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今（2021）年5月的COVID-19疫情風暴，在臺灣社會逐步走向恢復的9月，國立臺灣博物館推出了「疫觸即發─百年島嶼戰疫特別展」，從公衛、交通與人民視角，介紹臺灣百年來的防疫經驗與現代轉型過程，也是第一個由公立博物館提出文明開化時代公衛概念首次進入臺灣島後，直至當下COVID-19疫情的完整歷史論述。身為一個結合人類學科與自然史專業的「統合型」博物館，臺博館面對當代議題毫無包袱，更表現出臺灣主體想像的發展與構成過程中，緊扣現代性與當代議題的獨特表徵，即日治時代與殖民政權的來回拉扯，結合現代性後初成的集體意識，至今歷經外來政權威權統治後，隨著西方民主價值構成跨族群的社會共識，時間雖短卻能與現下議題產生即時性的互動，並體現於此次的「疫觸即發」展覽當中。
清末與乙未的「戰役即戰疫」
本次展覽共分三個展區，依序是戰役與海港檢疫區、傳統與近代區和當代經驗區。在戰役與海港檢疫區當中，首先以戰爭破題，指出清領時代末期，外來軍隊來臺灣與其說要與人作戰，不如說是要先與疫病對抗。在此展場中，一開始觀眾便可看到1874年，臺灣成為帝國主義競逐之地時，一場重要戰役牡丹社事件的日本圖繪。畫面上日本軍容壯盛，且題名為「臺灣賊兵降伏之圖」，並與敗戰後灰頭土臉的原住民相比對，足為當時日本國內宣傳之用。
不過這張圖像旁卻也展出了「1874年西鄉（從道）都督真跡書牘印本」，當時擔任蕃地事務都督的陸軍中將西鄉從道從大本營發信給東京，說明在臺灣的日軍，皆出現了「弛張熱」的狀況，氣候炎熱，軍員又病又累，若日清談判失利，將不知為何而戰。另外一件1875年5月日人川田剛撰「征臺軍人墓碑」拓片，則是來自於日本長崎館內町一帶，集體埋葬的牡丹社事件病戰死軍人墓地，碑文即提到：「瘴氣傳染，病者相枕，全軍四千五百餘，其死於戰者十二人、死於病者五百五十餘人，軍制凡出征死者，就葬於其地，今者以糧船艙虛，故得載屍而歸。」由此可見明治政府第一次的海外出兵，便以重大死傷的慘勝結束。用以宣傳軍隊光榮出征的勝利圖繪與血淋淋描述戰地的戰爭文書，事實上有著極大的對比。
除了牡丹社事件以外，在清末的重大戰爭當中，疫病也幾乎在事件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清法戰爭與乙未戰爭中，甚至直接令法軍與日軍的軍隊重要統御者殞命。1883年為了爭奪越南宗主權，清國與法國發生戰爭並且波及臺灣，其中前往本島作戰的五千多名法國士兵中，便有四分之一死於瘟疫，甚至帶領登陸將軍孤拔（Amédée Courbet）也因此死於澎湖。更有甚者，1895年臺灣割讓給日本後，帶領軍隊前來接收，並與臺灣民主國與義民軍作戰的皇族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最後也因病死於臺南，後來甚至被神格化為臺灣總鎮守的臺灣神社御祭神。由此可見在當時的外來者，他們不只要作戰，甚至要「戰疫」，而這些疫病經驗也反映在後來日本統治期間的現代化公衛系統的建設與全民防疫意識觀念建立。
臺灣檢疫與防疫生活的時代體驗
基於過去戰爭中的慘痛經驗，日本統御臺灣後，公共衛生自然是施政的重點之一。現代化後國際交流與便利的交通設施，事實上也讓病菌更容易突破國界的限制向外傳遞，當下臺灣為了防疫而相對嚴格的入境與隔離措施，其實在日治時期便開始有了相關的檢疫制度。日治時期以船運為主要對外交通工具，因此相關設施多設於港口，例如基隆港務部仙洞檢疫所，並針對船舶上的乘客訂定了各種防疫規定與措施。舉例來說，展出的現場便設計了一個模擬當時郵輪狀態的裝置，在乘客入港之前，便會有港務人員開始在船上清點與分流，將有染病疑慮的人插上黃色的小旗子後送至檢疫所確認是否染病，送至適合的醫療院所。另外沒有染病疑慮且通過檢疫的乘客，則走專用棧橋登岸，診察後直接脫衣、沐浴，然後換上檢疫所的備用衣物，進入休息室等候。浴室為男女分浴，亦設有上下兩等。而旅客的衣物與行李卸下後，送入熱氣消毒室進行蒸汽消毒作業，程序結束後，檢疫人員便會將行李與衣物送給休憩室的旅客。
在防疫如火如荼的當下，各種不滿政府防疫措施的聲浪，在世界各地，特別是民主國家，一直有相關的聲音出現，臺灣因為在SARS經驗之後通過的傳染病防治法，一方面有效圍堵了邊境的病毒入侵，但另一方面，各種制約也顯著影響大眾的日常生活。如何在防疫、自由移動與經濟發展間取得平衡避免失控，也考驗著民主政體下的群眾智慧。
而回到日本統治之初，根據展覽中的說明，當時相關的法律訂定，最重要的想必是1896年10月15日臺灣總督府發布律令第8號「臺灣傳染病預防規則」，除了公告8種法定傳染病之外，也規範了醫事人員診斷出傳染病後的各種SOP，例如需勘驗遺體、通報警察等地方機關，並在傳染病區域確切實行交通管制。遺體有時甚至必須開棺消毒甚至解剖，並於指定地點埋葬，排泄物與相關衍生的廢棄物不可隨意丟棄等等。而檢疫措施中牽涉到遺體解剖、消毒、行動限制等等，令本島人大感不滿。當時民間便有批判當局使用消毒藥水是「冷水害人」，火葬為「燒人屍身」，解剖則是「破人屍身」等說法，可見當時尚未有現代化防疫觀念的本島人，對於當時國家趨近於強制的防疫措施，所感到的恐懼與不安。
