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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芾樂兄帖.題跋〉的出現談〈樂兄帖〉在日本流傳經過

〈米芾樂兄帖.題跋〉的出現談〈樂兄帖〉在日本流傳經過

〈米芾樂兄帖.題跋〉,2016年北京保利春拍編號5068。 今年6月,北京保利拍賣公司在春拍推出一件題跋「米芾…
〈米芾樂兄帖.題跋〉,2016年北京保利春拍編號5068。
今年6月,北京保利拍賣公司在春拍推出一件題跋「米芾〈樂兄帖〉」的手卷,前有羅振玉篆書引首與隸書題跋,其後並有內藤湖南、長尾甲的多次跋語以及吳昌碩的長跋,題跋年代均在1914~1918年之間。根據內容,可斷言乃針對目前台北私人藏的米芾〈樂兄帖〉所題。北京保利拍賣公司名之為〈題米芾樂兄帖〉,亦屬可靠的判斷。(以下則統一稱呼為〈米芾樂兄帖.題跋〉)其實〈樂兄帖〉本卷之後尚有近2公尺的餘紙,此次拍場面世、流日期間的題跋並未直接題寫在米芾原件之後,原因頗值得玩味。〈米芾樂兄帖.題跋〉的重新出現,也進一步提供〈樂兄帖〉在日本流傳期間的許多訊息,此即是筆者草成此文的初衷。在此從考證此件題跋手卷出發,兼談〈樂兄帖〉在日本流傳的諸事。
〈樂兄帖〉東渡日本的賣家與中介:趙爾萃與原田氏「博文堂」
過去對於米芾〈樂兄帖〉如何流散到日本?以及在日本期間的傳遞過程?並沒有太多佐證的資料。只知道大正年間(民國初年)該帖為東京企業鉅子山本悌二郎所珍藏,屢經《書道全集》收錄出版,成為日本高知名度的米芾書作之一。然而〈樂兄帖〉並未進入日本博物館收藏,反而一直在私人藏家之間流轉,故而增添許多神祕色彩。近年馬成名、黃天才、楊思勝三位先後發表文章,追憶〈樂兄帖〉如何流出日本、又輾轉從歐洲回到台灣的過程後,〈樂兄帖〉在20世紀下半葉的流傳經過已漸趨清晰。如今〈米芾樂兄帖.題跋〉出現,則進一步補足〈樂兄帖〉於20世紀上半葉在日本的遞藏過程。乃知道〈樂兄帖〉曾先後轉手過三位日本藏家:原田氏的博文堂、山本悌二郎、守屋孝藏。以下分別介紹之。
◎博文堂與「博文堂主人」是誰?
在近代日本收藏中國書畫的時代潮流,原田氏的「博文堂」乃焦點中的焦點。博文堂在1911年滿清滅亡、大量書畫東售日本的階段,由當時漢學名家、也是日本最重要的中國書畫鑑賞專家內藤湖南的引領,進入中國書畫市場。當時日人對於中國書畫的鑑賞能力有限,知識亦貧乏,皆依賴內藤湖南、長尾甲、犬養毅,以及東渡日本避難的羅振玉教導介紹,才使日本企業收藏家開始投入中國書畫的收藏之列,博文堂在當中就扮演關鍵性的仲介角色。
〈米芾樂兄帖.題跋〉的出現,證實〈樂兄帖〉東流至日本,亦是由博文堂大舉出力。內藤湖南在〈米芾樂兄帖.題跋〉第三次跋文中提到這段過程:「米海岳〈樂兄帖〉,博文堂主人以電報由津沽致之」,乃「博文堂主人」以電報從天津購得〈樂兄帖〉。目前學界對於博文堂的研究,多半集中在第三代主人原田悟朗(1893~1980)。不過,考量原田悟朗的年紀,及與當時日本學者與博文堂的互動,購得〈樂兄帖〉的「博文堂主人」應屬原田悟朗的父親「原田莊左衛門」,而非原田悟朗。原因如下:
