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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千「筆」蹤在日本:聽東京筆墨莊玉川堂、喜屋話當年

大千「筆」蹤在日本:聽東京筆墨莊玉川堂、喜屋話當年

大千一生與筆墨為伍,對於用筆極為講究,曾說:「就外行的眼光看來,書法家隨便用什麼筆,也寫得出漂亮的字,但這只是皮相的看法,實際上紙、筆、墨對書畫的關係太重要了。初學的人應該瞭解,因為行家的講究,必然是有他的理由。」
楔子:張大千的「藝壇主盟」
謝家孝《張大千傳》裡記著一段大千津津樂道的「藝壇主盟」故事。這「藝壇主盟」不是張大千,是張大千精心託製並賜以嘉名的毛筆。
「那一年,我到倫敦,大概是五十二、三年吧,倫敦的朋友無意間告訴我,英國有一種水彩筆相當名貴,據說是貂毫做的,他們並找給我看。我看毫毛確實不凡,但西洋水彩畫筆不能用於中國畫,水彩畫筆是平頭的一撮,沒有筆尖,我想只有求購這種毫毛帶到日本去做成中國式的畫筆。幾經託人,一打聽之下,才知道不是什麼貂毫。雖然不是名貴的貂皮毛,但說起來也是相當名貴、得來不易的『九牛一毛』。據說是英國某地的黃牛,這些筆毛是來自該地黃牛耳朵內所長的毫毛,一隻牛耳內的毫毛有限,經英國人的蒐集,他們告訴我真真實實毫不誇張的說法,要二千五百頭牛才能採集到一磅重這樣的牛耳毫毛。因此,在英國這樣的牛耳毫製的水彩筆,就要三四磅一支,當時合美金十多元一支。大概正因其如此名貴,就被傳說是貂毫做的筆!」
「我把這九牛一毛的寶貝帶到日本,委託日本製筆最有名的玉川堂、喜屋這兩家代我製筆,雖說是一磅毫毛,但經過洗挑精選,結果只製出了麼五十支畫筆。製筆的工錢,在日本就花了七百多美金。我想如此來之不易的筆,西方採原料,東京求製工,總應以與命名,既然用的是牛耳毛,用此筆如同執牛耳,現成的典故,我就囑刻上『藝壇主盟』四字,語意雙關,又道出了毫端的來源,我對這筆的名字很得意!取得很好!」
張大千特製「藝壇主盟」牛毛筆,右為「高誠堂」製,左為「玉川堂」製。
張大千書贈玉川堂〈得心應手〉,讚玉川堂所製毛筆。(攝影/藍玉琦)
大千一生與筆墨為伍,對於用筆極為講究,曾說:「就外行的眼光看來,書法家隨便用什麼筆,也寫得出漂亮的字,但這只是皮相的看法,實際上紙、筆、墨對書畫的關係太重要了。初學的人應該瞭解,因為行家的講究,必然是有他的理由。」在中國大陸時,大千喜用上海楊振華所製之筆,每有訂製,必是大中小五百枝,因為工筆花卉、設色仕女都非用新筆不可。離開大陸後,畫筆、畫紙、顏料大千都是在日本選購。大千製筆最著名者即是此「藝壇主盟」,而這牛耳毛製成的筆好在哪裡?大千回答:「好處在能吸水飽墨,用起來且有彈性!」大千解釋:「就是我們俗語所說的有腰勁。可惜日本製此筆的時候,毛紮得還不夠緊,還未盡如理想。」但這筆大千並不留為自用,而是作為禮物餽贈給他看重之人,有畢卡索、黃達雲、謝稚柳、羅寄梅夫婦等。大千曾專為此筆賦詩:「雄獅百勝恣橫行,執耳升壇眾與盟;所向由來無勁敵,從人紙上笑書生。」大千去世後,張氏後人捐贈給台北故宮博物院的大千遺贈中,四枝大風堂選毫中就有「藝壇主盟」。據高陽論析,大千製此筆不能留為己用,否則豈不要被人大罵狂妄不通,甚至聲討,或至少也要提出質問:「誰許你『主盟』來著?」而,大千得意處,即在於此筆,是一件別致而能令受者陶醉,且對大千印象深刻,感謝不忘的禮物啊!
