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芾樂兄帖．題跋〉的出現談〈樂兄帖〉在日本流傳經過

今年6月，北京保利拍賣公司在春拍推出一件題跋「米芾〈樂兄帖〉」的手卷，前有羅振玉篆書引首與隸書題跋，其後並有內藤湖南、長尾甲的多次跋語以及吳昌碩的長跋，題跋年代均在1914～1918年之間。根據內容，可斷言乃針對目前台北私人藏的米芾〈樂兄帖〉所題。北京保利拍賣公司名之為〈題米芾樂兄帖〉，亦屬可靠的判斷。（以下則統一稱呼為〈米芾樂兄帖．題跋〉）其實〈樂兄帖〉本卷之後尚有近2公尺的餘紙，此次拍場面世、流日期間的題跋並未直接題寫在米芾原件之後，原因頗值得玩味。〈米芾樂兄帖．題跋〉的重新出現，也進一步提供〈樂兄帖〉在日本流傳期間的許多訊息，此即是筆者草成此文的初衷。在此從考證此件題跋手卷出發，兼談〈樂兄帖〉在日本流傳的諸事。

過去對於米芾〈樂兄帖〉如何流散到日本？以及在日本期間的傳遞過程？並沒有太多佐證的資料。只知道大正年間（民國初年）該帖為東京企業鉅子山本悌二郎所珍藏，屢經《書道全集》收錄出版，成為日本高知名度的米芾書作之一。然而〈樂兄帖〉並未進入日本博物館收藏，反而一直在私人藏家之間流轉，故而增添許多神祕色彩。近年馬成名、黃天才、楊思勝三位先後發表文章，追憶〈樂兄帖〉如何流出日本、又輾轉從歐洲回到台灣的過程後，〈樂兄帖〉在20世紀下半葉的流傳經過已漸趨清晰。如今〈米芾樂兄帖．題跋〉出現，則進一步補足〈樂兄帖〉於20世紀上半葉在日本的遞藏過程。乃知道〈樂兄帖〉曾先後轉手過三位日本藏家：原田氏的博文堂、山本悌二郎、守屋孝藏。以下分別介紹之。

在近代日本收藏中國書畫的時代潮流，原田氏的「博文堂」乃焦點中的焦點。博文堂在1911年滿清滅亡、大量書畫東售日本的階段，由當時漢學名家、也是日本最重要的中國書畫鑑賞專家內藤湖南的引領，進入中國書畫市場。當時日人對於中國書畫的鑑賞能力有限，知識亦貧乏，皆依賴內藤湖南、長尾甲、犬養毅，以及東渡日本避難的羅振玉教導介紹，才使日本企業收藏家開始投入中國書畫的收藏之列，博文堂在當中就扮演關鍵性的仲介角色。

〈米芾樂兄帖．題跋〉的出現，證實〈樂兄帖〉東流至日本，亦是由博文堂大舉出力。內藤湖南在〈米芾樂兄帖．題跋〉第三次跋文中提到這段過程：「米海岳〈樂兄帖〉，博文堂主人以電報由津沽致之」，乃「博文堂主人」以電報從天津購得〈樂兄帖〉。目前學界對於博文堂的研究，多半集中在第三代主人原田悟朗（1893～1980）。不過，考量原田悟朗的年紀，及與當時日本學者與博文堂的互動，購得〈樂兄帖〉的「博文堂主人」應屬原田悟朗的父親「原田莊左衛門」，而非原田悟朗。原因如下：

據鶴田武良所發表〈原田悟朗先生訪談──大正昭和初期中國畫藏品的建立〉一文，博文堂原本在東京以出版為業，大約1904～1905年日俄戰爭時期，由原田莊左衛門遷到大阪，專營書畫碑帖等珂羅版出版品。從中學中輟的原田悟朗也已開始為博文堂的業務奔走，不過等他正式接手大阪博文堂的業務，大約已到大正十四年（1925）之後。〈樂兄帖〉大約在辛亥革命（1911）之後流入日本，當時原田悟朗也僅是20歲左右的青年。因此，可合理推測〈米芾樂兄帖．題跋〉中所言「博文堂主人」，應為原田悟朗的父親。另有二條佐證資料：一、《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一書中曾收錄一封羅振玉在大正六年（1917）1月1日的信件，言及在日本兜售藏品漸漸不易：「蓋博文主人年已六十餘（此人雖老健，然健而老矣），已後更無如彼有力之介紹人矣」，顯然「博文主人」即指原田悟朗的父親！二、內藤湖南的書信集中，屢見與「博文堂主人」的書信往還，皆註明為「原田莊左衛門」。由此二條皆可證明〈米芾樂兄帖．題跋〉眾人所言的「博文堂主人」，當屬原田悟朗之父親。

