與畢卡索皆為20世紀初期東西方現代畫壇巨匠，早年均師承於古典，進而在創作歷程中創造藝術高峰。以張大千為例，九歲時隨母習畫；17歲時被迫為土匪；19歲時與二哥張善孖赴日本京都習畫及織染；20歲返回上海後拜曾農髯（1861-1930）與李瑞清（1867-1920）為師；同年因未婚妻逝世而為僧；41歲赴敦煌臨摹壁畫；1949年國共內戰後遠赴異郷，先後旅居香港、印度、 阿根廷、巴西、舊金山，期間創作的作品曾在亞、歐、美洲各國巡迴展覽。張大千直到1977年，78歳時才返台定居至84歲壽終正寢。
大千與敦煌
張大千攜家眷及學生一行於1940年抗戰期間抵達敦煌，兩年七個月期間，清理了309個洞窟，並加以重新編號，臨摹約276幅壁畫。綜觀畫家的藝術創作歷程，因有緣一探敦煌的莫高窟與瓜州的榆林窟橫跨四到14世紀，一千餘年十個朝代的佛教洞窟壁畫（336年的前秦、十六國、南北朝的北魏、西魏和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至元代），才有機會鑑賞壁畫中法相莊嚴的佛像，辨識佛經中的人物與故事，細觀巨幅壁畫的構圖、線描、設色，進而得以從他早期心怡的五代十國（907-979）董源、巨然的水墨畫風，轉而上溯隋唐（581-907）佛教興盛期的華麗風格，在藝術創作上樹立新的里程碑，發展出後期的潑墨及潑彩風格。徐悲鴻（1895-1953）曾封大千先生為「五百年來一大千」，可見畫壇對大師「溫古知新」成就的讚譽。
張大千於莫高窟209洞窟入口墨書的編號「二六〇」洞窟（左下側）。（陸仲雁提供）
敦煌故居內展示的「張大千敦煌之行」。（陸仲雁提供）
筆者對大千先生作品的賞析，源自於1998年和2019年兩次在故宮的大千特展，但直到今年五月，適逢大千先生120年誕辰，有榮幸受敦煌研究院與沈春池文教基金會之邀赴敦煌參訪，親臨1987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莫高窟和瓜州的榆林窟，才終於領悟了大千藝術創作的「大千世界」。
1986年成立，由敦煌研究院代管的瓜州榆林窟文物保管所。（陸仲雁提供）
大千與敦煌研究院
今年農曆四月初八的「浴佛節」──釋迦牟尼佛誕生日上午，筆者有幸與敦煌研究院的張先堂副院長一行於莫高窟禮佛之後，參觀了張大千於莫高窟附近的故居。駐足於故居，正當遙想大千先生臨摹壁畫及在洞窟壁上編號及提字的情境時，一位年輕人快速經過，自言自語到：「破壞壁畫的人」。筆者走出敦煌歷史陳列館後，特別詢問敦煌研究院對此評價的見解。
農曆四月初八的「浴佛節」，莫高窟九層樓廣場前的禮佛盛況。（陸仲雁提供）
筆者留影於敦煌莫高窟附近，張大千先生於1941至1943年間居住的北廂房故居。（陸仲雁提供）
張大千對早年研究所在甘肅的籌建頗有助益，繼兩年半的敦煌臨摹歲月後，首次於1943年在蘭州舉辦了「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展覽」。1944年，此展再從成都巡展到重慶。抗戰期間，重慶為中華民國政府在大後方的的臨時首都，教育部在重慶的中央圖書館為張大千舉辦特展 ，引起了政界和文化界對敦煌莫高窟的關注，進而在時任監察院長于右任（1879-1964）的倡議下，1944年成立了隷屬教育部的「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1946年改隸屬於中央研究院。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更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再更名為現今的「敦煌研究院」。
參訪代表團一行與敦煌研究院的副院長及單位主管於研究院入口合影。右起：馬鐵軍科長、程亮主任、張先堂副院長；左起：楊秀清研究員、宋真處長。（陸仲雁提供）
伯希和與敦煌
20世紀初，來自英、法、俄、日等的外籍學者專家們皆相繼赴敦煌探險。其中，英國籍匈牙利裔的東方語言學和考古學家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前後兩次以考察之名（1906-1908及1913-1916）從莫高窟的藏經洞，不當運返英國大批的古文獻及文物，震驚了歐洲學界。1908年2月，法國遠東學院精通13國語文的硏究員伯希和（Paul Eugène Pelliot，1878-1945）、測量師路易‧瓦揚（Louis Vaillant）與攝影師查理‧努瓦特（Charles Nouette）抵達敦煌，伯希和在三周內，從藏經洞內五至11世紀初的6萬5,000多件經卷中，登録了2,000多件手稿、印刷、拓片、絹、麻和紙本繪畫等，此外，並將400多個洞窟部份編號及攝影。伯希和於同年六月返法前，向王圓籙道士（1851-1931）購得「藏經洞」內8,000多卷漢、藏文經卷及許多如梵文、希伯來、伊朗、维吾爾、土耳其等中亞文字的珍貴古文經卷運返法國。