據鶴田武良所發表〈原田悟朗先生訪談──大正昭和初期中國畫藏品的建立〉一文,博文堂原本在東京以出版為業,大約1904~1905年日俄戰爭時期,由原田莊左衛門遷到大阪,專營書畫碑帖等珂羅版出版品。從中學中輟的原田悟朗也已開始為博文堂的業務奔走,不過等他正式接手大阪博文堂的業務,大約已到大正十四年(1925)之後。〈樂兄帖〉大約在辛亥革命(1911)之後流入日本,當時原田悟朗也僅是20歲左右的青年。因此,可合理推測〈米芾樂兄帖.題跋〉中所言「博文堂主人」,應為原田悟朗的父親。另有二條佐證資料:一、《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一書中曾收錄一封羅振玉在大正六年(1917)1月1日的信件,言及在日本兜售藏品漸漸不易:「蓋博文主人年已六十餘(此人雖老健,然健而老矣),已後更無如彼有力之介紹人矣」,顯然「博文主人」即指原田悟朗的父親!二、內藤湖南的書信集中,屢見與「博文堂主人」的書信往還,皆註明為「原田莊左衛門」。由此二條皆可證明〈米芾樂兄帖.題跋〉眾人所言的「博文堂主人」,當屬原田悟朗之父親。
內藤湖南於1918年為山本悌二郎題跋時,提到當年日人購買〈樂兄帖〉時,乃「博文堂主人以電報由津沽致之」,是東渡日本的關鍵證詞。
◎〈樂兄帖〉流日的關鍵性中國藏家──天津趙爾萃
再者,內藤湖南所言「米海岳〈樂兄帖〉,博文堂主人以電報由津沽致之」,亦衍生另一個問題:博文堂從哪一位天津藏家手中購得〈樂兄帖〉?
〈樂兄帖〉原件上,無論是題跋、或是歷代藏印,皆從明代開始綿延至晚清。明代有永樂朝國子祭酒胡儼(1361~1443),以及晚明董其昌、程正揆的題跋。入清之後,從鑑藏印記可知先後為姜紹書、笪重光、梁清標、張純修和納蘭性德所遞藏。清代中期之後,又輾轉流傳於安岐、畢瀧、載銓、周壽昌、趙爾萃等藏家篋中,前後脈絡連貫,為〈樂兄帖〉在清代的流傳過程勾勒出清晰的面貌。然而何以東流日本?又為何人售出?題跋於宣統二年(1910)的趙爾萃,無論在時間或地緣方面,都提供關鍵的線索。
據趙爾萃的跋文所云,米芾〈樂兄帖〉乃是1910年購於北京,隨即攜回天津寓所:「此帖『經訓堂』已勒石,今觀墨跡,筆勢飛舞,變動不居,無一筆不出人意外……世間至寶能復有幾得之,不禁狂喜。宣統二年三月獲於都門,四月五日識於津沽旅寓,傲徠山民趙爾萃。」
趙爾萃生平不詳,據其學生葉景葵(1874~1949)所著《葉景葵雜著.卷盦書跋》中之「傲徠山房所藏五朝墨蹟」一條所載,乃知趙爾萃出身鐵嶺漢人正藍旗,趙氏一門兄弟皆官場顯赫。大兄趙爾震官至工部郎中;二兄趙爾巽即為權勢烜赫的「東三省總督」盛京將軍;三兄趙爾豐曾任四川總督、駐藏大臣等。唯獨四弟趙爾萃無心宦途,醉心書畫收藏。並於宣統二年編定《傲徠山房所藏五朝墨蹟》,即為其收藏圖錄,米芾〈樂兄帖〉即收錄在此書的第七冊。然而據葉景葵所言:「(趙爾萃)好鑑別書畫,官橐不給,借債以求之。輾轉息耗,終為債家所乾沒」,亦即趙爾萃常因官俸不足,反以借貸來收藏書畫,終究無力支付借貸,精心收藏的書畫亦為債主乾沒,流散四方。葉景葵此言,正可用來證明何以趙爾萃在入手〈樂兄帖〉後不過短短數年就迅速售出,至少在1914年就已為日本博文堂所購去。趙爾萃晚年寓居天津,在地緣上也符合內藤湖南跋文「博文堂主人以電報由津沽致之」之語。因此,致使〈樂兄帖〉東渡日本的關鍵人物,應該就是趙爾萃。
◎博文堂的珂羅版複製品與日人題跋的現象