再者，內藤湖南所言「米海岳〈樂兄帖〉，博文堂主人以電報由津沽致之」，亦衍生另一個問題：博文堂從哪一位天津藏家手中購得〈樂兄帖〉？

〈樂兄帖〉原件上，無論是題跋、或是歷代藏印，皆從明代開始綿延至晚清。明代有永樂朝國子祭酒胡儼（1361～1443），以及晚明董其昌、程正揆的題跋。入清之後，從鑑藏印記可知先後為姜紹書、笪重光、梁清標、張純修和納蘭性德所遞藏。清代中期之後，又輾轉流傳於安岐、畢瀧、載銓、周壽昌、趙爾萃等藏家篋中，前後脈絡連貫，為〈樂兄帖〉在清代的流傳過程勾勒出清晰的面貌。然而何以東流日本？又為何人售出？題跋於宣統二年（1910）的趙爾萃，無論在時間或地緣方面，都提供關鍵的線索。

據趙爾萃的跋文所云，米芾〈樂兄帖〉乃是1910年購於北京，隨即攜回天津寓所：「此帖『經訓堂』已勒石，今觀墨跡，筆勢飛舞，變動不居，無一筆不出人意外……世間至寶能復有幾得之，不禁狂喜。宣統二年三月獲於都門，四月五日識於津沽旅寓，傲徠山民趙爾萃。」

趙爾萃生平不詳，據其學生葉景葵（1874～1949）所著《葉景葵雜著．卷盦書跋》中之「傲徠山房所藏五朝墨蹟」一條所載，乃知趙爾萃出身鐵嶺漢人正藍旗，趙氏一門兄弟皆官場顯赫。大兄趙爾震官至工部郎中；二兄趙爾巽即為權勢烜赫的「東三省總督」盛京將軍；三兄趙爾豐曾任四川總督、駐藏大臣等。唯獨四弟趙爾萃無心宦途，醉心書畫收藏。並於宣統二年編定《傲徠山房所藏五朝墨蹟》，即為其收藏圖錄，米芾〈樂兄帖〉即收錄在此書的第七冊。然而據葉景葵所言：「（趙爾萃）好鑑別書畫，官橐不給，借債以求之。輾轉息耗，終為債家所乾沒」，亦即趙爾萃常因官俸不足，反以借貸來收藏書畫，終究無力支付借貸，精心收藏的書畫亦為債主乾沒，流散四方。葉景葵此言，正可用來證明何以趙爾萃在入手〈樂兄帖〉後不過短短數年就迅速售出，至少在1914年就已為日本博文堂所購去。趙爾萃晚年寓居天津，在地緣上也符合內藤湖南跋文「博文堂主人以電報由津沽致之」之語。因此，致使〈樂兄帖〉東渡日本的關鍵人物，應該就是趙爾萃。

〈樂兄帖〉從趙爾萃家中流散之後，在日本的博文堂迅速掌握到此一消息，並以電報方式迅速羅致。原田悟朗的父親購得米芾〈樂兄帖〉，不僅請當時避居京都、與博文堂要好的羅振玉為之篆書引首並隸書題跋，也邀請向來關心博文堂的內藤湖南，以及剛從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返回京都的長尾甲為之題跋加譽。此外，博文堂尚以當時最為精湛的珂羅版技術，製作了影印本。在長尾甲兩次題跋中，皆言即此事：「是書畢秋帆刻入《經訓堂帖》，刻拓俱精，然竟不及此景印，與真跡不爽累黍耳。」「米書〈樂兄帖〉，曾藏於博文堂，時予借觀數次，並跋其景印。」