敦煌莫高窟老美術館的「1650—文明的迴響」紀念展，展示了法國遠東學院研究員伯希和王圓籙道士在藏經洞的相片。（陸仲雁提供）
編號17的「藏經洞」位於莫高窟編號第16號的大窟內。（陸仲雁提供）
1944 年，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時的首任所長為常書鴻（任期1944-1982）。他在1927年赴法國習畫時，在巴黎看到了伯希和1922至1924年先後出版的《伯希和敦煌石窟圖錄》（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Carnet de notes de Paul Pelliot，inscriptions et peintures murale，I-VI，Paris，1922-1924.），促使他自1943年起立志畢生保存與維護敦煌。上個世紀，伯希和出版圖錄中的照片啟發了留法的常書鴻；1908年返回法國的伯希和在1901年創刊的《法蘭西遠東學院學報》（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發表〈敦煌藏經洞訪問記〉、〈敦煌千佛洞〉等論文及從敦煌運回的文獻及文物，則開啟法國「漢學」和敦煌硏究的風潮。
現今，有志研究11世紀中亞、絲綢之路及佛教傳入中國的專家學者們，可透過歐洲文博機構的敦煌古籍文獻、壁畫、織錦等文物深入研究，典藏處如大英圖書館（ British Library） 、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法國國家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法國國立吉美亞洲藝術博物館（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asiatiques – Guimet）及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
創立於1792年的法國國家圖書館典藏，此為伯希和從敦煌藏經洞帶回法國的敦煌手卷。（陸仲雁提供）
創立於1889年，法國國立吉美亞州藝術博物館有關絲路的展廳。（陸仲雁提供）
法國遠東學院
法國遠東學院（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於1898年由法屬印度支那總督在越南西貢市創立，原名「法國印度支那古蹟調查會」（Mission archéologique permanente en Indo-Chine ）；1900年，更名為法國遠東學院。學院的研究領域包括南亞、東南亞和東亞的歷史學、人類學、民俗學、考古學、藝術史、文獻學等。1950年，因越戰爆發，隷屬於法國高等教育暨研究部（Ministère d’enseignement supérieur et de la recherche）的學院遷至巴黎現址，並在亞洲12個國家和地區設立了17個研究中心。
1898年，由法屬印度支那總督在越南西貢創立的法國遠東學院，自1950年起遷到巴黎現址。
目前台灣設有法國遠東學院台北中心，於1992至1996年間，在中央研究院的合作單位為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之後與歷史語言研究所簽署合作協議，開始透過研究、參訪、工作坊等模式，就中國、台灣文化和地方歷史、中國宗教社會學和人類學、邊境政治史、中西關係政治史、城市管理史、台灣藏傳佛教、海洋歷史等研究領域交流。此外，在法國在台官方單位法國在台協會的支持下（Bureau Français de Taipei），中心與台灣多所大專院校亦合作講座或展覽。
法國遠東學院台北中心，自1996年起設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左為法國遠東學院台北中心現任主任梅豪方（Frank Muyard），是台灣與中國現代史專家。（陸仲雁提供）
