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千「筆」蹤在日本：聽東京筆墨莊玉川堂、喜屋話當年

謝家孝《張大千傳》裡記著一段大千津津樂道的「藝壇主盟」故事。這「藝壇主盟」不是張大千，是張大千精心託製並賜以嘉名的毛筆。

「那一年，我到倫敦，大概是五十二、三年吧，倫敦的朋友無意間告訴我，英國有一種水彩筆相當名貴，據說是貂毫做的，他們並找給我看。我看毫毛確實不凡，但西洋水彩畫筆不能用於中國畫，水彩畫筆是平頭的一撮，沒有筆尖，我想只有求購這種毫毛帶到日本去做成中國式的畫筆。幾經託人，一打聽之下，才知道不是什麼貂毫。雖然不是名貴的貂皮毛，但說起來也是相當名貴、得來不易的『九牛一毛』。據說是英國某地的黃牛，這些筆毛是來自該地黃牛耳朵內所長的毫毛，一隻牛耳內的毫毛有限，經英國人的蒐集，他們告訴我真真實實毫不誇張的說法，要二千五百頭牛才能採集到一磅重這樣的牛耳毫毛。因此，在英國這樣的牛耳毫製的水彩筆，就要三四磅一支，當時合美金十多元一支。大概正因其如此名貴，就被傳說是貂毫做的筆！」

「我把這九牛一毛的寶貝帶到日本，委託日本製筆最有名的玉川堂、喜屋這兩家代我製筆，雖說是一磅毫毛，但經過洗挑精選，結果只製出了麼五十支畫筆。製筆的工錢，在日本就花了七百多美金。我想如此來之不易的筆，西方採原料，東京求製工，總應以與命名，既然用的是牛耳毛，用此筆如同執牛耳，現成的典故，我就囑刻上『藝壇主盟』四字，語意雙關，又道出了毫端的來源，我對這筆的名字很得意！取得很好！」

大千一生與筆墨為伍，對於用筆極為講究，曾說：「就外行的眼光看來，書法家隨便用什麼筆，也寫得出漂亮的字，但這只是皮相的看法，實際上紙、筆、墨對書畫的關係太重要了。初學的人應該瞭解，因為行家的講究，必然是有他的理由。」在中國大陸時，大千喜用上海楊振華所製之筆，每有訂製，必是大中小五百枝，因為工筆花卉、設色仕女都非用新筆不可。離開大陸後，畫筆、畫紙、顏料大千都是在日本選購。大千製筆最著名者即是此「藝壇主盟」，而這牛耳毛製成的筆好在哪裡？大千回答：「好處在能吸水飽墨，用起來且有彈性！」大千解釋：「就是我們俗語所說的有腰勁。可惜日本製此筆的時候，毛紮得還不夠緊，還未盡如理想。」但這筆大千並不留為自用，而是作為禮物餽贈給他看重之人，有畢卡索、黃達雲、謝稚柳、羅寄梅夫婦等。大千曾專為此筆賦詩：「雄獅百勝恣橫行，執耳升壇眾與盟；所向由來無勁敵，從人紙上笑書生。」大千去世後，張氏後人捐贈給台北故宮博物院的大千遺贈中，四枝大風堂選毫中就有「藝壇主盟」。據高陽論析，大千製此筆不能留為己用，否則豈不要被人大罵狂妄不通，甚至聲討，或至少也要提出質問：「誰許你『主盟』來著？」而，大千得意處，即在於此筆，是一件別致而能令受者陶醉，且對大千印象深刻，感謝不忘的禮物啊！

尋找「主盟」，東瀛線索
往事並不如煙。大千大擺龍門陣，話「藝壇主盟」，執牛耳雙關，於今雖是人已老逝，時移世變，所幸物仍長存。2012年中國嘉德秋拍舉辦「憶梅庵長物—羅寄梅夫婦70年珍藏」專場，有大千的書劄、硯墨朱砂墨、瓦硯、方竹筆筒、靈璧石山子、大風堂梅瓶等等，裡頭赫見傳說中的「藝壇主盟」，有「高誠堂」、「玉川堂」製二款。一深棕攙白色筆毫為長鋒，筆腹微突，筆管身短，木製筆管上刻綠色字「藝壇主盟」，紅色字「己酉四月高誠堂特選牛耳毫特製恭介大千居士七十大慶」；一竹製筆管上刻著藍色字「藝壇主盟」，下方紅色字「大千居士七十大慶」與綠色字「己酉四月玉川堂特選牛耳毫特製恭介」並排。