尋找「主盟」,東瀛線索
往事並不如煙。大千大擺龍門陣,話「藝壇主盟」,執牛耳雙關,於今雖是人已老逝,時移世變,所幸物仍長存。2012年中國嘉德秋拍舉辦「憶梅庵長物—羅寄梅夫婦70年珍藏」專場,有大千的書劄、硯墨朱砂墨、瓦硯、方竹筆筒、靈璧石山子、大風堂梅瓶等等,裡頭赫見傳說中的「藝壇主盟」,有「高誠堂」、「玉川堂」製二款。一深棕攙白色筆毫為長鋒,筆腹微突,筆管身短,木製筆管上刻綠色字「藝壇主盟」,紅色字「己酉四月高誠堂特選牛耳毫特製恭介大千居士七十大慶」;一竹製筆管上刻著藍色字「藝壇主盟」,下方紅色字「大千居士七十大慶」與綠色字「己酉四月玉川堂特選牛耳毫特製恭介」並排。
若據謝家孝採訪實錄的《張大千傳》及其他相關資料,「藝壇主盟」應是在1964年,大千旅居巴西時,自英國採集原料,後交託日本「喜屋」、「玉川堂」兩家所製,惜未有文章提及「高誠堂」之名(高誠堂為位於愛知縣豐橋市的製筆老鋪),藉由實物的出現,增添了新的資料。筆管上刻字「己酉」為1969年,但這並無法代表「藝壇盟主」非於1964年製作。在此,可提一個小故事輔以為證。據黃天才說,大千曾在玉川堂訂製了一批長鋒山馬筆,存放在玉川堂,當他要送人或是自己需用時,再依照其指示在筆管上割字。一次,大千聽說王季遷要到日本旅遊,於是便飛函囑託黃天才去玉川堂索取兩套長鋒山馬筆,每套大、中、小三枝;一套刻字「大千特製,季遷試用」,另一套只刻「大千特製」字樣。由此可知,筆管上的刻字並不能代表製作時間。
群青的天然礦石原料,今礦石已短缺,此品顏色飽滿絢麗,極為珍貴。(攝影/藍玉琦)
大千的毛筆,大千的顏料
實地走訪東京,當年為大千製筆的「玉川堂」、「喜屋」仍恪守專業,持續經營。經「玉川堂」現年72歲的第七代主人齋藤彰說明「藝壇主盟」因原料無法取得,也就無法生產了,畢竟這筆當初就是限量的私家訂製款。「喜屋」的89歲松下昌子老太太則表示此事她不甚清楚,研究大千先生的人很多,她不敢隨便說。「玉川堂」和「喜屋」兩家的關係鮮少人知悉,據齋藤彰說明,喜屋前前代主人松下先生,是玉川堂前前代主人齋藤虎起智的外甥。玉川堂原經營毛筆、畫筆、畫具等,1923年關東大地震後分門立戶,由玉川堂專營毛筆,喜屋便專營畫筆、畫具至今日。「藝壇主盟」於今雖已成傳說,但在這兩家百年老店卻探詢出許多與張大千、溥心畬等中國文人的故事,並承蒙店家提供珍貴的圖片資料,在海外刊物首度曝光,在此特別致謝。
玉川堂
「玉川堂」歷史悠久,創業於文政元年(1818),是東京最老的製筆名店,至今仍保留著以日本傳統的武士製筆技術所製作,使用日本的馬毛、白狸、貓毛、白鹿毛、狼毫等多款精良毛筆,有1000多種自製毛筆。1920年代上海名書畫家曾熙、李瑞清、譚延闓等人均選用玉川堂之筆,其製筆精良在當時的書畫圈早已是名家通曉,身為曾、李高徒的大千一定也知悉玉川堂此名號。
「玉川堂」創業於1818年,為東京最老的製筆名店,店名匾額為日本書法國定教科書執筆者丹羽海鶴所書。
張大千和玉川堂何時結緣?大千和玉川堂第六代主人齋藤隆相識相交,齋藤隆小大千13歲,今日的經營者第七代社長齋藤彰憶述,在他高中一年級時,約1955、1956年期間,大千自巴西至日本,在新宿的四谷居住,大千總穿著深紫青色的鋪棉長衫,時不時便會到玉川堂,與父親齋藤隆兩人一起到虎之門的四川飯店用餐。做為大千選購毛筆的東瀛第一名店,大千所愛用的毛筆是?「山馬筆是張大千老師最愛用、最富彈力的筆,近年苦於山馬材料難以採集。由張大千老師命名為『驃騎大將軍』即是富於彈力的特上馬毛筆,為馬毛筆的代表作。『潮風』是張大千老師的『摩耶精舍特製筆』,是為馬毛筆,尺寸從特大號到四號。『山陰正脈』為採用馬的赤尾細毛所製作,富於彈力,此材料也非常珍貴稀有,取得的時候才會製作。