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高麗王朝（918－1392）自10世紀受中國浙江越窯製瓷技術影響下，於全羅南道、全羅北道等地，陸續出現生產技術具相近風格的青瓷窯址，至12世紀更在皇室貴族的贊助下，於康津沙堂里窯等窯址，逐漸發展出獨具高麗審美的「翡色」釉青瓷。南宋太平老人所撰《袖中錦》，便曾將高麗青瓷的成就與五代越窯秘色瓷類比，稱其「高麗秘色」，並冠以「天下第一，他處雖效之，終不及」的美名。（註1）
2025年年初，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曾舉辦的「푸른 세상을 빚다, 고려 상형청자（高麗時代的象形青瓷）」（展期為2024年11月26日至2025年3月3日）為近年以高麗青瓷為主題的重要特展，該展藉由關注具動、植物與神話生物造型特徵的仿生瓷器，點出高麗王朝在陶瓷器型與紋樣發展上的開創性成就。本文將依循此次的策展理念與最新的研究成果，選介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在特展與常設展展出的高麗青瓷精品。
國寶 高麗12世紀〈青瓷獅子形香爐〉
高21.2公分，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圖取自Emuseum kr
參考圖：〈青瓷獅子形香爐〉器蓋X光掃描圖
北宋宣和（1119－1125）時期，從河南開封遠赴高麗的使臣徐兢（1091－1153），曾將此行閱歷寫入《宣和奉使高麗圖經》，當中便以「翡色」盛讚高麗青瓷的精緻釉色，同時提到：「狻猊出香亦翡色也，上有蹲獸下有仰蓮以承之，諸器惟此物最精絕，其餘則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窯器，大概相類。」在秘色瓷外將其與北宋末期精緻的汝窯瓷器對比。雖然帶有蓮花座的「狻猊出香」目前未能於傳世品或考古出土件中發現完整案例，不過今日可藉國立中央博物館所藏〈青瓷獅子形香爐〉遙想其基本樣式。
此作可見佩戴鈴鐺項圈、右手抓握寶珠的青瓷獅子，挺胸坐立於刻繪卷雲紋樣的香爐器蓋上。爐身本體則在三足處設計與主題呼應的獅型獸面，並於盤口與器壁裝飾暗合香爐出香意象的雲霧紋樣。近年來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曾對本作進行CT電腦斷層掃描，從X光生成圖像中可知，獅子本體如尾巴、腿部與身體面部等，皆採分件接合製作外，香爐的出煙位置亦可從多角度圖像，辨識煙霧將從獅子口部，與前肢下緣的兩處小孔散出，可藉此還原高麗貴族當時的使用原境。
國寶 高麗12世紀〈青瓷瓜形瓶〉
傳於開城仁宗長陵出土，高22.9公分，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圖取自Emuseum kr
19世紀末，高麗首都開城一代曾興起一波盜掘熱潮，許多建基於附近的王室、貴族墓紛紛慘遭盜擾，出土文物外流他國，其中〈青瓷瓜形瓶〉據傳即出自高麗第17代君主仁宗（1109－1146）陵墓。該墓同時伴出〈青瓷方形臺〉（形制近於汝窯套盒）、〈青瓷菊瓣紋盒〉、〈青瓷蓋碗〉共四件高麗青瓷，與刻有「皇統六年（1146）」的玉諡冊，是今日認識高麗皇室品味的重要參考依據。
在造型上，此類作品受11世紀末至12世紀初江西景德鎮窯風格影響，如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便藏有開城出土的景德鎮窯〈青白瓷瓜形瓶〉，可推測高麗窯工應有直接向此類進口瓷器學習的機會。然而，作為器身仿擬甜瓜（韓國或稱甛瓜「잠외」）造型的瓶式，相比宋瓷豐肩與器腹飽滿的造型，其在整體線條上則顯細瘦修長，融合喇叭狀花形口沿與規整的菊瓣形器座，作為插花器，高麗窯工所製〈青瓷瓜形瓶〉更顯精緻典雅。（註2）
國寶 高麗12世紀〈青瓷透刻七寶紋香爐〉
開城附近出土，高15.3公分，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圖取自Emuseum kr