若據謝家孝採訪實錄的《張大千傳》及其他相關資料，「藝壇主盟」應是在1964年，大千旅居巴西時，自英國採集原料，後交託日本「喜屋」、「玉川堂」兩家所製，惜未有文章提及「高誠堂」之名（高誠堂為位於愛知縣豐橋市的製筆老鋪），藉由實物的出現，增添了新的資料。筆管上刻字「己酉」為1969年，但這並無法代表「藝壇盟主」非於1964年製作。在此，可提一個小故事輔以為證。據黃天才說，大千曾在玉川堂訂製了一批長鋒山馬筆，存放在玉川堂，當他要送人或是自己需用時，再依照其指示在筆管上割字。一次，大千聽說王季遷要到日本旅遊，於是便飛函囑託黃天才去玉川堂索取兩套長鋒山馬筆，每套大、中、小三枝；一套刻字「大千特製，季遷試用」，另一套只刻「大千特製」字樣。由此可知，筆管上的刻字並不能代表製作時間。

大千的毛筆，大千的顏料
實地走訪東京，當年為大千製筆的「玉川堂」、「喜屋」仍恪守專業，持續經營。經「玉川堂」現年72歲的第七代主人齋藤彰說明「藝壇主盟」因原料無法取得，也就無法生產了，畢竟這筆當初就是限量的私家訂製款。「喜屋」的89歲松下昌子老太太則表示此事她不甚清楚，研究大千先生的人很多，她不敢隨便說。「玉川堂」和「喜屋」兩家的關係鮮少人知悉，據齋藤彰說明，喜屋前前代主人松下先生，是玉川堂前前代主人齋藤虎起智的外甥。玉川堂原經營毛筆、畫筆、畫具等，1923年關東大地震後分門立戶，由玉川堂專營毛筆，喜屋便專營畫筆、畫具至今日。「藝壇主盟」於今雖已成傳說，但在這兩家百年老店卻探詢出許多與張大千、溥心畬等中國文人的故事，並承蒙店家提供珍貴的圖片資料，在海外刊物首度曝光，在此特別致謝。

玉川堂
「玉川堂」歷史悠久，創業於文政元年（1818），是東京最老的製筆名店，至今仍保留著以日本傳統的武士製筆技術所製作，使用日本的馬毛、白狸、貓毛、白鹿毛、狼毫等多款精良毛筆，有1000多種自製毛筆。1920年代上海名書畫家曾熙、李瑞清、譚延闓等人均選用玉川堂之筆，其製筆精良在當時的書畫圈早已是名家通曉，身為曾、李高徒的大千一定也知悉玉川堂此名號。

張大千和玉川堂何時結緣？大千和玉川堂第六代主人齋藤隆相識相交，齋藤隆小大千13歲，今日的經營者第七代社長齋藤彰憶述，在他高中一年級時，約1955、1956年期間，大千自巴西至日本，在新宿的四谷居住，大千總穿著深紫青色的鋪棉長衫，時不時便會到玉川堂，與父親齋藤隆兩人一起到虎之門的四川飯店用餐。做為大千選購毛筆的東瀛第一名店，大千所愛用的毛筆是？「山馬筆是張大千老師最愛用、最富彈力的筆，近年苦於山馬材料難以採集。由張大千老師命名為『驃騎大將軍』即是富於彈力的特上馬毛筆，為馬毛筆的代表作。『潮風』是張大千老師的『摩耶精舍特製筆』，是為馬毛筆，尺寸從特大號到四號。『山陰正脈』為採用馬的赤尾細毛所製作，富於彈力，此材料也非常珍貴稀有，取得的時候才會製作。除馬毛筆外，以中國山羊毛中最柔軟細緻、最高價的毛『細光峰』製成的『蘭秀芝英』羊毛筆，也是大千的愛用筆，這名稱也是大千先生所取。」「日本的馬毛育自東北岩手、山形、長野，九州阿蘇地方等日本沃美的自然環境中，其生長從寒冬至春天、暑夏、涼秋橫跨四季，以致富於彈力。此特色最為張大千老師所鍾愛。因此可以製作出充滿彈力、品質精良又好寫的毛筆。與中國羊毛筆有不同的書韻，在二戰前，高級官僚們就將之作為伴手禮。」山馬筆剛性比羊毫筆強，和狼毫相近，水墨畫之山石、針葉、樹皮繪畫之用，於書法則有蒼勁之美。對於玉川堂之筆，張大千更寫下〈銳齊健圓〉、〈得心應手〉，以「筆之四德」大大稱讚，這對玉川堂來說無疑是最高的褒美。