日本珂羅版技術與博文堂的關係頗深。原田悟朗的二叔，即是引進珂羅版技術進入日本的關鍵人物小川一真（1860～1929）。小川一真曾赴波士頓，從美國習得珂羅版技術後，返回日本成為皇室的御用攝影師，活躍於攝影舞台。原田悟朗的三叔小林忠治郎（1869～？）追隨其二哥小川一真的步伐，亦赴波士頓學習照相與珂羅版技術。返回日本之後，在京都成立「小林照相制版所」。博文堂以珂羅版精製書畫字帖，即是與小林忠治郎合作的成果。在1910年代的初期，博文堂即已大量投入珂羅版複製書畫字帖的出版事業，出版品蔚為可觀，當然也複製新入手的〈樂兄帖〉，因此才留下長尾甲的這二段跋語。長尾甲「與真跡不爽」的驚嘆，正顯示博文堂爐火純青的技術。

博文堂這些珂羅版的複製品中，大部分皆以書籍形式來出版字帖。可以想見乃是為了便於翻閱與書法臨習，也便於商品銷售。目前，尚可見1913年小林忠治郎為了「大正癸丑蘭亭會」所複製王羲之〈游目帖〉與〈頻有哀禍、孔侍中帖〉，皆是以仿真的手卷形式發行，代表1910年代初期博文堂就已經有製作仿真複製手卷的能力。以米芾〈樂兄帖〉的重要性而言，字帖除了書籍形式，亦有另外製作仿真手卷的可能。長尾甲在〈米芾樂兄帖．題跋〉提到「時予借觀數次，並跋其景印」，能在影印本後題跋，也應該是仿真手卷了。

另外，博文堂在出版珂羅版書畫字帖時，時常委託羅振玉、內藤湖南、長尾甲為出版而題跋或題籤。此特殊的現象，在米芾另一卷流入日本的〈行書三帖〉，就可以看到例證。〈行書三帖〉現藏東京國立博物館，原帖後有犬養毅、內藤湖南題跋。不過，在1929年博文堂珂羅版發行的字帖中，除了內藤湖南的題跋相同，卻多了羅振玉的引首、長尾甲和犬養毅的第二段題跋。此現象並非孤例，在《內藤湖南全集》中可找到更多的例證。此意味著博文堂為了出版的銷售，會另外委請他們的中國書畫「顧問團」特別為珂羅版題跋。此一現象也令人聯想到，是否〈米芾樂兄帖．題跋〉此一另外題跋的手卷，也是博文堂為了珂羅版出版而委請諸人題跋？亦有此可能存在。

揆諸民國初年中國書畫東流日本的潮流中，〈樂兄帖〉乃是日本所收藏的第一件米芾名跡。1918年東京法書會的《書苑》雜誌刊登〈樂兄帖〉時，不僅以珂羅版刊出全圖，作品解說更直言「日本無米蹟，乃從本期所刊載的〈樂兄帖〉開始」，可以想見當時博文堂購得米芾〈樂兄帖〉，對於日本收藏界的震撼。

博文堂購得〈樂兄帖〉後，便請他們的書畫「顧問」遍題其後。此時正是博文堂剛踏入中國書畫買賣的階段，倍加依賴清朝覆滅（1911）之後流亡日本的羅振玉，以及內藤湖南、長尾甲等學者的意見。因此，連羅振玉在引首、題跋時，都需要強調〈樂兄帖〉乃為米芾「真跡」或「甲品」，來強化收藏者的信心。如羅振玉跋云：「昔賢評米海嶽書，比之李泰和，蓋謂其剛勁超拔，才力橫恣，不為準繩所羈。其說果當然。如此卷之和粹溫潤，如良金美玉，確守晉人之法，何有蔑矩之譏耶？是在米書中亦為甲品。宣統甲寅（1914）四月，上虞羅振玉觀並題記。」