〈青瓷透刻七寶紋香爐〉為12世紀高麗青瓷的代表性佳作，除了其釉色符合高麗詩人李奎報（1168－1241）對高麗青瓷的描述：「影影綽綽如青玉，玲瓏剔透如水晶」，不論在造型抑或裝飾技法上，都展現出跳脫宋瓷影響，彰顯獨具高麗審美品味的製瓷風格。
本作由器蓋、爐身與底座三大部分組合而成。其中，可拆卸式爐蓋以採鏤空技法雕製的七寶紋球頂作為主要裝飾，相間於紋樣的白色圓點，則運用了鑲嵌工藝填入白色陶土，使其在色彩上更為醒目。爐身部分，蓮瓣形裝飾則是將以模具壓製成的荷葉，按三層結構逐一貼附於器表組合而成。底座的兔型三足，據CT掃描可見並無顯著接合痕跡，研究者推測應為陶工直接雕塑而成，再佐以深棕色的含鐵顏料為瞳孔點飾。相比於同時代的宋代青瓷多採素面、刻劃花或淺浮雕裝飾，〈青瓷透刻七寶紋香爐〉複雜的工藝技法在在展現高麗青瓷的獨特性，與窯工嫻熟於多項製瓷技藝的卓越成就。（註3）
國寶 高麗12世紀〈青瓷魚龍形注子〉
高22.4公分，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圖取自Emuseum kr
12世紀初，高麗王室近臣金謂磾與殷元忠曾進諫首都遷至南京（남경，今首爾）的提議，誠如《高麗史》中所記：「漢江魚龍四海通……四海神魚朝漢江，國泰人安至大平。」由於魚龍在道教信仰中為象徵太平盛世的神獸，故臨近漢江的南京遂成為大臣眼中的遷都首選。有趣的是，雖然最後遷都的計畫並未實行，不過自12世紀始，高麗青瓷以魚龍為主題的作品開始大量出現，側面反映了皇室貴族對此一信仰的重視。
〈青瓷魚龍形注子〉便是相近時期完成的作品。本作可見球狀身形的魚龍端坐於以高浮雕刻製而成的蓮瓣形底座上，佐以貼附於執壺肩部並延伸至把手的蓮花花苞、荷葉與蓮莖，無不形塑出魚龍宛若棲身荷塘中的視覺想像。作為宴會中盛裝酒水的瓷壺，窯工巧妙地將魚龍尾部設計成可分離式器蓋，並將流嘴設計成龍首樣式，使壺中液體可從魚龍舌部傾倒而出。根據館方測試，本件作品的裝填量為0.8公升，屬適合酒席上提供個人使用的小型用器。（註4）
高麗12至13世紀〈青瓷魚龍形香爐〉
開城附近出土，高20.1公分，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圖取自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푸른 세상을 빚다 고려 상형청자》，首爾：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2024，頁59。
同樣以魚龍作為題材的作品，開城附近出土的〈青瓷魚龍形香爐〉則更強調了肢體結構的完整呈現。本作藉由裝飾部件的貼附，可清晰辨識魚龍手臂上的羽翼、尾部下緣的魚鰭，以及頸部佩戴的鈴鐺項圈。然而，相比12世紀常運用高浮雕或雕塑使神獸更具立體感的表現形式，此時期部分的作品開始在細節上較為簡化，釉色的掌握也較不穩定，偶爾可見呈深青釉或黃綠色釉的作品案例。
器身裝飾上，蓮花形的爐體採三層貼塑的葉片設計，承繼如前述〈青瓷透刻七寶紋香爐〉般的工藝技術。而底部的荷葉形器座，則為汝窯蓮瓣型香爐的變體，可見其縮短翻折葉片的長度，同時簡化原有的葉脈紋路，發展出如行爐般的高圈足器底樣式。
寶物 高麗12世紀〈青瓷透刻龍頭飾筆架〉
開城附近出土，高9公分，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 圖取自Emuseum kr
參考圖：遼〈三彩釉印花雙龍首筆架〉，高9.6公分，長16.5公分，寬6.1公分。圖引自路菁《遼代陶瓷》，瀋陽：遼寧畫報出版社，2002，頁265。
現今研究者們普遍關注高麗青瓷與宋代瓷器間的交流狀況，然，遼代（916－1125）的工藝技術實際上亦對高麗窯工有著顯著的影響，誠如〈青瓷透刻龍頭飾筆架〉，即與遼〈三彩釉印花雙龍首筆架〉頗為相似。根據現有的考古發掘資料，遼代金屬器與三彩陶器曾廣受高麗統治階級喜愛，但受限於兩國緊張的政治關係，以及相關的貿易限制，高麗青瓷對遼代工藝的學習，自11世紀末期方始逐漸顯現。
〈青瓷透刻龍頭飾筆架〉可見造型設計基本與遼三彩之作相同，不過在細部的裝飾呈現上，窯工則融合了高麗青瓷擅長的工藝技術與獨有的審美品味。如魚龍的雙眼採用高麗慣用的含鐵顏料點睛；紋樣部分，高麗青瓷件除可見筆孔處添加花卉紋樣，位於筆架側面中心處亦可見捲枝草葉紋，枝條的多樣化翻轉與彎曲，形塑出較遼三彩更顯複雜且精緻的紋樣結構。此外，在盒體的開光與底臺水波紋的表現，高麗作品則融合了鏤空的裝飾技術，在舊有框架下，展現高麗青瓷的工藝特色與對遼代物質語彙的再詮釋。（註5）
