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年輕,這對我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因為它發生的時間剛好是每個年輕人成長的關鍵時期⋯⋯我認為,因為我缺少⋯⋯嗯,認識我的人(幾乎沒有人知道我的存在,也沒人見過我的作品),但所有人都想看看李歐到底要幹什麼(因為李歐是一位有名氣的收藏家,這在某種程度上是由於他與藝術家和詹尼斯都有來往。)所以才熱鬧了一陣。
賈斯培.瓊斯(Jasper Johns)
賈斯培.瓊斯二十七年前出生在南卡羅萊納州。這是他的首場個展。他的創作物件是簡單的視覺符號:標靶、從1到9的數字,或由A至Z的字母,以及美國國旗。他不斷重複這些主題,以大小不一的尺幅忠實地對它們進行著再現;他運用的材料多種多樣:熱蠟、色粉、拼貼⋯⋯正如最近的一份展評所言,「他優雅的匠人技藝賦予了這些繪畫一種額外的淒美之感,是那種無人問津、千篇一律的形象被轉化為討人喜愛的手工製品後顯露出的酸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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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里客觀公正地用一篇記敘性的新聞稿宣告了藝術新星賈斯培.瓊斯的登場。曾幾何時,抽象表現主義用肆意揮灑的顏料闖進了藝術的世界,並最終結束了歐洲長達數十年的統治地位。波洛克激進而具有啟示性地擺脫了架上繪畫的限制,紐曼從抽象中獲得了純粹、羅斯科發展了抽象表現主義,德.庫寧對形態進行了扭曲,而在這一切之後,瓊斯對具象的回歸又意味著什麼呢?這些需要高超的技藝才能完成的優雅精緻、晦澀難懂且具有諷刺意味的作品用意何在?這家在一年之內剛剛展出過波洛克晚期滴畫作品的畫廊如今掛著的卻全部都是美國國旗、標靶、數字和字母。在這些作品中,有一部分的頂部裝有奇怪的雕塑(例如被割下的面具或人體的局部),另一部分則是拼貼和熱蠟畫的混合體:那層性感而黏稠的半透明顏料似乎並沒有完全附著在畫布之上,它始終給人一種流動的感受,會讓觀者產生觸碰的衝動,而它包裹的則是藝術家對美國國旗上的四十八顆星星和十三根條紋一絲不苟的描摹。在波洛克之後,瓊斯的創作僅僅意味著一次回歸,還是同抽象表現主義的徹底決裂?
在與藝術家本人詳細討論過後,列奧.施坦伯格在一篇文章中寫道:「賈斯培作品中的元素像一塊塊挨在一起的燧石,只要相互摩擦就會燃起一團火焰,而這或許正是它們的意義所在。但瓊斯聲稱,他從沒聽說過擊石取火的故事。他只是找到了這些元素,並讓它們各歸其位罷了。」四年前,在他的首場個展上出現的這些美國國旗、標靶、數字和字母的變體如今已經名聲大噪⋯⋯他的作品能夠同時收穫喜愛和驚愕,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描繪的對象。它們的「平凡無奇」到達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似乎自古以來從未有人描繪過如此乏味的主題。他選擇了人們最不感興趣的物件,這麼做的用意何在?為了顯得與眾不同?⋯⋯他在1958 年展出的作品主題如此獨特,以至於引發了狂轟濫炸式的批評。即便接受形式主義的灌輸已經長達半個世紀之久,事實證明,人們仍然無法從形式主義的角度去看待它們。另一方面,要解釋這些作品的迷人之處,應當考慮一下它們是如何用一種令人放鬆的方式重新調整人們的審美習慣和實際反應的。羅伯特.羅森布拉姆(Robert Rosenblum)在《藝術》(Arts)中指出與所有真正的藝術創新一樣,瓊斯的作品用發現的喜悅刺激了人們的心靈和雙眼。費爾菲爾德.波特(Fairfield Porter)則在《藝術新聞》 中將這種效果描述為一種酷似自然力的巨大能量,他寫道:「一看到瓊斯的作品就無法移開雙眼:它們讓人們重新體驗到藝術本身,感受到它在還沒有被賦予任何意義或功能之前的魅力。」