而為了有效防疫，避免社會走向動盪，當時的日本統治當局也試著從本島人熟悉的角度切入，避免民眾的過度反感。例如在統治初期，由於官方尚未完全佈建好西式的醫療機關，相關人才也不足，因此在1896年發布「臺灣公醫規則」，一方面招募公醫，一方面也讓本島傳統開業醫加入防疫行列。展覽中也介紹了黃玉階與黃瑤琨兄弟，是此時參與防疫的本島人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前者身為受地方敬重的大稻埕漢醫，便曾被當局聘任醫務囑託、檢疫委員、傳染病預防委員、鼠疫預防組合長、保安醫院傳染病隔離所醫務主任等相關官方傳染病防治的任務。 換言之，日本政府在統治初期，必須仰賴本島有名望的傳統漢醫協助防疫，一方面他們知道能用怎樣的語言和說法與地方人民溝通，另一方面也漸進式地讓大眾慢慢地習慣與了解現代化的防疫措施。而黃玉階的弟弟黃瑤琨雖出身漢醫家庭，卻畢業於總督府醫學校，不只最早取得西醫認證的台灣醫師之一，也是第一位擔任公醫的台灣本島人，並且在員林地區服務了9年，包辦地方傳染病預防、衛生稽查與急難救助等工作，也為當時的防疫工作付出許多心力。
跨越時代的「美援」
今年五月疫情大爆發時，在媒體的大量報導以及炒作之下，原本在4月份相對承平時期乏人問津的疫苗，突然大量攻佔版面。但當時國際疫苗缺貨的困窘情況，舉國上下陷入莫名的恐慌與大量需求的壓力。不過後來在國際友人的協力之下，包括日本、美國、立陶宛、捷克、波蘭、斯洛伐克等國家的捐助與支持，撐過了輿論爆炸的非常時期，在疫情趨穩且疫苗陸續到貨之後，這波弔詭的疫苗恐慌才漸漸和緩。
而談起這類來自盟邦，特別是美國的援助，事實上早有前例，本次展出也有深入的論述與介紹。二戰後，國民政府因內戰情勢自顧不暇，對臺灣的公衛管理廢弛，原在日治時期已受到控制的傳染病如天花、霍亂、瘧疾等等又捲土重來。1947 年臺灣省衛生處終於設立，但管理人力不足，加上物資短缺、檢疫管制鬆弛，傳染病再度大爆發。解決此一困境的，則是1951至1965年間美援及各種國際援助計畫。美援計畫影響了當時中華民國在臺灣的衛生政策，包括藥品提供、公共衛生人才的訓練與醫療設備更新。在此同時，以社區為基礎的第一線醫療衛生體系也迅速擴張。其中最特別的是，中華民國和美國合作成立的「農村復興委員會」，開始大規模地規劃與構建農村簡易自來水工程，增設衛生所，並且大規模噴灑 DDT 殺蟲劑滅絕瘧疾，亦匡列民眾施以藥物，對基層衛生建設貢獻良多。也讓霍亂、痢疾、瘧疾等在日治時期原本已被控制，戰後又隨著中華民國接收臺灣後便「光復」的傳染病正式根絕。
COVID-19的當代經驗
綜合以上，本文試著從當下的防疫觀察中，連結展覽中提到各種過去的臺灣防疫經驗，作一個簡單的比較思考。但當代與過去勢必有著極大的不同，不論是高度全球化的時代背景，抑或是新媒體的大量滲透與資訊爆量的影響下，都成為了這次疫情不同以往的顯著特徵。也因此當我們一走進本次展覽的當代經驗區，便會看到一個跑馬燈與錄像交錯的大型裝置，以5月份的疫情危機為例，爆量的資訊讓我們不知什麼是真，什麼是假。面對未知事物所造成的恐慌，永遠是防疫規劃時，必須即時克服，避免整體秩序崩潰的首要挑戰。
之後我們便可以在展場中看到當下熟悉的防疫用品，與當下的隨處可見的生活情境，例如取代了日治時期消毒用石灰水與石碳酸水的75%藥用酒精，現在幾乎是家戶必備的防疫品。送餐應用程式普遍被大眾使用的當下，自肅期間的免接觸送餐，反倒成為了避免群聚與外出時的最佳選擇。接續這類避免多人共處的防疫情境，也漸漸地改變了當下教學與辦公的集聚狀態，隨著發達且無孔不入的網路科技，WFH（Work from home）與遠距教學成了近兩年來重要的社會形態與運作情境。
從日治時期現代化公衛知識體系的建立，再到當下社會面對席捲全球的COVID-19疫情風暴，防疫不只是當下臺灣的集體經驗，更是共同歷史想像的重要一環。面對虎視眈眈的變種病毒，以及後疫情時代的生活型態轉變、重建社會與復甦經濟的課題，這樣的抗疫情境想必會持續下去。而臺博館這次針對疫情所做的一次臺灣經驗梳理，相信是大眾透過這次機會重新理解自己過去的最好時機，且更有自信走向未來的漫漫長路。
展期｜2021.09.28 09:30-2022.11.06 17:00
地點｜臺博館鐵道部園區
陳飛豪( 119篇 )陳飛豪，生於1985 年。文字寫作上期冀將台灣史與本土想像融入藝術品的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