國寶 高麗13世紀〈青瓷人物形注子〉
大邱廣域市達城出土，28公分，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圖取自Emuseum kr
頭戴鳥型冠，服飾具雲肩與羽翼臂袖設計，且呈跪坐之姿於祥雲之上的〈青瓷人物形注子〉，被認為是對崇拜西王母信仰之道教人物的描繪。參照北宋《太平廣記》：「又命仕女更索桃果，須臾，以玉盤盛仙桃七顆，大如鴨卵，形如青色，以呈王母，母以四顆與帝，三顆自食」，文中所提西王母以玉盤承裝七顆仙桃的形象，與本件作品不論在人物服飾、桃子總數抑或「形如青色」的顏色表現上皆能對應。
在《高麗史．樂志》中記載了一首名為「獻仙桃」的歌曲，這是在宴會中演奏描述西王母為漢武帝獻上仙桃的曲目，歌曲內容具有祈願太平盛世與祝福君主萬壽無疆的美意。考慮到〈青瓷人物形注子〉的造型設計，以及其冠頂注水口與桃子處流嘴的實用功能，不排除此件人物型執壺即是服務於此類宴會的專用酒具。
有趣的是，據學者研究，高麗青瓷中有關道教信仰的作品與裝飾紋樣，主要集中於12世紀左右大量出現，這或許與頻繁舉辦上述宴會，以及道教儀式的高麗君主睿宗（1105－1122在位）、義宗（1146－1170在位）的信仰偏好有著緊密的關聯性。（註6）
高麗13世紀〈青瓷象嵌詩銘瓢形瓶〉
傳開城附近出土，高38.8公分，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圖取自Emuseum kr
〈青瓷象嵌詩銘瓢形瓶〉此類取材瓢瓜（葫蘆）外型，且整體器型較為修長的瓶式，為高麗青瓷特有器種。據信，此種瓶式受道教信仰以葫蘆瓶存儲仙丹的傳說啟發而製。配合於刻花纏枝蓮紋中，菱形開光內的鑲嵌詩文：「細鏤金花碧玉壺，豪家應是喜提壺。須知賀老乘清興，抱向春深醉鏡湖。」當中對唐代著名詩人、書法家、道士—賀知章（659－744）的描述，再次確定了青瓷瓢形瓶與道教信仰的緊密聯繫，以及說明此器作為酒壺的實用功能。
高麗青瓷的鑲嵌技法，研究者們普遍認為約於12世紀早中期開始出現，然而對比中國陶瓷的鑲嵌技術，本作精巧地再現書法字體的流動線條與墨色的濃淡變化，展現出高麗工匠在學習後的創新突破。（註7）
高麗13至14世紀〈青瓷獅子形硯滴〉
全羅南道新安沉船出水，高11公分，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攝影／雷皓天。
韓國西南部新安地區的小群島，於1975年發現了一艘乘載三萬多件貨物的海底沉船，由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收購其中的兩萬四千多件作品後，對其展開深入的整理與研究。現可依據出水刻有高麗英宗朝年號的「至治三年」木簡，推測其約莫航行於1323年。經考證，此船應是從中國寧波出發，途經高麗，目標前往日本博多的貿易商船。在出水上萬件的中國瓷器中，同時發現了7件高麗青瓷精品，〈青瓷獅子形硯滴〉即為其中一件。
新安沉船出水的七件高麗青瓷多為特殊器型，推測可能是提供上層階級買家的高等級商品，誠如本件獅形硯滴，雖然作品的釉色已不如全盛時期般具翡色質感，不過在獅子的鬃毛、面部、腳爪等部分仍進行了細緻的雕刻。此外在鈴鐺、前胸與牙齒處，另塗抹白土進行裝飾，使其面容姿態更顯生動。相似的獅形硯滴，現可於康津沙堂里窯、扶安柳川里窯發現出土案例，同時成均館大學博物館亦收藏了一件頗為相似的作品。（註8）
高麗12至13世紀〈青瓷堆花蓮唐草紋注子〉
高33.8公分，口徑2.3公分，腹徑20.4公分，1980年李洪根（이홍근）捐贈，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攝影／雷皓天。
參考圖：高麗12世紀〈銀製鍍金注子〉，高34.3公分，徑9.5公分，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MFABoston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除基本的典藏品收藏，長期以來持續參與考古發掘計畫，以及大量的私人收藏家捐贈，亦是近年豐富該館館藏的重要助力，本件〈青瓷堆花蓮唐草紋注子〉即為李洪根（이홍근）捐贈近五千件文物中的其中一件。