〈樂兄帖〉從趙爾萃家中流散之後,在日本的博文堂迅速掌握到此一消息,並以電報方式迅速羅致。原田悟朗的父親購得米芾〈樂兄帖〉,不僅請當時避居京都、與博文堂要好的羅振玉為之篆書引首並隸書題跋,也邀請向來關心博文堂的內藤湖南,以及剛從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返回京都的長尾甲為之題跋加譽。此外,博文堂尚以當時最為精湛的珂羅版技術,製作了影印本。在長尾甲兩次題跋中,皆言即此事:「是書畢秋帆刻入《經訓堂帖》,刻拓俱精,然竟不及此景印,與真跡不爽累黍耳。」「米書〈樂兄帖〉,曾藏於博文堂,時予借觀數次,並跋其景印。」
〈米芾樂兄帖.題跋〉的出現談〈樂兄帖〉在日本流傳經過
〈米芾樂兄帖.題跋〉的出現談〈樂兄帖〉在日本流傳經過
日本珂羅版技術與博文堂的關係頗深。原田悟朗的二叔,即是引進珂羅版技術進入日本的關鍵人物小川一真(1860~1929)。小川一真曾赴波士頓,從美國習得珂羅版技術後,返回日本成為皇室的御用攝影師,活躍於攝影舞台。原田悟朗的三叔小林忠治郎(1869~?)追隨其二哥小川一真的步伐,亦赴波士頓學習照相與珂羅版技術。返回日本之後,在京都成立「小林照相制版所」。博文堂以珂羅版精製書畫字帖,即是與小林忠治郎合作的成果。在1910年代的初期,博文堂即已大量投入珂羅版複製書畫字帖的出版事業,出版品蔚為可觀,當然也複製新入手的〈樂兄帖〉,因此才留下長尾甲的這二段跋語。長尾甲「與真跡不爽」的驚嘆,正顯示博文堂爐火純青的技術。
博文堂這些珂羅版的複製品中,大部分皆以書籍形式來出版字帖。可以想見乃是為了便於翻閱與書法臨習,也便於商品銷售。目前,尚可見1913年小林忠治郎為了「大正癸丑蘭亭會」所複製王羲之〈游目帖〉與〈頻有哀禍、孔侍中帖〉,皆是以仿真的手卷形式發行,代表1910年代初期博文堂就已經有製作仿真複製手卷的能力。以米芾〈樂兄帖〉的重要性而言,字帖除了書籍形式,亦有另外製作仿真手卷的可能。長尾甲在〈米芾樂兄帖.題跋〉提到「時予借觀數次,並跋其景印」,能在影印本後題跋,也應該是仿真手卷了。
另外,博文堂在出版珂羅版書畫字帖時,時常委託羅振玉、內藤湖南、長尾甲為出版而題跋或題籤。此特殊的現象,在米芾另一卷流入日本的〈行書三帖〉,就可以看到例證。〈行書三帖〉現藏東京國立博物館,原帖後有犬養毅、內藤湖南題跋。不過,在1929年博文堂珂羅版發行的字帖中,除了內藤湖南的題跋相同,卻多了羅振玉的引首、長尾甲和犬養毅的第二段題跋。此現象並非孤例,在《內藤湖南全集》中可找到更多的例證。此意味著博文堂為了出版的銷售,會另外委請他們的中國書畫「顧問團」特別為珂羅版題跋。此一現象也令人聯想到,是否〈米芾樂兄帖.題跋〉此一另外題跋的手卷,也是博文堂為了珂羅版出版而委請諸人題跋?亦有此可能存在。
〈米芾樂兄帖.題跋〉的出現談〈樂兄帖〉在日本流傳經過
1913年博文堂〈王羲之游目帖〉複製手卷,小林寫真製版所。
◎博文堂的中國書畫「顧問團」:羅振玉、內藤湖南、長尾甲
揆諸民國初年中國書畫東流日本的潮流中,〈樂兄帖〉乃是日本所收藏的第一件米芾名跡。1918年東京法書會的《書苑》雜誌刊登〈樂兄帖〉時,不僅以珂羅版刊出全圖,作品解說更直言「日本無米蹟,乃從本期所刊載的〈樂兄帖〉開始」,可以想見當時博文堂購得米芾〈樂兄帖〉,對於日本收藏界的震撼。
博文堂購得〈樂兄帖〉後,便請他們的書畫「顧問」遍題其後。此時正是博文堂剛踏入中國書畫買賣的階段,倍加依賴清朝覆滅(1911)之後流亡日本的羅振玉,以及內藤湖南、長尾甲等學者的意見。因此,連羅振玉在引首、題跋時,都需要強調〈樂兄帖〉乃為米芾「真跡」或「甲品」,來強化收藏者的信心。如羅振玉跋云:「昔賢評米海嶽書,比之李泰和,蓋謂其剛勁超拔,才力橫恣,不為準繩所羈。其說果當然。如此卷之和粹溫潤,如良金美玉,確守晉人之法,何有蔑矩之譏耶?是在米書中亦為甲品。宣統甲寅(1914)四月,上虞羅振玉觀並題記。」
