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2020年該計畫始邁向建構計畫第二階段，C-LAB於今年5月起完成了仁愛路圍牆拆除工程，正式將園區開放為「無牆的文化美學公園」。（空總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提供）
近日，位處前空軍總部舊址的空總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C-LAB），因八月中在文化部李部長與彭政次在例行性的公開茶敘聚會後，央廣新聞一句「空總台灣當代文化實驗場定位，文化部將重新檢視」標題，讓藝文界彌漫著宛若失敗撤退的氛圍。
之所以會有這則新聞，不過是茶敘時，我向李永得部長提問關於空總規劃是否照舊，代理回覆的彭俊亨次長表示「文化實驗場這政策並不是不能討論，也不是不能改變，當然若政策改變，就會影響生美基金會未來走向，至於說空總整塊基地未來要做什麼用，我想未來都可以繼續討論」，大抵上反應了近幾年政府很習慣掛在嘴邊的「滾動式修正」，只是這個案例到了一個被各方皆有居心的北市黃金地段的「國有素地」（指區段完整可以完整計畫發展的大都會土地），一切，都像是海盜船的奪寶故事一般，各方輿論和傳言接連上路。
尤其明年度政院預算書，關於C-LAB經費被痛砍之後，各種傳言甚囂塵上。平日不大關心文化政策的周刊甚至在九月中以大篇幅的專題報導，讓空總素地淪為一場獵地大戰的想像又多了一層。
而C-LAB真的像是四面楚歌的都心燙金肥羊，等著任人宰割嗎？
首先，仔細回顧文化部彭俊亨次長、C-LAB賴香伶執行長、執政黨立院文化召委吳思瑤的說法，其實看不出這個「準機構」未來是立即打住的。也如同近期的報導內所示，空總所在地—北市大安區立委選區林奕華皆已表態認同前部長鄭麗君的理想在此地續行C-LAB的政策，再以執政黨不分區立委范雲過去民意耕耘在大安區、同屬教育文化委員會裡。因此基本上，除非立法院教育文化組委員有巨大的權力意向驟變，不然C-LAB作為藝文主體的場域推進規劃，仍是最主要的代議民意權力基調。
文化部去年1月和經濟部、科技部，共同向行政院提出空總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第二期（2020到2027年）的整體發展計畫，將其拼入「首都文化雙軸線」。（文化部提供）
其次，據周刊所報導「燙手山芋再丟回國發會，而舊空總土地公告現值和硬體建設所需開發成本高達550億元，文化部200多億的年度預算根本無力支應」這樣的說法是否為實，據前部長鄭麗君幕僚人員表示，放出這個風聲是假議題，因為就在鄭麗君擔任立委時期，即針對台北機廠土地活化為博物館議題，抨擊時任行政院長毛治國要求文化部花401億『買回去』這樣的說法（註1），十分離譜。事實上，在該案的半年前，時任文化部長洪孟啟就有表示台北機廠活化案，要避免「政府打政府」（註2），不同政府部會怎能用商業開發利益來交易預算呢？
「鄭前部長不希望因為對外公開表示當前文化政策的看法而對現任部長有所干涉之感，但這不表示外界對空總的討論可以倒退回顛倒事實的『文化預算買不起地，所以註定變局』這樣的說法，而試圖要偷渡商業開發案、甚至『覬覦市中心素地』的說法。」一位親鄭幕僚私下憤憤不平表示。
其三，則是顯現在C-LAB年度常態預算遭砍，無非是反映了這個妾身未明的「文化中介組織」在正式機構化以前，長期以來自主規劃的蜜月期暫告一段落。據了解，雖然文化部是以生活美學基金會的名義作為中介的對象，但組織設計上尊重C-LAB絕對的策劃和營運決策的權限，因此基金會當中三個部會合作（文化部、經濟部、科技部，三部會政次作為部會法人代表，再由文化部政次兼任董事長）雖然類似文策院的三部合作和董事席次的組成原理，但基本上兼任C-LAB公設營運法人董事長的文化部政次，向來不對C-LAB作任何指點的。
至於C-LAB明年短缺的預算，據文化部相關司處單位表示，將會透過C-LAB個別計畫的預算申請，加以補足之。然而這隱然浮現的問題便是，在機構化以前的C-LAB，要怎麼面對它所應該處理的「課責性」（accountability）呢？以案申請而非年度預算的整批通過，象徵著國會民意機關對現存可能監督不了的「專業自治」，於是以案請案的模式，成為空總在升級為真正的「一機構三平台」的正式機構前，有著可供課責的核實關係。
綜合以上三個方向，也代表著，無論是彭次長八月中引發的一席「重新檢視說」，或是空總預算遭刪，而文化部回應得如此小心，這不外乎反應了「我就怕被罵」和「藝文界不要隨便得罪」種種既要討好、又怕失誤，於是裡外不是人，進退維谷的政務官處境。
誠然如此，對於文化政治敏感的人，一定會覺察這是政府單位另一種對專業自治不滿、但又無能為力的「去賦權化」（或俗稱的閹割化），但由於在過去三年間C-LAB繳出的表現、及文化界的回應對於策劃內容過度「內部化」，以及部分組織內部由於文化人的政治角力，也履履傳出因為猜忌甚至訴諸於藝術界行政人員常用的黑函文化，讓原本絕對低度管理態度的文化部，在絕對保護C-LAB執行團隊的鄭部長卸任後，就順手開啟了「重新檢視」的民意聲浪。
因而，與其說「重新檢視」這樣的生變風浪來自於外部地產開發勢力，不如說是C-LAB過度菁英化的自我倚重所造成的公開性不足的質疑，雖然和國際機構合作選送交流的藝術家令部分新生代藝術家更有國際能見度，是不爭的事實。然而C-LAB卻選擇了傳統的展演模式規劃，策展內部化，以及組織人員編制的增加沒有反應在內容的多元性，部分對外徵選案還出現皆由C-LAB營運團隊主管初審決定的事件，這些案例和反彈，皆往往有大量訊息流竄在藝文基層工作者和公部門文化部之間。
某些藝文工作者或許會控訴所謂的「專業自治、文化治理」是走向另一種的資本分化形式，但不要忘了，和90年代閒置空間再利用、另類文化掘起、社造運動的風起雲湧，如今這個年代早就不是「那個」從冒進、逾越、基進運作的文化實踐，這裡的文化實驗場第一作者已經縉紳為四年前的文化總治理者，過去某種烏托邦期待，以一種珍視自我微型民主的社群，很有可能早就只是課責失序，那些「不愛被管」的藝文界慣習。 藝文界看著空總外圍的虎視眈眈，某種程度或許更看著資源下放灑幣而進場的七寶奇謀，七寶和海盜，對稱著昔日與今天的自己。
註1 〈政院促文化部編401億買台北機廠 鄭麗君開轟〉，楊明怡，自由時報，2015年11月2日 。
註2 〈台北機廠保留台鐵有意見 文化部盼避 「政府打政府」〉，自由時報，2015年3月16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