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過節，《典藏》雜誌（ARTouch、古美術）偶會推出呼應節慶主題的文章或專題系列。這類文章將歷史上的藝術品，與當代民眾的過節經驗相連結，以此吸引網友的興趣閱覽。例如，以臺灣美術史的範疇為例，若是提及「臺展三少年」郭雪湖的《南街殷賑》，則大多想到畫中關於中元節熱鬧人潮的內容，畫中的種種細節，也成為連結當代與歷史的橋樑。
不過，以「節慶」為取徑，也會面臨到部分節慶隨著歷史、政權變遷而消失，造就文化記憶的斷裂。1895年至1945年間，日本殖民統治臺灣，帶來明治節、天長節、女兒節等日本節日，從當時留下的史料、影像，可以看到這些日本節日如何透過社會機制進入臺灣社會的過程。除此之外，也有節慶並非來自日本，而是獨屬於日治時期的臺灣社會，它就是「臺灣神社祭」（10月28日）。
節日的奉納：臺灣神社祭中的文化遺產
顧名思義，臺灣神社祭與臺灣神社有關。臺灣神社建立於1901年，1944年改稱「臺灣神宮」，隔年日本戰敗後宣布廢除，先後用作省立民眾教育館、臺灣大飯店使用，1952年由圓山大飯店接手經營，歷經多次改建，成為如今的模樣。
臺灣神社的建立，與1895年率領日軍征服臺灣之際，客死異鄉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有關。日本政府在臺灣各地建造神社，供奉北白川宮能久親王，而臺灣神社正是第一座，且位階最高的神社（官幣大社）。日本政府將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的生日（10月28日）訂為臺灣神社祭，每個月的28日則為例祭。
從1901年起，每逢例祭與10月大祭，各地的臺、日仕紳、官僚，甚至來臺視察的日本皇族，會奉納珍貴的器物、藝術品至臺灣神社。絕大多數的奉納物隨著戰火、政權交替而散佚，少數流傳迄今者，則因文化記憶的斷裂，喪失與過往節慶間的連結，並被賦予不同的意義。
1902年5月例祭，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親自前往臺灣神社，獻上前不久來臺寫生的日本畫家野村文舉所繪製的畫軸《富士山圖（富嶽圖）》與《雞圖》，臺灣神社宮司山口透為此撰寫詩文讚頌總督的奉納之舉，具有愛國敬神的心。其中《雞圖》下落不明，唯獨《富士山圖》保存至戰後，在臺灣神社被廢除沒多久，交由臺灣省立博物館（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流傳過程與畫面細節，詳見拙作《神明離去之後：臺灣神社的收藏物語》（2024）（註1）。
來到圓山大飯店，臺灣神社的遺跡已所剩無幾，但門口仍佇立著一對由總督石塚英藏於1930年12月例祭奉納臺灣神社的石獅（早期認為是板橋林家奉納，但近年的研究已修正此說法）。這對石獅在奉納的清單上記載為「唐獅子」，這是日本用來稱呼從中國傳入的獅子圖像的方式（註2）。最著名的「唐獅子」是日本狩野派畫師所繪《唐獅子圖屏風》，於明治年間成為皇室收藏，如今已是國寶。
石塚英藏奉納的石獅，造型雖與日本流行的唐獅子相似，但更多的是臺灣流行的石獅元素，如誇張扭曲的動作姿態、搭配雙錢與彩帶的裝飾等特徵。雖說這對石獅並未刻有產地、工匠等資料，但有研究發現，日本江之島的兒玉神社（供奉兒玉源太郎）境內，另有一對石塚英藏於1930年11月奉納的石獅，其上刻有「石材產地臺灣臺北州觀音山」，且無論是奉納時間或石獅造型，都與石塚英藏獻給臺灣神社的石獅相似，故推測兩對石獅的製作時間相近，且都由臺灣本島的工匠製作，故保留較多臺灣流行石獅造型的風格（註3）。
走進飯店內，位於飯店中心的金龍噴水池，也是原屬臺灣神社的文物，名為「青銅製昇龍噴水器」，捐獻時間是1919年11月例祭，奉納者為日本旅館業經營者館野弘六。這座龍形噴水器，造型上屬於日本常見的「昇龍」，對應龍神呼風喚雨、潤澤大地的典故（註1）。
戰後，圓山大飯店將其移入室內，配合飯店格局調整龍身姿態，並在外表施以金漆，已與日治時期的面貌相去甚遠。日前傳出飯店天井倒塌，壓壞金龍，飯店進行修護後，又另外在飯店門口建造一座「復刻版」的銅龍，通過考證呈現日治時期的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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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官僚、商賈，選在臺灣神社例祭時奉納，頗有趁著神明誕辰的佳節，傳遞信仰之意。臺灣神社祭成為文物誕生、流通的契機，這些文物有的具有濃厚的日本文化元素（《富士山圖》），有的則融合臺、日文化（石獅）。少數留存迄今者，與神社間的關聯隨著政權轉移而斷裂，卻也和臺灣社會建立新的聯繫。
都市即神域：展覽會與神社祭典