內藤湖南第一次的跋文,則是強調米芾乃為二王正統,並且還進一步論及米芾對後來書史的影響,都是為了強化觀者(藏家)認知此帖在中國書史的重要性:「米元章論書尤重小王,其書疏朗跌宕,亦出於小王而能自變化……唯公與蘇玉局直溯二王、永師,一筆不落虔禮以後,自非識力手腕兼備,焉能到此……予觀〈樂兄帖〉真跡,具有小王矩度。因思嘗在瀋陽秘庫見東坡〈治平帖〉,乃酷肖右軍書,與此帖皆可見二君所學有素矣。此帖向經安麓村、畢澗飛等珍襲,近歸博文堂主人,主人愛藏,比於球璧。」
後來內藤湖南因為找到清初安岐《墨緣匯觀》對〈樂兄帖〉的著錄,得以補充流傳之「履歷」,進而在隔月第二次作跋:「頃閱安麓村《墨緣匯觀.法書續錄》有云:『〈樂兄札〉,行草書。紙本。真。有董思白跋』,即謂此本也。是歲十二月,虎又記。」
至於長尾甲也曾二次作跋。第一次亦對米芾的書法提出他的理解,並對董其昌批評米芾的言論,提出「正向」的解釋。長尾甲的目的乃是要強調米芾書法的珍貴價值,並歸結〈樂兄帖〉精湛的書藝:「疏宕犇軼,絕無唐人拳曲之習。其平生所自負,良有以也。」長尾甲甚至認為,學習書法的人都應該由此〈樂兄帖〉體悟古人用意所在:「學書者當由此帖,以悟古人用意所在焉」,幾乎把〈樂兄帖〉的地位抬到書史的頂端!
至於長尾甲的第二次題跋,則試圖考證〈樂兄帖〉的相關內容與「樂兄」的身分:「《寓意編》云,米氏父子本襄陽人,而寓居京口。嘗觀海岳翁表吾鄉朱樂圃先生墓云:『余昔居郡,與先生游』。則海嶽又嘗寓蘇,而其女因以嫁大姚村人(大姚在姑蘇城東南二十里)。據帖中云:『尚蒙優恩,坐尸稟賜,少遂江湖之心』,則當是在江南時書。而所謂『樂兄』者,或即朱樂圃也歟。」
「樂兄」為何人?因為線索有限,目前書法史學者皆無定論。連宋代書法史專家曹寶麟,在他對〈樂兄帖〉的考證專文也未提出確切看法。長尾甲在此處提出他的看法,認為「樂兄」者乃為米芾好友朱長文(1039~1098,號樂圃),確可備為一家說法,未來留待書史專家進一步確認。
總而言之,羅振玉、內藤湖南、長尾甲等題跋的長篇大論,其實都可看作「顧問」意見。不僅教導日本觀者如何正確看待這些中國書畫,同時也可以視為給博文堂的一份作品真偽的「鑑定書」!在買賣之際,這些名家題跋就是最可靠的保證。原田悟朗也曾記述過蘇東坡的〈李太白仙詩卷〉(目前藏於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起初在日本銷售時到處碰壁的狀況,而索取名家的鑑定意見乃是銷售古董時最重要的事情,這可以說明當時日本對於中國名品流傳至日本的種種疑慮:「(「中華第一樓」的餐館)店主人叫林文昭……有一天收到他的快信,他想賣掉這個詩卷,但當時也跑了不少地方,誰都沒收過蘇東坡的真跡,但最後沒有鑑定意見的話,也沒辦法把東西賣出去。」
日本書畫收藏界中,向來都是「古渡」的中國書畫,以南宋禪宗墨戲與寧波商業畫為主,並不深刻了解中國文人書畫的類型與價值。對於中國藏家而言如蘇、黃、米等的頂級藏品,在辛亥革命之前都是從未進入日本的。因此,博文堂在初期營銷中國書畫時,都必須借重內藤湖南、長尾甲、羅振玉等名家的介紹與鑑定意見,才容易向企業鉅子推銷。
