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全球氣候變遷、生態危機、自然與土地權正義，藝術可以做什麼？這是近數十年來當代藝術家透過創作及相關行動回應的關鍵問題之一。
疫情之下，生態轉向（ecological turn）變得更加急迫。譬如因著旅行限制，藝術家不得不被迫思考不飛行及減少碳足跡作為社會與藝術實踐的途徑。機構亦隨之進一步省思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建制下藝術生產模式的轉型。這道交織著生態、道德與人類世的生態問題意識，其更積極地想像或可是，如何本身就帶著對環境生態的關切，來進行創作、策展及公共推廣。也就是說，它如何不僅是某種植入藝術作品中的社會議題，而是一種思考、行動與社交的人類實踐。
赫爾辛基美術館（Helsinki Art Museum）籌辦的首屆「赫爾辛基雙年展」（Helsinki Biennial）在疫情干預下推遲了一年，終於在今年6月開幕。館長瑪佳．塔尼恩瑪提拉（Maija Tanninen-Mattila）認為，全球有多達270個藝術雙年展，意味著有270座城市在這個系統中參與、增進了環境污染。而一個藝術機構，應該要有意識地從製造活動與呈現藝術的方式上，邁向永續及碳中和（carbon neutral）。雙年展主場非在首都市區，而是在從市區搭船15分鐘可達的沿海群島之一瓦利島（Vallisaari Island）上舉行。這座島嶼過去是軍事基地，最後一批居民1996年離開後島嶼關閉，直至2016年芬蘭政府才再度對外開放。島上現有少部分居民，保有多種戰期遺跡建築、蝴蝶與綠色植物。以「同海」（The Same Sea）為名，這場雙年展跟自然對話的方式，是讓人為藝術與自然資源共存，讓歷史、地理、氣候、環境等條件成為藝術家與機構交手答辯的情境。整座島嶼只有百分之二十現有地用來做展覽且不額外構築展覽空間，有三分之一的作品是融入景觀的戶外裝置，作品大多以限地製作模式，邀請藝術家運用島上可見的材料進行創作，譬如擅長運用廢棄物創作的日本藝術家川俁正（Tadashi Kawamata）搭了《瓦利島燈屋》（Vallisaari Lighthouse）。他們甚至不在夜晚佈、撤展，以免用燈打擾當地社群的作息。整個展覽從籌備到執行，在美術館團隊中設置了「環境統籌」（enviromental coordinator）工作者，對工作人員進行教育訓練，評估製造過程的碳排放量及確保所有作品材料可回收再利用。赫爾辛基本身的環境發展策略是在2035年全面成為碳中和城市。作為城市轄下的公立美術館舉辦的雙年展，他們正演練著文化經濟結構及系統綠化的可能方案。
因著疫情，表演藝術機構也推出了眾多計畫變更及調整方案。尤其今年，若仔細查看歐洲許多公立劇院的官網，會發現它們大多放上了減碳或「綠轉向」（turn green）宣言。這是大量仰賴實體勞動、移動的表演藝術產業，在去年陸續遭受第一波疫情衝擊後所延續的反思。今年初，英國劇場導演安提．漢普頓（Ant Hampton）與瑞士琉森劇院（Théâtre Vidy-Lausanne）發起的「Showing without going」計畫向全球表演藝術家及從業者募集概念。在徵件結束後，他們同步發起了工作小組，八位成員包含印度沙盒聚合體（Sandbox Collective）總監Shiva Pathak、上海話劇藝術中心國際項目經理及國際劇場藝術節節目總監黄佳代及肯亞表演藝術家Ogutu Mũraya等，於近期發表了第一階段名為「輿圖」（Atlas）的研究資料庫網站。當中彙集了疫情前後的不旅行表演案例及尚未實現的新作提案：包括菲律賓編舞家伊薩．江森（Eisa Jocson）結合線上直播與在劇場中映像展演的《馬尼拉動物園》（Manila Zoo，已巡演台北、橫濱、法蘭克福、維也納、新加坡等），及一群義大利學生在封城期間發想的遠距參與式藝術《聽窗者》計畫（Window Listeners）串連鄰里社區打開窗戶交換秘密等。
他們更邀請藝術家透過討論與書寫進行知識生產，以不旅行為實踐，折射出對國境封閉、遠距交往及社會倡議、不被承認的護照、家暴、觀念化旅行方案、土地及社群關照、聚眾及合作的方法學、重探親密性、身體行動障礙、非典型公共空間、跨語言文化族群互動等空間的另類藝術與生態想像。這些反饋文字敘述在「輿圖」裡，以關鍵字／辭典式呈現，並相當程度留白，向閱聽人暗示了研究剛起步並持續發展中的意圖。在面對氣候危機的研究資料中，「Showing without going」更表示，據調查疫情前國際表演藝術產業在貨運與飛行的碳排放比例佔了全球百分之四，在2050年之前則將達到百分之四十，而人們正真實活在一個物種滅絕及地球壽命將盡的時刻。這也是為何這項行動對漢普頓及其工作小組來說，不只是一件藝術計畫，對從業人來說更是刻不容緩的生活及創作轉型實踐。