除馬毛筆外,以中國山羊毛中最柔軟細緻、最高價的毛『細光峰』製成的『蘭秀芝英』羊毛筆,也是大千的愛用筆,這名稱也是大千先生所取。」「日本的馬毛育自東北岩手、山形、長野,九州阿蘇地方等日本沃美的自然環境中,其生長從寒冬至春天、暑夏、涼秋橫跨四季,以致富於彈力。此特色最為張大千老師所鍾愛。因此可以製作出充滿彈力、品質精良又好寫的毛筆。與中國羊毛筆有不同的書韻,在二戰前,高級官僚們就將之作為伴手禮。」山馬筆剛性比羊毫筆強,和狼毫相近,水墨畫之山石、針葉、樹皮繪畫之用,於書法則有蒼勁之美。對於玉川堂之筆,張大千更寫下〈銳齊健圓〉、〈得心應手〉,以「筆之四德」大大稱讚,這對玉川堂來說無疑是最高的褒美。
張大千書「筆之四德」贈玉川堂〈銳齊健圓〉。(攝影/藍玉琦)
羊毛筆「蘭秀芝英」也受到溥心畬的讚賞。溥心畬於1955年旅日,在試用「蘭秀芝英」之時因筆精良,即興寫了五言律詩,並在店內留下墨寶,款識「乙末東遊試用玉川堂筆極精,因書贈之。」而後在1956年,寫下〈駐鶴〉榜書,祝願玉川堂能有珍貴的鶴鳥長駐,歷久興盛繁榮。而玉川堂在獲贈吉字後,製作了「駐鶴」,為兼用中國的羊毛與日本的馬毛之筆,此筆與羊毛筆有著不同的強韌、良質韻味,楷書行書等用途廣泛,至今仍大獲人氣。溥儒弟子、前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江兆申也愛用「蘭秀芝英」和明治天皇御用的羊毛筆「天華」。
溥心畬1955年旅日,試用玉川堂「蘭秀芝英」,因筆精良,即興寫贈五言律詩草稿。(攝影/藍玉琦)
溥心畬1956年寫贈玉川堂〈駐鶴〉,祝願玉川堂歷久興盛繁榮。(攝影/藍玉琦)
此外,中華民國駐日大使張厲生在1958年寫贈〈鵲笑鳩舞〉。孔子77代嫡長孫、前考試院院長孔德成也愛用玉川堂之筆,每年訪日一次,到訪日本麗澤大學,回途沿著有名的神田神保町古書街散步,逛逛山本書店,也造訪玉川堂,於2010年寫贈〈筆精墨妙〉。玉川堂更與孫文秘書黎叔平有著60年以上的筆墨之交,黎叔平並於1992年發表〈東瀛結筆緣〉誌記久違20年終於重逢的筆墨情誼。
玉川堂做為百年製筆名店,與中國名書家往來,更不用說與日本書家的關係了。店內有著日比野五鳳的書法、田代秋鶴的〈翰墨足歡娛〉,川村驥山、津金隺仙、赤羽雲庭、伊東參州的〈龢光同塵〉等,而150年前日下部鳴鶴愛用的「長鋒捲心」之筆至今依舊受到喜愛,銷售熱絡。「玉川堂」懸掛在外堂的店招題匾,則是昭和三年(1928)以「潮風」請託書法國定教科書的執筆者丹羽海鶴所書,其櫸木材質厚重莊穆,仍精神奕奕。
玉川堂在明治時期,即為當地文人士子的重要藝文集會場所,有「玉川吟社」之雅集。
喜屋
「喜屋」是大千故事裡一定會登場的日本名店。喜屋專營各種畫材畫具,最主要是日本畫具及顏料,尤以「岩繪具」礦物顏料著稱。店面雖不大,但名氣很大,是購買最佳天然礦物質顏料的必訪之店;加上大千先生的加持和宣傳,台、港兩地很多畫家到東京,特別會去喜屋參觀採購。喜屋創業於百年前,大千與店主松下大二郎交好相識,大千對畫材和顏料用量甚大,購置時常整批整批的大量購買,為喜屋的重要顧客。大千在喜屋購買的顏料畫材,最主要是天然礦物質顏料,特別是群青,及日本的鳥之子紙、金箋等。
大千19歲時,與其兄善孖一起在京都學習染織藝術,重視色彩,且之後苦心研究敦煌壁畫,深受影響。對於顏料的知識與掌握度極高,「硃砂,以箭頭砂最好,鏡面砂次之,豆砂再次,又一種灰色的為火山的岩石磨成,不足取。」「重彩的顏色大都是礦物質顏料。顏色下膠,用後即加水退膠,否則隔宿就會失去本色。」於談敦煌壁畫時說:「不管是哪一個朝代,哪一派作風,但他們總是用重顏料,即礦物性顏料,而不用植物性的顏料。他們認為這是垂之久遠要經若干年的東西,所以對於設色絕不草率,而且上色不止一次,必定在二、三次以上,這才使得畫的顏色,厚上加厚,美上加美。」喜屋所販售的天然礦物顏料,都是以缽親自研磨,而大千都是買顆粒最細的,最高的等級。