台北故宮與法國遠東學院的正式交流始於2006年，故宮前院長林曼麗博士與道教學專家傅飛嵐院長（Franciscus Verellen）共同簽署了合作備忘錄，就中國與亞洲藝術史領域交流合作。在未正式合作前，自2000年起，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文研究所所長的杜正勝院士出任故宮院長後，學院就已安排研究員來台參訪，在中研院、故宮和台大等院校演講，發表研究成果。
2006年，故宮前院長林曼麗於巴黎拜會法國遠東學院的傅飛嵐院長。傅院長在2004年升任院長前，曾於1992至1995年間任台北中心的首任主任。（陸仲雁提供）
2016年，時任法國遠東學院的院長Yves Goudineau參訪故宮（人類學及法屬印度支那少數民族專家）。 右起為故宮前副院長何傳馨、故宮前院長林正儀、法國遠東學院前院長Goudineau （任期2014-2018）、台北中心前主任Paola Calanca（南亞考古史及亞洲航海史專家，任期2011-2018）、故宮前副院長李靜慧。（陸仲雁提供）
敦煌研究院
千年以來，地處戈壁大沙漠的敦煌是佛教文化和多元文明交融薈萃的聖地，是絲綢之路的起點。20世紀初曾吸引東西方的伯希和、張大千、常書鴻等人關注，進而對其創作與研究有深遠影響。21世紀，敦煌研究院、法國遠東學院及前述典藏有敦煌瑰寶的研究單位中，専家學者們仍致力於敦煌研究。敦煌研究院成功地透過舉辦國際研討會，樹立敦煌研究的主導地位。東西方的研究團隊，持續以弘揚佛法的精神，守護及宣揚普世大同的敦煌。
為因應21世紀的多元發展，今日的敦煌研究院設立了許多專責機構：包括世界文化遺產敦煌莫高窟的科研文教機構、古代壁畫與土遺址保護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天水麥積山石窟、永靖炳靈寺石窟，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瓜州榆林窟、敦煌西千佛洞、慶陽北石窟寺、敦煌石窟文物保護研究陳列中心、敦煌文獻研究所等。同時與國際接軌，在研究、修復、保存、維護等領域與大英博物館、大英圖書館、法國國家圖書館、法國國立吉美亞州藝術博物館、美國蓋蒂修護研究所（Getty Conservation Institute）、日本東京文化財研究所等典藏研究機構合作。近十年來亦結合現代數字化科技，與美國和日本合作，創建敦煌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舉辦「數字文化遺產發展研討會」、推廣海外特展、發展公眾服務與網際網路新策略。
1994年成立，由日本政府無償援建及設計的敦煌石窟文物保護研究陳列中心。
敦煌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於2014年開幕。由中國建築設計研究院副院長崔愷設計。
「千年萬象一敦煌文化藝術展2019」數字校園巡迴展，由敦煌研究院、宋慶齡基金會及沈春池文教基金會合作。自2016年起，巡迴台灣各大專院校的博物館或藝文中心。圖為2019年在文化大學華崗博物館的開幕式。左二起：沈春池文教基金會秘書長蔡玉美、敦煌研究院研究員侯黎明、中國文化大學校長徐慶興、董事長張鏡湖及華岡博物館館長劉梅琴（右二）。（陸仲雁提供）
結語
2019年4月8日，北京故宮前院長單霽翔任職七年後榮退（2012-2019），當官方公布接任者為敦煌研究院的王旭東院長，「敦煌研究院」成了熱門的搜尋字。王院長赴北京故宮履新前，敦煌研究院自1944年到2019年，超過一甲子時間，歷經了常書鴻、段文杰、樊錦詩和王旭東四位院長，相信在新任趙聲良院長任內，敦煌人必持續稟持敦煌精神，在守護保護、考古、美術、敦煌遺書、樂舞、資料、攝錄、編輯等領域發揚敦煌。
千年敦煌的故事說不盡也道不完。筆者曾閲讀《大美敦煌》一書，在〈堅守敦煌〉中，常書鴻提到大千先生離開敦煌臨走時，曾半開玩笑的對他說：「我們先走了，而你卻要在這裡無窮無盡地研究下去，這是一個長期的──無期徒刑呀！」常書鴻回覆：「無期徒刑嗎？如果認為在敦煌的工作是『徒刑』的話，那麼這個『無期徒刑』我也在所不辭，因為這是我夢寐以求的神聖工作和理想。」筆者參訪敦煌及讀後有感，謹以此文獻給畢生奉獻敦煌的學者、專家及藝術家們。
陸仲雁( 21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