本作不論在竹節形的把手與流口、頸部與上蓋底端的竹條狀設計，以及蓋頂的蓮花與鳳鳥堆塑，都與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銀製鍍金注子〉頗為相似。此類壺型承襲自宋代執壺的基本樣式，而對竹節與竹條的仿生描繪則融合了高麗特有的審美品味，位於蓋頂的裝飾另被認為是向北宋《營造法式》圖樣的學習，並具有佛教信仰中「蓮華化生」的象徵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本作器腹的折枝蓮花紋使用了高麗特有的裝飾技法，即將毛筆蘸上白土，於器表進行圖樣繪製的「堆花」工藝；黑色的線條則使用了由含鐵元素顏料繪製的「鐵畫」技法，兩者的搭配使高麗青瓷的紋樣表現更顯豐富。
註釋
註1 鄭良謨著、金英美譯、金光烈校《高麗青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沈瓊華主編《翡色出高麗：韓國康津高麗青瓷特展》，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
註2 최건〈‘高麗翡色’의 성격과 전개〉，《美術資料》2013年第83期，頁202－220。
註3 National Museum of Korea, Goryeo: The Glory of Korea, Seoul: National Museum of Korea, 2019.
註4 김윤정（金允貞）〈고려 왕실의 연례 문화와 청자 주기（酒器）의 상징적 의미：왕권과 주기（酒器）〉，《美術資料》2023年第104期，頁43－69。
註5 Im Jin A, “Elements of Goryeo Celadon that Reflect Influence of Liao Crafts”, Journal of Korean Art & Archaeology, Vol.8, 2014, pp.92-101.
註6 Kim Yunjeong, “The Influence of Taoism on Goryeo Celadon”, Journal of Korean Art & Archaeology, Vol.6, 2012, pp.54-71.
註7 구일회〈고려상감청자: 기술그리고문양〉，《美術資料》2013年第83期，頁246－266。
註8 Lee Taehee, “Sinan Shipwreck Collection at the National Museum of Korea”, Journal of Korean Art & Archaeology, Vol.5, 2011, pp.105-116。황지현、서유리《국립중앙박물관 한국도자도록 제2집 : 고려시대 상형청자2》，首爾：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2023，頁154－161
參考書目與延伸閱讀
余佩瑾、王明彥主編《尚青：高麗青瓷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5。
이애령、강경남《국립중앙박물관 한국도자도록 제1집 : 고려시대 상형청자1》，首爾：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2022。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푸른 세상을 빚다 고려 상형청자》，首爾：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2024。
（本文出自《典藏．古美術》391期〈翡色的盛宴：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高麗青瓷選介〉，作者：雷皓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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