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療癒」這一宏大命題，始終與人類文明的演進扣合，在不同的歷史斷代中，它自有其特定的脈絡與演化形式。在現代語境下，「療癒」往往帶有對傷病個體「修復」之目的；所謂的「自我照護」（Self-care），也很難不被收編於資本邏輯中，被精心設計成一系列療癒系商品，或一場索價不菲的瑜珈靜修。
而既然「策展」（curate）一詞的拉丁字根「curare」意為「照看」與「關照」，自然很難與療癒有關的工事脫鉤。從古典拉丁語中等同於治療的「cura」，到中世紀教會法對靈魂的牧養，再到博物館興起後對藏品的看守，這條演進路徑也折射出由現代化概念構築的當代世界觀。在博物館的世界中，那道保護的光穿透珍奇的文物，在白牆上打出了什麼樣的歷史陰影，是否與某種更深層的、關於掠奪與疾病的源頭相連？而落在這些庇護所之外，晦暗無聲的無數他者，該把療癒的希望寄託何處？所有不安（dis-ease）的源頭會不會就是我們對療癒抱有太多希望了？
因為這些悖論與難題，筆者此次受邀撰寫對於近年展覽中療癒趨勢的觀察時，更深深警惕不該化約地談論這個詞彙。本文謹就筆者極其有限的經驗與視野，試著在其中覓得一處稍微站得住腳的位置，展開盡可能寬闊的視角。
從個體修復到社會病灶的結構診斷
回望2020年初，COVID-19的爆發帶給世界最重大的集體時間斷裂，讓始終追逐著爆量生產而面臨耗竭的藝術世界，在疫情期間也不得不停下各式的展覽與活動。當疫情趨緩之時，某種反射慣性鞭策著藝術機構開展盡可能「直接有效」的療癒任務—畢竟這場中斷不僅威脅著身體的健康，還有在長期隔離下產生的身心徵候與社會斷裂。
傑克森．戴維多（Jackson Davidow）在《Art in America》的〈療癒博物館〉（The Healing Museum，註1）中指出，博物館正透過多樣行動回應疫情後的療癒需求，文中論及的實踐包含：坦帕藝術博物館（Tampa Museum of Art）的「Connection」計畫，透過觀展與對話引導，為現/退役軍人、復健者及LGBTQ+族群強化心理韌性與社會參與。卡達國家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Qatar）則跨界與在地醫學院合作，將館藏文物轉化為降低焦慮、增進連結的媒介。紐約魯賓藝術博物館（The Rubin Museum of Art）則借助數位科技推出「關懷禮包」（Care Package），將兩千年的佛教智慧轉化為祭壇唱誦、冥想影像與癌症倖存者的對談，試圖在動盪中安頓大眾身心。
後來我們已經知道，COVID病毒有其後遺症，有些可能一輩子不會好，也有人不一定適應其疫苗，更有人害怕被強加的免疫背後是國家權力的包裝。病毒就像一具對社會深層組織進行採樣的探針，戳進發炎許久的潛伏病灶—後續無數的社會運動，包括「Black Lives Matter」與「#Me Too」，與全球共同目睹的戰爭、衝突、氣候變遷等災禍，讓我們看見越發滿目瘡痍的傷疤，背後交織著極其複雜的結構起因；這並非單一專業的醫師開立帖子就能「治癒」，更非崇尚效率、人定勝天的現代醫學所能預防。
這讓對療癒的批判性探討便不可能繞過現代社會更深層的系統性結構，於是圍繞著種族正義、福祉、關照、疾病、殘疾、哀悼等概念成了越來越活躍的策展關鍵字，試圖體現這種命運的共時性掩蓋的結構不平等：「我們」或許同在這場風暴中，卻未曾身處同一艘船上。
回到博物館積極朝向社會公共衛生的基礎設施的現象，戴維多在文章中隱晦提出對於「健康洗白」（Wellness-washing）的憂慮，也呼應了《療癒的激進化：策展中的女性主義與酷兒行動主義》（Radicalizing Care: Feminist and Queer Activism in Curating）書中所疾呼的：「在殖民資本主義與種族父權制度帶來的持續性傷口下，策展這件事還有很多該做的工作。」（註2）
而近年，我們也的確看見各大雙年展試圖更全面深刻的回應並承擔這個療癒與修復的困局。例如第12屆利物浦雙年展「uMoya：失物的神聖回歸」（uMoya: The sacred Return of Lost Things）。雙年展題名「uMoya」是大英帝國奴隸貿易史的受難者—南非祖魯之語言，意味著精神、呼吸、空氣、氣候與風，展覽希望藉著挖掘這個城市的傷痛歷史與承載的風土，尋回古老原初的知識、智慧與療癒力，並在殖民災難的餘燼中堅持「活著」的意義。