雖說臺灣神社已不存在，僅留下些許的遺跡和文物，散落各地，但臺北市的都市規劃卻與臺灣神社關係密切，影響迄今。例如橫跨基隆河兩岸的中山橋，過去曾是「明治橋」的所在地，這是因應臺灣神社設立，連通神社與市區的橋樑。在日本，諸如伊勢神宮的宇治橋、二荒山神社的神橋，都有象徵聖俗界線的意義，被視為神社空間的整體。臺灣神社的明治橋也具有相似的意涵。
另外，如今貫穿臺北市的中山北路，也與臺灣神社有關。就在神社建立之初，總督府以臺北車站為起點，經過明治橋，抵達臺灣神社，敕使街道如同後來明治神宮外的「表參道」，是將臺北市區與臺灣神社聯繫在一起的臍帶，向神社輸送自臺灣島內外前來的參詣者。
臺北城市空間與臺灣神社的關聯，不僅體現於都市規劃，還包含每年臺灣神社祭的奉祝活動，讓聖俗的界線一度消失，使都市和神社成為一體。研究殖民地神社與都市計畫的學者青井哲人，以「神域化的都市」形容此現象。（註4）
每逢臺灣神社祭，臺北市街各處會設立「遙拜所」，方便市民向臺灣神社進行「遙拜」，並在新公園等場所舉行武術、舞蹈、戲劇或音樂演奏。若說奉納書畫、工藝品是以藝術為介質，進行「技術」的奉納，那武術、舞蹈等「表演」，亦屬於相同的脈絡。這類發生在城市空間的神社祭典活動，融合了臺日文化的特徵，不僅有神輿巡街、弓道表演，舞獅、花燈也是常見的節目。
與此同時，自1927年起，政府舉辦臺灣美術展覽會與總督府美術展覽會（臺府展），時間挑選臺灣神社祭進行期間，也就是10月28日前後舉行。一方面可以和臺灣神社祭相配合，帶動參觀畫展人潮；另一方面，臺府展本身也成為臺灣神社祭期間，都市祭典的一部分，民眾在充滿神社慶典感的時刻參觀臺府展，使現代藝術也成為廣義上「奉納」祭典的一部分，如以下這則報導：
「從二十八日早上八點開始，鎮座於劍潭山的臺灣神社舉行例祭，⋯⋯在市區，新公園設立了遙拜所，參拜者眾，又因為臺展開幕第一天，從早晨就有許多人為了看會場內的力作而湧入，據說中午以前入場人數已達五千人。市街上⋯⋯的國旗與獻燈，為晴朗的秋天妝點色彩。」（註5）
循此觀點，前幾回臺展中頻繁出現的臺灣神社題材，便格外具有意義。除了有名的郭雪湖《圓山附近》以外，還有大坪測的《明治橋》、萩谷秋琴《圓山》、仲吉哲哉《圓山風景》、蔡雪溪《秋之圓山》等等。除了臺灣神社作為知名景點的名氣以外，是否有配合祭典節慶將至、市區出現各種奉納活動，才以臺灣神社為題材入畫的可能？由於缺乏史料佐證，本文只是提出一種可能的思考方向。到了後期，隨著臺府展穩定發展，似乎才逐漸從臺灣神社祭的節慶氛圍中脫離，這類題材也隨之減少。
結語：陳澄波筆下的「龍舟競渡」與北管軒社
了解臺灣神社祭的背景，以及此節慶與臺北城市空間的關聯後，讓我們來看一張臺灣畫家陳澄波於1935年10月29日在大稻埕淡水河畔所畫的速寫。比對報導可知畫中描繪的場景，是「始政四十週年紀念臺灣博覽會」南方館在淡水河舉行的龍船競渡（划龍舟），這項活動從10月28日起舉辦，接連三日（註6）。
畫作上有插上旗幟、急速行駛的龍船，以及坐在岸上的觀眾。後方河面上有數艘船隻，中間船隻有懸掛大鑼的帳篷，上方寫著「共⋯軒」，推測是大稻埕知名的北管軒社「共樂軒」在河上從事戲曲表演，以此助興。
龍舟競渡與北管戲曲，若無史料與速寫本角落的日期佐證，如今會以為是諸如端午節（五月節）或廟會建醮才有的場景，但在日治時期，卻是神社祭典這類日式節慶時常出現的活動。事實上，雖說陳澄波畫中描繪的龍舟競渡，屬於總督府紀念始政週年「餘興」的一環，但從舉行日期（10月28日）來看，也是臺灣神社祭的一部分。在當年《臺灣日日新報》龍船競渡的報導旁，便是臺灣神社祭的消息（註6）。同一年第九回臺展，也有日本畫家野村誠月的《新晴》描繪在明治橋上往返臺灣神社的參詣人潮，承襲日本浮世繪常見的「美人參詣」主題，呼應佳節祭典的熱鬧意象。
時光荏苒、繁華已逝，祭典時奉納神社的物品，在政權轉移後被賦予新的意義；描繪祭典景象或神社空間的畫作，也隨藝術史的研究重新被審視、詮釋，它們都指向一個曾經熱鬧歡騰，如今已經消失的節日，召喚著土地與人們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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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劉錡豫，《神明離去之後：臺灣神社的收藏物語》，新北：衛城，2024。
註2 臺灣神社社務所，《臺灣神社誌》第九版，臺北：同編者，1935。
註3 陳磅礴，《日治時期臺灣神社的三對石獅：從臺北二二八公園內急公好義坊旁石獅說起》，《臺灣文獻》59卷2期（2008-06），頁249-274。
註4 青井哲人，《植民地神社と帝国日本》，東京：吉川弘文館，2005。
註5 《お祭と臺展初日は 快晴の秋日和に惠まれ 夥しい人出 臺展の見物午前中五千人 圓山動物園も大賑ひ》，《臺灣日日新報》，1927-10-29（夕刊2版）。
註6 《臺北橋附近で 扒龍船競漕 けふから三日間》，《臺灣日日新報》，1935-10-28（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