目前米芾〈樂兄帖〉原帖,外盒即是山本悌二郎所特別訂製的紫檀木盒。題有「米元章樂兄帖真蹟神品」,並鈐「香雪書屋書畫印」、「二丰寶笈」二印。
從大阪到東京:〈樂兄帖〉入山本悌二郎「澄懷堂」
據〈米芾樂兄帖.題跋〉,1917年之後〈樂兄帖〉已轉入東京糖業鉅子山本悌二郎的收藏之中。目前,米芾〈樂兄帖〉外盒尚可見山本悌二郎書寫後轉成刻字之題籤以及「香雪書屋書畫印」與「二丰寶笈」二方藏印。
山本悌二郎(1870~1937),日本新瀉縣佐渡郡人,號二峰。以投資台灣糖業而獲鉅富(目前在高雄橋頭糖廠尚有其紀念塑像),後入政壇成為犬養毅內閣的農林大臣。山本氏性好書畫收藏,並於昭和六年(1931)彙編成《澄懷堂書畫目錄》12大冊,米芾〈樂兄帖〉便收錄其中。山本悌二郎後因從政需要大量資金,因而轉賣不少書畫收藏。剩下者乃為親信豬熊信行(1906~1991)繼承,並於1963年設立澄懷堂文庫,1994年在三重縣成立澄懷堂美術館。
曾經為博文堂題跋的內藤湖南,在山本悌二郎家中再度重觀此帖時,也不禁發出雲煙過眼的感嘆:「而曾不三年,(樂兄帖)乃見奪於二峰先生。寶物聚散,猶雲煙過眼,人間世只當作如是觀。」然而,山本悌二郎接手〈樂兄帖〉後廣為宣傳,1918年先在日本《書苑》雜誌刊載,1930年又經神田喜一郎所主編的《書道全集》收錄,成為日本境內最負盛名的米芾書跡之一。當時,不僅邀請長尾甲、內藤湖南等再度題跋,並又委請當時海上畫派的掌門人吳昌碩題跋。吳昌碩(1844~1927)在日本書畫圈中聲名極高,為日人公認中國最具文人地位的金石書畫家。1916~1917年間,雖然他未曾東赴日本,然而應該是在好友長尾甲的聯繫之下,隔海為山本悌二郎治印、書匾、也為其書畫收藏題跋。〈米芾樂兄帖.題跋〉的吳昌碩題跋,應該就是在此脈絡下所進行。
然而,〈樂兄帖〉何時又為山本氏所售出?又售予何人?由〈米芾樂兄帖.題跋〉中所附的兩通向來不見出版的名條,則提供下一位接手藏家守屋孝藏的訊息。
吳昌碩於1917年隔海為山本悌二郎跋〈樂兄帖〉,1916~1917年是二人互動最密切的兩年。題跋中主要提到〈樂兄帖〉藏印所反映的清代遞藏過程。
〈樂兄帖〉於日本的第三位主人:守屋孝藏
守屋孝藏(1876~1953),號千洲。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後在京都開業擔任律師。其愛好古美術的收集,尤其喜愛寫經與古鏡。在張珩《木雁齋書畫鑑賞筆記》的〈樂兄帖〉條云:「余丙子(1936)東游,觀於日本守屋孝藏氏」,可見至少在1936年,〈樂兄帖〉已為守屋孝藏所擁有。
〈米芾樂兄帖.題跋〉中所附的二通名條,並不像是書畫題籤,乃屬於物品公開展示時的品項名條。在紅紙名條上的「壽蘇會」之楷書印,白紙名條上有「平安書道會印」之篆書印,則進一步證實此兩通名條應為「壽蘇會」、「平安書道會」一類書畫展示聚會時所用之名條,故需清楚標出「品名」與「藏家」。
「壽蘇會」,乃是源自中國文人雅士紀念蘇東坡誕辰的傳統活動,明清兩代頗為盛行。日本在號稱「東坡癖」的長尾甲的文化移植下,和同為東坡「粉絲」的富岡鐵齋一起舉辦過五次的「壽蘇會」,分別於1916、1917、1918、1920、1937年。〈米芾樂兄帖.題跋〉上守屋孝藏的「壽蘇會」印記,反映米芾〈樂兄帖〉曾參與「壽蘇會」。考究前四次「壽蘇會」均在1916~1920年間,當時米芾〈樂兄帖〉尚在山本悌二郎篋中,顯然〈樂兄帖〉所參與者即應為1937年的第五度「壽蘇會」。