喜屋所製群青、綠青等各色天然礦物質顏料,顆粒越細等級越高、價越貴。(攝影/藍玉琦)
而,常用於工筆人物仕女畫作、聞名的「鳥之子紙」,等級最高者為特號,次第為一號、二號、三號,等級越高其製紙原料即近於雁皮,越低則是近於三椏,日文的「鳥之子」就是中文的「蛋」,此紙質感有如蛋殼般的光澤,因而得名。論及金箋、泥金,就不可不提張大千1975年3月於美國加州寓所環蓽盦作的〈潑彩朱荷屏風〉,所選用的泥金絹六屏屏風,即是大千1960年代末以2萬美元高價委託「喜屋」特別訂製的,至今仍金光燦爛奪目、氣派富麗堂皇。
「喜屋」專營各種畫材畫具,尤以「岩繪具」礦物顏料著稱,左側店招為張大千之字,門口為日本畫界巨匠東山魁夷手跡。(攝影/藍玉琦)
據黃天才憶述,大千有時為了省事,哪怕是向其他專門店家買東西,也常委託喜屋代辦,曾見大千交付給喜屋的採購物品清單中,除了書畫用品外,另有雨傘、木屐等物。喜屋對大千託辦之事,總辦得妥妥貼貼;大千託人辦事也總是會先付款,從不讓他人先墊款。除此,喜屋老闆也為大千在東京介紹租屋處,並在1950年代介紹山田喜媺子照顧大千起居,二人互生情緣,大千本想娶為太太,卻未果。這段風流韻事,大千也留下不少上款為「喜媺子」的畫作,如:張大千、溥心畬合作的〈江寺靜遠〉、1958年所作〈人物、花卉、書法〉的八折屏風。大千也贈畫給喜屋主人,並畫贈貓、小鳥等簡筆寫意作品給松下大二郎的子女,其中有大千在京都便利堂所製的一組版畫,包含山水、花卉、自畫像等。以往資料中提到大千在京都便利堂印製者有其收藏的王羲之〈行穰帖〉、《大風堂名蹟四冊》,以及原想印製的黃庭堅〈經伏波神祠卷〉,都是古畫,且非彩色印製;然而贈給喜屋的印製品是大千自己的畫作,且為彩色的版畫。不論是古畫或是大千畫作的印製品,都是作為餽贈親友之用吧!
在1983年〈廬山圖〉展出後不久,大千子葆蘿帶著大千的八幅畫作到日本。原來是大千想贈送給在日本的老友,有駐日代表馬樹禮、馬晉三老將軍、《香港時報》駐日特派員盧冠群、四川飯店老闆陳建民與黃師傅、《中央日報》駐日特派員黃天才等。據黃天才說,八幅畫中最令他感到意外的是一幅題贈「喜屋」老闆。事實上,大千已十多年未來日本,和喜屋老闆久無聯繫,此次如何想起這位故人呢?三個月後大千辭世了,這寫贈給喜屋的「贈別」之作,說明了大千對喜屋感情的珍視已非僅於客人與店家的買賣關係,而是將其視為東京的老友。
張大千贈喜屋一組由京都便利堂印製的版畫,此為1958年作自畫像,「戊戌四月初一日大千居士年六十矣」。(攝影/藍玉琦)
張大千1951年贈〈喜屋〉匾額。(攝影/藍玉琦)
大千1951年時書的〈喜屋〉匾額,本做為招牌,放於店內,但因詢問割愛出讓者眾多,店主人在近年已將它卸下珍藏,改以照片的方式讓大家欣賞;松下大二郎的女兒也已成為一名書畫家,摹寫大千的「喜屋」題字,極為傳神。「喜屋」的門口額匾是日本畫界巨匠東山魁夷的手跡,二樓當街是「青與藍」二色畫作,這總令人不禁聯想起大千潑彩中常見的用色,而這也是喜屋的專營特色。店主松下說:「群青和群綠是極珍貴的顏色,現在礦石短缺,原料取得十分困難,所幸早期從國外與中國購進的仍存有很多,可以好好經營下去;並不想大量製作、擴大經營,只想在質量上做得更好,研究出新的品種。因為顧客的信賴,才能得到這麼多的名聲,不能辜負顧客的信賴感。」或許就是秉持著這分人與人間的珍惜、信任,當年的大千也才會將喜屋視為重要的故交吧!
1950年代,喜屋主人松下大二郎與張大千。
藍玉琦( 188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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