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歐和他的圈子》後記：美國畫廊教父「卡斯特里魔力」—他從根本上改變了收藏家與藝術家的關係

人們對卡斯特里的狂熱崇拜不斷地突破著我的想像力。它存在於社會的各個階層。每次有藝術圈的人問起我的工作，只要我一說出李歐的名字，對方都會立刻真情流露。人們對他的那種懷戀、那種熱忱、那種「讓人欲罷不能的思念」（鮑伯·蒙克）似乎始終充沛飽滿。確實，自從我展開了對卡斯特里一生的調查，他對美國文化的影響就遠遠超越了我的預期，這種感受甚至在此書完成之後還在繼續。為什麼會有這些噴湧而出的情感呢？為什麼會有這樣狂熱的崇拜呢？究竟是什麼給人們留下了如此難以磨滅的印象？溫情的回憶會逐漸降溫，但無數個渴望共鳴的靈魂傾注於同一個對象的虔誠之心則會永存。這個國家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歐巴馬的當選只是浮在水面上的冰山一角，在這裡，卡斯特里的形象順應了一部分人的心聲，正在成為一個公認的符號，它代表的是一個理想、一件永遠都在創作中的作品、一片由許多雙手共同創造出的錦繡河山。這片風景最重要的締造者無疑是他的藝術家們，而他們當然明白共存共榮的道理。基斯·索尼爾堅稱：「如果說我在美國具有一定地位的話，那是因為李歐帶我一起做過展覽，所以公眾才只好嚴肅地看待我的藝術。」吉姆·羅森奎斯特也對此確信無疑：「李歐的使命是去接納不為人知的青年藝術家，將他們放進優秀的收藏，從而將他們送上職業藝術之路。在這個年輕的國家，藝術一度無人問津，但他卻從根本上改變了收藏家與藝術家的關係：通過提高藝術家的聲望，他成功地讓收藏家們意識到我們並不是一群乞丐。」

在這個崇拜卡斯特里的「宗教團體」中，有一部分「神職人員」是卡斯特里畫廊過去的員工。離開畫廊後，他們廣泛地參與了博物館、基金會或其他畫廊的工作，即便在卡斯特里去世後也始終保持著聯繫。他們相互支持、一同緬懷過去，除此之外還有一項重要的工作……那就是為我出謀劃策！就這樣，卡斯特里的關係網在時間的不可抗力和時代的變遷中得以延續。這個網路中的每一位成員都清楚他們分享著一份珍貴的寶藏，他們盡力保護著這份共同的遺產，並試圖將其發揚光大。他們一層一層地豐富著關於卡斯特里的資訊，而我的工作就是去聆聽這首永遠都不會唱完的讚美詩。曾在卡斯特里畫廊工作過5年的黛比·泰勒解釋道，「能為這個男人工作是我們的驕傲。我們都愛他！」關於卡斯特里與他的藝術家的關係，或許要數收藏家比爾·埃利希的描述最為精準：「他支持著他們，不僅是他們的經濟後盾，也是精神和情感上的支柱。他就是那塊托起了明日之星的基石，是他塑造了今天的英雄。不僅如此，他還讓美國藝術家成為了每一個想要理解藝術史的人無法繞過的重要課題。」收藏家理查和芭芭拉·萊恩向我展示了一篇大愛無言的墓誌銘——他們的《李歐馬克杯》（Leo Mug）。這是邁耶·魏斯曼（Meyer Vaisman）創作於1993年的一隻陶瓷杯，後來萊恩夫婦對它進行過一些調整。它以卡斯特里的形象作為主體，周圍環繞著代表了這位畫廊主的作品。這件極其珍貴的豔俗藝術在客廳中占據了一個十分顯耀的位置。

他品格高貴、他彬彬有禮、他慷慨無私、他熱情如火、他不偏不倚、他追求卓越——讚揚過他的人格之後，人們都會對他獨一無二的地位給予認可，只是表述各有不同，有人稱他為「教皇」（葛籣·奧布萊恩）的，有人把他看作是「指南針」（派特·卡波拉索），不一而足，而他的跟隨者們則被稱為他的「門徒」（鮑伯·蒙克）。一些批評家也參與到了對卡斯特里的神化當中，例如試圖總結「卡斯特里魔力」的貝特西·貝克就深信，「他的工作不只以贏利為目的，更多的是出於情分。」葛籣·奧布萊恩則從畫廊主卡斯特里對藝術家的佈局中看到了他的高明：「李歐不像他那些一門心思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同行，他的眼光更加長遠，具有一種戰略性的歷史觀。」卡斯特里的工作方式讓他的藝術家們受益良多，但奇怪的是，連他的客戶們——那些本身已經功成名就的大收藏家們——對他的熱情也絲毫不減。比爾·埃利希宣稱：「跟他在一起的時候，我總是覺得自己是在陪伴一位國王。」溫·克拉馬斯基解釋道，「加入李歐的圈子非常能夠啟迪心智。當你走進東七十七街4號，就像是被主人迎進了家門。李歐欣賞那些嚴肅的收藏家，他能夠憑直覺認出這些人，也會優待他們。」埃利·布羅德回憶道，「你必須得向李歐證明自己，他不會把作品賣給只是有錢卻根本不欣賞藝術的人。他要把作品留給真正熱愛藝術的人、願意去學習的人。」就算是那些後來被李歐認可為一流收藏家的客戶，也必須先在沙漠中歷經四十個日夜的考驗。