新一代的藝術家造就了新一代的批評家。眾多像羅森布拉姆、施坦伯格和波特這樣的青年學者們聚集在了一起,他們從那個由美國戰後批評家和藝術家(格林伯格、勞森伯格等人)組成的群體中脫離了出來,支持著卡斯特里旗下的藝術家。可以想像,抽象表現主義者們會因此對他們產生多麼深的怨恨!艾斯特班.維森特曾在離開卡斯特里畫廊時怒氣衝衝地呼嚎道:「如果這也叫繪畫,那我也別畫下去了!」此後的幾年中,卡斯特里始終被指責成是抽象表現主義的掘墓者。無論如何,賈斯培.瓊斯的展覽一炮打響了卡斯特里的求新之路,完美地實踐了他要培養一流藝術新星的壯志豪言。讓我們聽聽藝術家本人是怎麼說的:「我想這為李歐指明了方向。我覺得展覽的成功把他推向了他從未想過的高度。如果回頭看看他過去展覽過的東西,就會發現他修正了⋯⋯不能說是修正,只是沒有按照原本的目標繼續行進。他得到了另外一種結果。某些偶然發生的事件將他引向了一片新的天地,而對我也產生了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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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的是,卡斯特里的意外成功得益於紐約藝術世界的兩位重量級人物。養兵千日,用兵一時。卡斯特里剛一出手,《藝術新聞》雜誌的編輯湯瑪斯.赫斯和MoMA館長阿爾弗雷德.巴爾就被瓊斯的作品深深吸引。湯瑪斯.赫斯甚至在布展還沒有完成之前,就在拜訪卡斯特里時迷上了地上擺著的幾幅瓊斯的作品。他向卡斯特里詢問是否可以借用《帶有四張面孔的標靶》(Target with Four Faces),並在幾天後將它刊登在了雜誌1月號的封面上,這是他從未對任何一位不知名的藝術家採取過的姿態。得分。開幕後的那個週六,阿爾弗雷德.巴爾離開了他位於九十六街和麥迪遜大道路口的公寓,像往常那樣準備沿第五大道步行穿過四十三個街區到博物館上班。半路上,他在位於七十七街的那棟聯排住宅前停下了腳步,走上樓梯,來到了位於四樓的卡斯特里畫廊。他觀看了展覽,時而走到作品跟前,時而又會離遠一些,然後再次靠近,接著他說想借用一下電話。他打給了助手桃樂絲.米勒,讓她馬上趕過來。而後,他當即決定為 MoMA 買下四件作品(為了購買其中一件有可能會惹毛幾位理事會成員的作品,他還爭取到了菲利普.詹森(Philip Johnson)的支持),這又是一次史無前例的突破。再得一分。餘下的就是一則道聽塗說的軼聞了,但畫廊主在其中扮演了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幾天之後,赫斯、巴爾、詹森、羅森布拉姆、施坦伯格和米勒紛紛以文化和商業代理人的身分前來參拜賈斯培的神跡,而卡斯特里也在一夜之間贏得了潮流締造者的美名。如果說是卡斯特里一手栽培了瓊斯,反之也同樣成立!
在藝術史中,能與卡斯特里邂逅瓊斯的作品相提並論的意外發現少之又少。到底是什麼讓卡斯特里從玩票的花花公子和經濟不能獨立的富家女婿飛速蛻變成了一位畫廊教父?也許有人會不由自主地將他的成功歸結為機遇、敏銳的眼光和欲望偶然結合的產物,但這種說法忽視了另外一些因素,一些早在瓊斯的第一場展覽之前就已經存在,並在展覽之後持續發揮著作用的因素。十六年來,卡斯特里始終在紐約的周邊跑道上滑行,用心地關注著潮流,並陸陸續續地貢獻出了自己的力量,他守望著、等待著,這段經歷讓他積攢下了貫穿於整個藝術世界的人脈,而這是匆忙加入這個圈子的人絕不可能具備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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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作家,始終堅持以知識分子的獨特嗅覺探尋藝術、文學和社會之間的互動。她以教授身分在紐約大學(NYU)帝勢藝術學院(Tisch School of the Arts)、社會科學高等研究學院(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卡昂大學(University of Caen)、巴黎高等師範學院(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柏林自由大學(Freie University Berlin)及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任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