1937年在京都的岡崎鶴屋舉辦第五次「壽蘇會」時,正值蘇東坡的900年誕辰。長尾甲有感於非凡的紀念意義,即使當時日本壟罩著對中國發起戰爭的險惡氣氛下,仍然復辦已經停止16年的壽蘇會。並廣邀學者文人名流,向日本全國徵集與東坡相關的文物。當時日本已經陸續收藏「宋四家」蘇、黃、米的真跡,都是當時的展覽重點。長尾甲之子長尾正和在1974年發表〈壽蘇會與赤壁會〉一文,追憶當年盛事,並透露第五次「壽蘇會」的部分與會名單與展品目錄,守屋孝藏和米芾〈樂兄帖〉赫然就列名其中!另外,此次「壽蘇會」上的展覽文物,光是米芾的書作就不只有〈樂兄帖〉,還有大字行草〈研山銘卷〉、〈虹縣詩卷〉。另外蘇東坡的〈寒食帖〉、〈李白仙詩卷〉,黃庭堅〈砥柱銘〉等,都在參展之列。長尾正和言道:「應有盡有,極盡奢華……人人都說這次是有關東坡的空前絕後的展覽。」這樣的展品內容,即使比之現今博物館的年度大展,也絲毫不遜色。
至於另一通名條所展示的場合──「平安書道會」,乃是日本於1920~1940年代「書道會」成立的熱潮下,由號稱「昭和書豪」的山本竟山(1863~1934)於大正九年(1920)成立於京都的地方性書道會。守屋孝藏作為京都地區重要的收藏家應該也與「平安書道會」相熟稔,攜帶當時日本眾所周知的〈樂兄帖〉出席,才留下這一通白紙的名條。
1916年吳昌碩為山本悌二郎所書齋號「海山仙館」,2015年北京匡時秋拍編號816。
與〈寒食帖〉同售:〈樂兄帖〉流出日本
至於米芾〈樂兄帖〉何時流出日本?在黃天才〈1993年樂兄帖返台記〉一文中曾提到,乃是在二次大戰戰後,由當時中國駐日代表團團長商震將軍(1888~1978)在當年駐日時,從日本一位大收藏家手中買到:「商老將軍說當時賣方拿來兩件東西,一是〈樂兄帖〉,另一件是〈寒食帖〉,賣方說先賣〈樂兄帖〉,將來再賣〈寒食帖〉,兩件東西一樣價,老將軍遂先將〈樂兄帖〉買下;後來,老將軍要買〈寒食帖〉時,賣方忽然變了卦,價錢要高一倍,說〈寒食帖〉有兩位大書家的真蹟,所以要加倍,老將軍生氣,不買了,後來聽說〈寒食帖〉也是賣給了中國人云云。」
戰前〈樂兄帖〉和〈寒食帖〉二帖,乃分屬京都的守屋孝藏和東京的菊池惺堂(1868~1935)所收藏。然而,此二件名跡在戰後同時被兜售,並要求「賣方說先賣〈樂兄帖〉,將來再賣〈寒食帖〉,兩件東西一樣價」,顯然向商震接洽兜售的應該都屬於畫商估客的一類人物,手中握有蘇、米這二件待出售的鉅蹟,才會前後反覆,刻意抬高價格。
〈樂兄帖〉和〈寒食帖〉有意出讓的消息,很快傳遍日本、中、港。黃天才在〈天公證實:關鍵人郭則生就是郭民──寒食帖日台流傳的相關焦點人物〉一文中,都談到當時購得〈寒食帖〉者,乃是後來遷居台灣的王世杰。《王世杰日記》民國三十七年(1948)1月22日就記下託友人購買蘇、米二帖:「蘇、米二帖尚可收購,予因托友人試為收買」。與前述商家二媳婦所言,商震乃是在駐日期間(1947年5月到1949年3月)遇上收購〈樂兄帖〉和〈寒食帖〉的機會,與王世杰獲得訊息的時間彼此吻合一致,俱當可信!另外,香港聞人朱省齋也曾記載人在香港的張大千當時亦在競逐之列,並已談妥以美金3000元成交。然而在張大千抵日前二天,才獲悉〈寒食帖〉已為王世杰以150金而得。
然而,無論商震購得〈樂兄帖〉,或是王世杰透過東京友人郭民收購〈寒食帖〉,皆與當時「中國駐日代表團」有關。如前述,商震乃是當時駐日代表團團長;至於郭彝民的身分,不只為王世杰在日本的友人而已,乃為代表團的專門委員之一!