如果卡斯特里和收藏家們培養起的深厚情誼至今還在發揮作用，或許是因為這些由他帶入藝術世界的門外漢們如今已是美國文化的領軍人物了。彼得．布蘭特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十九歲時結識了卡斯特里，從此便將這位畫廊主當成了自己的人生導師。後來他成了一位S．I．紐豪斯式的人物，管理著一批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美國審美趣味的刊物。他和紐豪斯都跟卡斯特里一樣，為自己光明磊落的做事方式而自豪。布蘭特回憶說，「我向李歐請教拍賣價格的時候，他從來都不會從對他有利的角度對我進行指導。我們的對話與權力無關，完全是出於信任。在李歐看來，他與藝術家的關係、他們在思想上的交流、作品的品質才是最值得考慮的因素。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問心無愧。」而另外一些收藏家，雖然從事的不是文化行業，卻也對卡斯特里佩服得五體投地。艾麗．布羅德就是其中之一：「與李歐待在一起，就像是在見證歷史。李歐是畫商界不可多得的寶貴人才，是傑出的藝術家代理人。我真的覺得，就算不聊生意，我們也能促膝長談。每個月，我們都會找一個週六一起吃頓午飯。我把他當朋友。世界上再也不會有第二個卡斯特里了。」

如果說世界上再也不會有第二個卡斯特里了，或許是因為這個世界已經失去了製造卡斯特里的能力。有些文化名人之所以無法逾越，比如好萊塢黃金時代的電影明星，就是因為這種地位本身已經不復存在了，不論一個人的意願多強，天賦多高，也都無法再現那種輝煌。卡斯特里心知肚明，在他事業的最後階段，連他自己都不再是那個「李歐．卡斯特里」了，至少已經不再位於曾經屬於他的舞臺正中。摩根．斯潘格爾1988年開始在蘇活的卡斯特里畫廊擔任經理，在那裡一直工作到了1994年，據他回憶：「卡斯特里天才地利用了藝術事件在二十世紀50年代末獨一無二的一次集中爆發。新的時代讓人們可以搭乘飛機在短時間內跨國旅行，還獲得了向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匯款的能力。麥迪遜大道上的廣告行業方興未艾，遍地都是雜誌、藝術媒體和曝光的管道。當天時地利人和樣樣具備，一支無與倫比的藝術大軍便在李歐的培養下應運而生了。早五年，這還不可能發生；晚五年，一切又都太遲了。但他就是具備這樣的觸角，所以才能衝上時代的浪尖。」唐納德．馬龍也描述過卡斯特里抓住歷史機遇的天賦：「李歐發現了那個即將來臨的時代，辨認出了一大批極為重要的參與者，繼而創造了一個適於他們茁壯成長的環境，一個屬於發現和成功的環境。他將美國藝術推向了世界。搬到蘇活之後，他的畫廊成為了人們願意專程前往的目的地，因為李歐正在那裡指引著前路。」如今，比爾．柯林頓總統曾經盛讚的雕塑花園早已是白宮不可分割的一個部分，或許這座花園也會像二十世紀末的卡斯特里畫廊那樣，在二十一世紀初嶄新的美國文化生態中成為一個地標。

鮑伯．蒙克認為，卡斯特里引發了一場針對社會問題的深刻變革，這絕不是普通畫商能夠做出的貢獻。為此他給出了一個例子：「某種程度上，直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國還是一個庸俗的社會。一個男人如果能夠引用詩句或者欣賞畫作，就會被說成是女孩子氣的娘娘腔。而李歐卻向一大批生意人（其中包括約翰．鮑爾斯（John Powers））證明，一個人在散發陽剛之氣的同時也可以熱愛藝術和文化。後來，約翰·鮑爾斯憑藉他從李歐那裡學到的東西，影響了一個名為『青年總裁』（Young President）的團體。這是一個匯聚了眾多年輕首席執行官的組織。鮑爾斯言傳身教地告訴他們，看棒球比賽和欣賞賈斯培·瓊斯並不矛盾。這些人後來都對我說：『我敢去愛藝術了，正在和太太一起做收藏，李歐·卡斯特里改變了我的生活！』」一些類似於父親的長輩會教男孩子們投擲棒球，卡斯特里則讓他們獲得了去愛藝術的能力。