這項藝術家與機構聯手發動的表演藝術倡議，意圖動員之規模，令人聯想到倫敦蛇形美術館（Serpentine Galleries）2018年啟動，由生態學專業策展人露西婭．彼得羅尤斯蒂（Lucia Pietroiusti）主持的長期計劃「總體生態學」（General Ecology）。該計畫透過論壇、展覽、影片放映、Podcast、讀書會、研究小組與駐村等事件持續倡議氣候正義及環境失衡問題，把機構的知識與藝術生產放在社會的脈絡裡反覆辯證。這項計畫在2020年蛇形美術館於疫情下迎來50年館慶時，推出了另一跨年度的長期項目「重返地球」（Back to Earth），進一步地大量運用數位工具、圖像及網路介面，迄今呈現了超過百位來自視覺藝術、表演、建築、文學、電影、科學、時尚等領域的生態運動提案及藝術計畫。譬如由居住於澳洲北領地（Northen Territory）三十多位原住民藝術家與電影工作者組成的卡魯賓電影小組（Karrabing Film Collective）近期呈現的「家族」計畫（The Family），透過拍攝部落孩童生活的影片及在地木雕創作持續回應人與土地、祖靈之間密不可分的網絡與聚落關係、Belyuen社群在遭破壞的自然中掙扎，及審視殖民歷史的遺緒。此外，長期投入氣候變遷行動、用自己的產業實踐宣導環保的薇薇安．魏斯伍德（Vivienne Westwood）也參與在「重返地球」的提案行列裡。這些運動提案也擴大成出版物呈現。由美術館總監小漢斯（Hans Ulrich Obrist）主編，《140 Artists’ Ideas for Planet Earth》於今年六月上市，收錄了各類藝術及學科的提案人回應如何讓生態永續的草圖、繪畫、食譜、思想實驗及操作指南等，而每項提案都引導讀者「去做」，發出在生活中做出改變的行動。就一種意義上來說，「總體生態學」關心與實踐的「土地／人世」（Earth），或許不僅是海納百川政治正確的議題，而是操練一個藝術機構如何動員文化與社會資源，與生態裡可見與不可見的死亡及滅絕產生聯繫。
在墨爾本標榜當代表演及實驗藝術基地的藝術之家（Arts House Melbourne）亦是一突出的機構生態轉型案例。始於2016年的「庇護計畫」（Refuge），將回應各種自然與人為災難視作機構及藝術家的社會責任之一。藉此，面對已然普及（如洪水及旱災）及尚未到來的災難，藝術之家邀請藝術家透過現場表演、論壇、聚會、模擬情境等方式，與一群臨時集結的民眾一同演習未來。譬如首屆命題是水災：假若大水襲來，以連續24小時的情境將藝術之家整座空間轉化成避難中心；2017年是熱浪及暖化，演練連續五天氣溫超過攝氏40度的生活型態（事實上離現實不遠）；2018年是瘟疫，如果人們因著傳染性病毒再也不能肉身相遇與群聚，如何想像對應之策。是的，他們排練過「瘟疫」了！在疫情衝擊下，今年「庇護計畫」推出的命題則是：當這些災難同時發生該怎麼辦。事實上，這些問題與展演情境並非推論，而是機構的節目及策展小組透過研究調查有跡可循。對文化機構的一項挑戰是，如何讓藝術家與民眾願意假設並相信自己是生態危機下的「難民」（refugee）是困難的——試想，在台灣至今仍見的萬安演習，還有多少民眾嚴正以待。可「庇護計畫」其實更像是一種軍事演習，發出警示給通常安於旁觀的常民生活，如何為終有一天無法脫離災害帶來的各種肉體、精神與環境上的終結，去預備、整編社群。這項計畫構成更是機構與藝術家希望在共業裡建立的文化基礎設施。
投身環境危機倡議及創作，亦參與在《140 Artists’ Ideas for Planet Earth》及「庇護計畫」長期合作的東加原住民族澳籍藝術家拉泰．陶莫（Latai Taumoepeau）曾說，要人們理解氣候問題，不是給他們看地圖或數據，而是用「身體」。在陶莫的表演裡，她經常把瀕臨滅絕的身體經驗與意象作品化，譬如在水槽裡舞蹈直至被注入的水滅頂，或發動觀眾練習疾病與災難如何改變身體生活的方式，去召喚人們的身體記憶與環境意識。這裡的身體經驗，也包括當人們再過不久也許吃不到香蕉、無淨水可喝，或看到冰塊成為稀罕經驗時，身體會懂。當身體明白，語言及行為便得以重組。身體就像是一種網絡，各部位彼此牽連、結構與運動，氣候與環境亦然。
回到一開頭的問題：藝術可以做什麼？在這個網絡裡，可能不需要藝術，但藝術要能夠參與其中，文化機構與場館的身體及運動至關重要。如果最終它不僅是一場命題式的展覽或表演，那麼機構還可以怎麼做？
林人中( 5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