羊毛筆「蘭秀芝英」也受到溥心畬的讚賞。溥心畬於1955年旅日，在試用「蘭秀芝英」之時因筆精良，即興寫了五言律詩，並在店內留下墨寶，款識「乙末東遊試用玉川堂筆極精，因書贈之。」而後在1956年，寫下〈駐鶴〉榜書，祝願玉川堂能有珍貴的鶴鳥長駐，歷久興盛繁榮。而玉川堂在獲贈吉字後，製作了「駐鶴」，為兼用中國的羊毛與日本的馬毛之筆，此筆與羊毛筆有著不同的強韌、良質韻味，楷書行書等用途廣泛，至今仍大獲人氣。溥儒弟子、前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江兆申也愛用「蘭秀芝英」和明治天皇御用的羊毛筆「天華」。

此外，中華民國駐日大使張厲生在1958年寫贈〈鵲笑鳩舞〉。孔子77代嫡長孫、前考試院院長孔德成也愛用玉川堂之筆，每年訪日一次，到訪日本麗澤大學，回途沿著有名的神田神保町古書街散步，逛逛山本書店，也造訪玉川堂，於2010年寫贈〈筆精墨妙〉。玉川堂更與孫文秘書黎叔平有著60年以上的筆墨之交，黎叔平並於1992年發表〈東瀛結筆緣〉誌記久違20年終於重逢的筆墨情誼。

玉川堂做為百年製筆名店，與中國名書家往來，更不用說與日本書家的關係了。店內有著日比野五鳳的書法、田代秋鶴的〈翰墨足歡娛〉，川村驥山、津金隺仙、赤羽雲庭、伊東參州的〈龢光同塵〉等，而150年前日下部鳴鶴愛用的「長鋒捲心」之筆至今依舊受到喜愛，銷售熱絡。「玉川堂」懸掛在外堂的店招題匾，則是昭和三年（1928）以「潮風」請託書法國定教科書的執筆者丹羽海鶴所書，其櫸木材質厚重莊穆，仍精神奕奕。

喜屋
「喜屋」是大千故事裡一定會登場的日本名店。喜屋專營各種畫材畫具，最主要是日本畫具及顏料，尤以「岩繪具」礦物顏料著稱。店面雖不大，但名氣很大，是購買最佳天然礦物質顏料的必訪之店；加上大千先生的加持和宣傳，台、港兩地很多畫家到東京，特別會去喜屋參觀採購。喜屋創業於百年前，大千與店主松下大二郎交好相識，大千對畫材和顏料用量甚大，購置時常整批整批的大量購買，為喜屋的重要顧客。大千在喜屋購買的顏料畫材，最主要是天然礦物質顏料，特別是群青，及日本的鳥之子紙、金箋等。

大千19歲時，與其兄善孖一起在京都學習染織藝術，重視色彩，且之後苦心研究敦煌壁畫，深受影響。對於顏料的知識與掌握度極高，「硃砂，以箭頭砂最好，鏡面砂次之，豆砂再次，又一種灰色的為火山的岩石磨成，不足取。」「重彩的顏色大都是礦物質顏料。顏色下膠，用後即加水退膠，否則隔宿就會失去本色。」於談敦煌壁畫時說：「不管是哪一個朝代，哪一派作風，但他們總是用重顏料，即礦物性顏料，而不用植物性的顏料。他們認為這是垂之久遠要經若干年的東西，所以對於設色絕不草率，而且上色不止一次，必定在二、三次以上，這才使得畫的顏色，厚上加厚，美上加美。」喜屋所販售的天然礦物顏料，都是以缽親自研磨，而大千都是買顆粒最細的，最高的等級。