這種帶著傷痛移動、在裂隙中生存的姿態，呼應了2024亞洲藝術雙年展「所有令人屏息的」（How to Hold Your Breath）。展覽於臨界地帶中追尋新的連結與歸屬感，並將「屏息」視為一種細微卻具形上意義的身體技術—既是調節身心的自我安頓，亦是對絕望與暴力的無聲抵抗。在崩壞的世界秩序中，這種「屏息」重構了個體與世界的關係，藉此喚起對於未來創造與解放的可能與希望。
這份對於傷痛疲憊與脆弱的共同承擔，亦將體現在今年威尼斯雙年展「小調」（In Minor Keys）。已故總策展人科約．庫厄（Koyo Kouoh）在2022年寫下的一段宣言預示了其精神核心：「人們累了。我們都累了。世界累了。甚至藝術本身也累了。或許時間到了，我們需要別的東西。我們需要療癒……我們需要重新學會愛的能力。我們需要呼吸。」這段話將深陷在機構權力糾葛與變革理想之間動彈不得的藝術，透過調頻釋放回到日常：療癒不再僅是制度性的修復，而也應從自身開始的解殖實踐。
烏茲別克首屆布哈拉雙年展（2025）「破碎之心的食譜」（Recipes for Broken Hearts），靈感源自被譽為現代醫學之父的阿維森納（Ibn Sina），傳說其曾以烏茲別克和中亞大部分地區的國民米飯—「抓飯」（palov）來治療一位因失戀而心碎的王子。除了撫慰人心的美食，策展人盼望在這座滿佈古老建築遺產、有著悠遠慶典聚會文化的城市，透過藝術展開如一張張的餐桌，邀請人們入座，彼此與土地重新串連。也因此雙年展特別注重展現以過程為導向的作品，並在雙年展期間強調社區參與與豐富的公共教育計畫。
策展的反身療癒
這些藝術雙年展不約而同卸下對於宏大理型論述的依附，朝向更細微、陰性、內省的精神體現，這標示著某種坦白—承認藝術不總能循著清晰的論述就得以指引光明，而是選擇與當前時代共處於無以名狀與無能為力的狀態中，從而釋放出空間，容許困難與矛盾在此被檢視與探究。
這種深刻的自省，正緩慢地撐開展覽形式的既有裂縫。首屆布哈拉雙年展企圖重現14世紀帖木兒帝國的慶典精神，當時的慶典承載著藝術、音樂、詩歌、舞蹈與美食的總體實踐，帶出了「共生聚樂」（conviviality）的核心概念。同樣地，在第15屆卡塞爾文件展（documenta 15）中，「ruangrupa」將「穀倉」（Lumbung）概念落實為日常微型事件，對照著深具權威的西方策展脈絡，顯露了難能可貴的親密與挑釁。
接下來筆者欲探討的兩個案例皆由藝術家發起，這或許解釋了為何藝術家愈發頻繁地接手策展人的角色—而療癒究竟是否必須寄託於特定專業？歷史上，藝術家已透過行為藝術與社會參與藝術對於創作的單一生產模式進行過多次顛覆；而策展的變革可能就在於動搖展覽作為既有媒介的本質，轉而策動「事件」的發生與某種「集體」的聚攏。如〈危機與集體—塑造藝術事件的轉向：從具意義的事件到關懷事件〉（Crisis and Collectives Shaping Art Events： From Events that Matter to Events that Care）一文中指出：「（藝術家與策展人）在本質上同時具備這兩種身分，且更關鍵的是，他們扮演著比這更豐富的角色—作為促成者、東道主、教育者及推廣者，並拒絕將自己的角色進行標籤化或明確劃分。」（註3）
貧民窟雙年展「Ghetto Biennale」
在第15屆卡塞爾文件展中，「ruangrupa」邀請了來自海地的「抗爭藝術家」（Atis Rezistans）以及他們發起的「貧民窟雙年展」（Ghetto Biennale）。該集體由塞勒．讓–埃拉爾（Céleur Jean-Hérard）與安德烈．歐仁（André Eugène）於2007年創立，並於2009年推出雙年展，試圖透過滲透他們所批判的體制，為當地極度危脆的藝術生態獲取能見度與資源。
在因疫情中斷三年後，2022年第七屆貧民窟雙年展以「療癒」為題，徵件主題 「Swen Moun」（海地克里奧爾語，意為「醫治人民」）邀請創作者從社會、政治、環境及身心角度探索此命題。其核心計畫「貧民窟診所」（Geto Klinik）原擬由醫生、護士與藥劑師組成小型團隊，為社區居民進行高血壓、糖尿病等基礎檢查，並作為資訊中心推廣太子港的免費醫療資源。在這個世界最貧困的國家之一，藝術成為對不穩定性（precarity）與危機的協商與回應—一種活生生的生存手段。
全息圖「Hologram」