卡斯特里跨越了許多邊界——社會的、文化的、代際的——他從一開始就展現出令人放鬆的能力，但窮盡一生仍舊沒能欣然地接納自我。自始至終，他想要扮演的都是一個自己創造出來的角色。米米．湯普森嫁給吉姆．羅森奎斯特之前，曾在西百老匯大道420號管理過檔案，據她回憶，卡斯特里具有「極其高超的社交能力……在同行中脫穎而出。」直到最後一刻，他都是一個複雜的角色——迷人、神祕、看似自相矛盾，卻能自圓其說：一個活到了50歲的年紀都還「一無是處」的業餘愛好者，後來竟成功地將自己送上了一條非凡的事業之路；一個家庭觀念變幻莫測的男人、一個不忠的丈夫、一個疏遠的父親和一個在瑪格麗特．森德爾（Margaret Sundell）眼中絕大多數時候都很「抽象」的外祖父，卻在畫廊中全心全意地統領著另一個「家族」，一視同仁地照顧著他的員工、藝術家和收藏家們；他一定知道自己的「天才」來自於他雖絕口不提卻從未忘記的家族傳承，即便如此，他與個人身世的和解方式卻是不假思索地與自己的猶太血統一刀兩斷；他是一個完美彰顯了歐洲氣質的角色，卻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戰後美國人的一個典範。

從義大利文藝復興到美國普普藝術，卡斯特里的一生將天差地別的元素匯聚在了一起。要找到那顆通向他內心深處的玫瑰花蕾，我們或許需要再次向讓–克里斯多夫．卡斯特里尋求幫助。「讀你書稿的時候，」讓–克里斯多夫突然告訴我，「我才發現其實父親創造了一個極為精密的經濟體系，而且他是一個真正的商人，只是看上去不像罷了。奇怪吧，因為我小時候雖然常去畫廊，但從來都不覺得那是他的工作。他總是在打電話，從容不迫的，客人來時就會送去一個微笑，他總會消失很長時間，不慌不忙地享用午餐，永遠都彬彬有禮、平易近人。他從來都沒有著急煩躁的時候，也不會瘋狂地追看道瓊指數。而在一天結束時，他總會在臨睡前讀一讀普魯斯特。」

去掉瘋狂的崇拜者，去掉炫目的閃光燈，去掉在談判和成交時噴湧而出的腎上腺素，卡斯特里的事業還是如此值得讚歎，那是因為他始終都在費爾南德．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提出的「長時段歷史」中看待這份事業，正因如此，最終能夠與他的榜樣相提並論的甚至不是像杜文恩這樣最負盛名的現代藝術畫商，而是同梅迪奇家族的科西莫三世聯繫緊密的法蘭西斯科．費羅尼（Francesco Feroni）。他們都預見自己將會投身於一項偉大的人類事業。這個事業在他們降生之前就已經開始，在他們死後還會長久地繼續下去。

卡斯特里的傳奇之所以能夠存在，當然不只歸功於他為恪守理想做出的奉獻，還有他對自己推崇的藝術盡心盡力的服務。現在，我們還是要將他與杜文恩進行一番比較。杜文恩在戰前為了提升古典藝術家的價值做出的努力不僅不亞於卡斯特里在戰後對美國當代藝術的貢獻，甚至可能更勝一籌。然而，雖然杜文恩在卡斯特里之前就建立起一個巨大的掮客、星探和批評家的關係網，他對藝術商業的創新卻常常因為他的重利輕義和庸俗市儈為人所不齒──為了將歐洲藝術珍品在美國賣出更高的價格，他剝除了畫作原始的表層，重新上光，還迫使伯納德．貝倫森昧心地為其背書。「當你為了獲得一件無價之寶一擲千金，其實你是撿到便宜了。」從杜文恩大言不慚、唯利是圖的論調中就能看出，他們的道德觀念與卡斯特里著實相差甚遠。

的確，卡斯特里作為一名商人的經驗對他的成功而言至關重要，對藝術的生命力同樣不可或缺，恐怕也是他本人最看重的。2006年，荷蘭歷史學家瑪麗卡．克布盧謝克（Marika Keblusek）為一份題為〈歐洲現代社會初期的代理人〉（Agents in Early Modern Europe）的學術會議報告撰寫了序言，她在文中的論述似乎與讓–克里斯多夫．卡斯特里的觀點不謀而合。她寫道，「要想書寫一部關於現代社會早期政治和文化轉變的歷史，必須首先承認商人在代理制度中發揮的關鍵作用……他們既是參與者也是促成者，從事著斡旋、代理的工作，建立並維護了國際金融系統、郵政網路和分銷管道。我們應當將現代社會早期的『代理人』一詞理解為一種功能，而非一項職業。」讀到這裡，我不禁想到，李歐．卡斯特里曾在1991年建議我前往蒙特聖薩維諾探尋他在托斯卡納的根，這或許是他的潛意識和預感對我的一個暗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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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歐和他的圈子—美國畫廊教父卡斯特里的一生》

李歐‧卡斯特里（1907-1999），義大利裔猶太人，他是二十世紀最受人敬重的畫廊主，是美國最傑出的藝術商人，更是戰後美國藝術的奠基者之一。本書娓娓道出李歐‧卡斯特里精彩跌宕、波瀾壯闊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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