而，常用於工筆人物仕女畫作、聞名的「鳥之子紙」，等級最高者為特號，次第為一號、二號、三號，等級越高其製紙原料即近於雁皮，越低則是近於三椏，日文的「鳥之子」就是中文的「蛋」，此紙質感有如蛋殼般的光澤，因而得名。論及金箋、泥金，就不可不提張大千1975年3月於美國加州寓所環蓽盦作的〈潑彩朱荷屏風〉，所選用的泥金絹六屏屏風，即是大千1960年代末以2萬美元高價委託「喜屋」特別訂製的，至今仍金光燦爛奪目、氣派富麗堂皇。

據黃天才憶述，大千有時為了省事，哪怕是向其他專門店家買東西，也常委託喜屋代辦，曾見大千交付給喜屋的採購物品清單中，除了書畫用品外，另有雨傘、木屐等物。喜屋對大千託辦之事，總辦得妥妥貼貼；大千託人辦事也總是會先付款，從不讓他人先墊款。除此，喜屋老闆也為大千在東京介紹租屋處，並在1950年代介紹山田喜媺子照顧大千起居，二人互生情緣，大千本想娶為太太，卻未果。這段風流韻事，大千也留下不少上款為「喜媺子」的畫作，如：張大千、溥心畬合作的〈江寺靜遠〉、1958年所作〈人物、花卉、書法〉的八折屏風。大千也贈畫給喜屋主人，並畫贈貓、小鳥等簡筆寫意作品給松下大二郎的子女，其中有大千在京都便利堂所製的一組版畫，包含山水、花卉、自畫像等。以往資料中提到大千在京都便利堂印製者有其收藏的王羲之〈行穰帖〉、《大風堂名蹟四冊》，以及原想印製的黃庭堅〈經伏波神祠卷〉，都是古畫，且非彩色印製；然而贈給喜屋的印製品是大千自己的畫作，且為彩色的版畫。不論是古畫或是大千畫作的印製品，都是作為餽贈親友之用吧！

在1983年〈廬山圖〉展出後不久，大千子葆蘿帶著大千的八幅畫作到日本。原來是大千想贈送給在日本的老友，有駐日代表馬樹禮、馬晉三老將軍、《香港時報》駐日特派員盧冠群、四川飯店老闆陳建民與黃師傅、《中央日報》駐日特派員黃天才等。據黃天才說，八幅畫中最令他感到意外的是一幅題贈「喜屋」老闆。事實上，大千已十多年未來日本，和喜屋老闆久無聯繫，此次如何想起這位故人呢？三個月後大千辭世了，這寫贈給喜屋的「贈別」之作，說明了大千對喜屋感情的珍視已非僅於客人與店家的買賣關係，而是將其視為東京的老友。

大千1951年時書的〈喜屋〉匾額，本做為招牌，放於店內，但因詢問割愛出讓者眾多，店主人在近年已將它卸下珍藏，改以照片的方式讓大家欣賞；松下大二郎的女兒也已成為一名書畫家，摹寫大千的「喜屋」題字，極為傳神。「喜屋」的門口額匾是日本畫界巨匠東山魁夷的手跡，二樓當街是「青與藍」二色畫作，這總令人不禁聯想起大千潑彩中常見的用色，而這也是喜屋的專營特色。店主松下說：「群青和群綠是極珍貴的顏色，現在礦石短缺，原料取得十分困難，所幸早期從國外與中國購進的仍存有很多，可以好好經營下去；並不想大量製作、擴大經營，只想在質量上做得更好，研究出新的品種。因為顧客的信賴，才能得到這麼多的名聲，不能辜負顧客的信賴感。」或許就是秉持著這分人與人間的珍惜、信任，當年的大千也才會將喜屋視為重要的故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