由藝術家凱西．桑頓（Cassie Thornton）發起的「全息圖」（Hologram）計畫，受到希臘經濟危機期間「團結診所」（solidarity clinics）模式的啟發，探索在醫療資源匱乏的疫情等危難時際，如何培養關照的社群以自助與互助。其運作邏輯是由三位分別負責「生理」、「心理」與「社會」健康的照顧者，共同關注第四個人—即「全息圖」；如此每個角色再向外組織擴張，構建出龐大的互助網絡。
桑頓將此藝術計畫體現在柏林一間由志工集體運作、名為「賭場」（The Casino）的空間，交織著咖啡館、互助計畫與社會運動基地。這種命名既挑釁也溫柔地提醒著我們：當西方體制內機構限制了想像，步出白盒子空間將有更多可能，如果關照本該要先彼此靠近，那麼，療癒之所為何不能是一座穀倉、一個賭場，甚至是一間餐廳？（註4）
關於藝術的療癒之用，這兩個案例給了我們一些實用的提示，或許匱乏與危機中升起的創造力，就如同從病痛的經驗中摸索出療癒之道，在一個隔絕、麻木安好的框架中，或一面擦得過於透明的玻璃上，難以培養這個世界迫切需要的集體免疫力。它們也直白地戳破了浮於空中的美好泡泡，提醒藝術工作者在執行任務時不可避免的權力交織與道德協商。在現代性已蒼老衰敗的此刻，藝術不該只是滿足於作為蔣渭水為缺乏知識的社會開立的文化處方箋，而是進到體制內部，細細端詳那些發炎之處。將藝術機構與生活之間長久構築的屏障，與已形成另一種霸權的文化知識，不斷卸下與重新學習，將療癒轉化為一種在世界中運行的「動詞」或「實踐」，真正活出這個字詞的無盡可能（worlding the word）。
正如哲學家瓜達里（Félix Guattari）在 La Borde 療養院參與的著名實驗：他與夥伴共同推行醫病平等委員會、創意研習營，並以「網格輪值表」（La Grille）鼓勵自治與合作，也重新分配了醫護與病患之間的權力關係。他深信要治療病人，必須先治療「體制」本身。這種實踐回到了他晚期倡導的「倫理—審美範式」（Ethico-Aesthetic Paradigm）：將生活與集體治療視為一場不斷生成的主體性創造，藉由藝術本具的突變能量，在僵固的體制邊界中尋求持續的變革。如此，我們能更激進的掙脫療癒建立在『健全主義』的盲點，思考在當前世界中健康安全活著的真正意義，整理與彼此之間的關係，那勢必得坦露脆弱、揭起瘡疤，但也或許是在絕望與崩毀中，療癒最靠近希望的模樣。
註1 Jackson Davidow, “The Healing Museum,” Art in America, 2021, https://www.artnews.com/art-in-america/features/art-therapy-healing-museum-1234604543/
註2 Elke Krasny, Sophie Lingg, and Lena Fritsch, “Radicalizing Care: Feminist and Queer Activism in Curating – An Introduction,” in Radicalizing Care: Feminist and Queer Activism in Curating, eds. Elke Krasny, Sophie Lingg, Lena Fritsch, Birgit Bosold, and Vera Hofmann （London: Sternberg Press, 2021）, 16。文中引述：“curating has much work to do given the lasting wounds of colonial capitalism and racist patriarchy.”
註3 Julie Ren, Charlotte Matter, Rosa Sancarlo, and Virginia Marano, “Crisis and Collectives Shaping Art Events,” Third Text 37, no. 5–6 （2023）: 601–615, https://doi.org/10.1080/09528822.2023.2297626。
註4 布哈拉雙年展策展論述指出，飲食與療癒之間的關聯亦可從「餐廳」（restaurant）一詞的詞源加以理解：該詞源自法語「restaurer」（意為「修復」或「恢復」），原指18世紀巴黎提供有助於恢復體力與健康之湯品的店家。
吳虹霏( 2篇 )策展人與研究者，2023年發起探索女性主義環境人文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