中國駐日代表團(Chinese Mission),成立於1946年,於1952年裁撤,是國民政府在二次戰後對日政策的實際執行與辦理交涉單位,象徵著中國以戰勝國的地位參與日本的占領與管理。因此,中國駐日代表團在日本政治、社會地位均非常崇高,備受各方禮遇。當時曾任代表團成員的、也是著名歷史學家黃仁宇,和冰心、吳文藻等,在回憶錄中無不談到代表團的優渥生活。吳文藻在《玫瑰的盛開與凋謝》曾回憶,當時除了國民政府外交部的薪水,還有駐日代表團所發的另一份薪水,甚至還有盟軍的補貼,讓他得以在公務之暇,在澀谷和銀座的古玩市場,以優渥的薪水「抱回大包小包的舊書古畫。中國的、日本的、古代的、現代的,畫冊、字畫、雕版古籍,喜歡的便納入懷中」。吳文藻更言,當時日本經濟凋敝,日人廉價出售這些文物字畫都只為了換取食物以餬口,也只有盟軍的外交官與記者才有能力購買,「所以,是收藏的大好時機!」因此,商震購得〈樂兄帖〉和郭民代購〈寒食帖〉,均與中國駐日代表團在日的政治與經濟獨特地位有絕對關係。
無論如何,據黃天才所言,〈寒食帖〉在1950年左右就已經運抵台灣。然而〈樂兄帖〉卻隨著商震1952年卸任團長後留居東京,並未離開日本,並委請他的二媳婦代為保管:「老將軍告老卸職時,為處理這件國寶,費過一番心思,由於老將軍的兒女輩諸人對中國古書畫文物都不太懂,只有她這個二媳婦是燕京大學國文系畢業,算是比較懂的一個,如是,老將軍將〈樂兄帖〉交給了她,由她保存。」
直到1978年商震逝世後,商震二公子移居瑞士,〈樂兄帖〉才飄洋過海到了歐洲瑞士,結束與日本的緣分。縱觀米芾〈樂兄帖〉自從1910年代為原田家博文堂購至日本開始,到1970年代末期隨著商震家人移居瑞士而離開日本,在日本流傳長達60餘年的時間。
商震次子,據查黃耀昆〈商震建國後的兩次歸國觀光〉一文,即為商鼎霖;夫人唐文順,應即為黃天才口中的商家二媳婦。商鼎霖在1930年代曾留學德國,據言乃是熱動力學專家;夫人唐文順,在瑞士擔任大學講師。商鼎霖夫婦與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楊聯陞交好,或許因此與美國華人學者圈熟稔,而結識王方宇,故有託其轉售〈樂兄帖〉之事。
小結
中國書畫在晚清到民國年間,大量東流至日本的歷史現象,一直都是書畫史關注的課題。然而,書畫的流傳並不會停止。除了已進入日本各大博物館者,這些名品尚隨著世界政治和經濟力量的重新分配而不斷的流轉。米芾〈樂兄帖〉從中國至日本,再由歐洲、美國到台灣,流傳足跡幾乎遍及世界,毋寧是中國外流書畫中最為傳奇的名品。如今〈米芾樂兄帖.題跋〉的出現,總算補足了20世紀前半葉在日本的流傳細節。尤其〈樂兄帖〉處於中國頂級書畫東流至日本的先例,對於日本收藏的研究,都提供不同角度的觀點。特別是日人如何在商業活動中逐步建立完整的中國書史觀,名品傳入的先後次序、知識的建構、文化與商界的互動,皆是〈樂兄帖〉的個案之外,可以逐一重新審思的部分。
羅啟倫( 7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