內藤湖南第一次的跋文，則是強調米芾乃為二王正統，並且還進一步論及米芾對後來書史的影響，都是為了強化觀者（藏家）認知此帖在中國書史的重要性：「米元章論書尤重小王，其書疏朗跌宕，亦出於小王而能自變化……唯公與蘇玉局直溯二王、永師，一筆不落虔禮以後，自非識力手腕兼備，焉能到此……予觀〈樂兄帖〉真跡，具有小王矩度。因思嘗在瀋陽秘庫見東坡〈治平帖〉，乃酷肖右軍書，與此帖皆可見二君所學有素矣。此帖向經安麓村、畢澗飛等珍襲，近歸博文堂主人，主人愛藏，比於球璧。」

後來內藤湖南因為找到清初安岐《墨緣匯觀》對〈樂兄帖〉的著錄，得以補充流傳之「履歷」，進而在隔月第二次作跋：「頃閱安麓村《墨緣匯觀．法書續錄》有云：『〈樂兄札〉，行草書。紙本。真。有董思白跋』，即謂此本也。是歲十二月，虎又記。」

至於長尾甲也曾二次作跋。第一次亦對米芾的書法提出他的理解，並對董其昌批評米芾的言論，提出「正向」的解釋。長尾甲的目的乃是要強調米芾書法的珍貴價值，並歸結〈樂兄帖〉精湛的書藝：「疏宕犇軼，絕無唐人拳曲之習。其平生所自負，良有以也。」長尾甲甚至認為，學習書法的人都應該由此〈樂兄帖〉體悟古人用意所在：「學書者當由此帖，以悟古人用意所在焉」，幾乎把〈樂兄帖〉的地位抬到書史的頂端！

至於長尾甲的第二次題跋，則試圖考證〈樂兄帖〉的相關內容與「樂兄」的身分：「《寓意編》云，米氏父子本襄陽人，而寓居京口。嘗觀海岳翁表吾鄉朱樂圃先生墓云：『余昔居郡，與先生游』。則海嶽又嘗寓蘇，而其女因以嫁大姚村人（大姚在姑蘇城東南二十里）。據帖中云：『尚蒙優恩，坐尸稟賜，少遂江湖之心』，則當是在江南時書。而所謂『樂兄』者，或即朱樂圃也歟。」

「樂兄」為何人？因為線索有限，目前書法史學者皆無定論。連宋代書法史專家曹寶麟，在他對〈樂兄帖〉的考證專文也未提出確切看法。長尾甲在此處提出他的看法，認為「樂兄」者乃為米芾好友朱長文（1039～1098，號樂圃），確可備為一家說法，未來留待書史專家進一步確認。

總而言之，羅振玉、內藤湖南、長尾甲等題跋的長篇大論，其實都可看作「顧問」意見。不僅教導日本觀者如何正確看待這些中國書畫，同時也可以視為給博文堂的一份作品真偽的「鑑定書」！在買賣之際，這些名家題跋就是最可靠的保證。原田悟朗也曾記述過蘇東坡的〈李太白仙詩卷〉（目前藏於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起初在日本銷售時到處碰壁的狀況，而索取名家的鑑定意見乃是銷售古董時最重要的事情，這可以說明當時日本對於中國名品流傳至日本的種種疑慮：「（「中華第一樓」的餐館）店主人叫林文昭……有一天收到他的快信，他想賣掉這個詩卷，但當時也跑了不少地方，誰都沒收過蘇東坡的真跡，但最後沒有鑑定意見的話，也沒辦法把東西賣出去。」

日本書畫收藏界中，向來都是「古渡」的中國書畫，以南宋禪宗墨戲與寧波商業畫為主，並不深刻了解中國文人書畫的類型與價值。對於中國藏家而言如蘇、黃、米等的頂級藏品，在辛亥革命之前都是從未進入日本的。因此，博文堂在初期營銷中國書畫時，都必須借重內藤湖南、長尾甲、羅振玉等名家的介紹與鑑定意見，才容易向企業鉅子推銷。

據〈米芾樂兄帖．題跋〉，1917年之後〈樂兄帖〉已轉入東京糖業鉅子山本悌二郎的收藏之中。目前，米芾〈樂兄帖〉外盒尚可見山本悌二郎書寫後轉成刻字之題籤以及「香雪書屋書畫印」與「二丰寶笈」二方藏印。

山本悌二郎（1870～1937），日本新瀉縣佐渡郡人，號二峰。以投資台灣糖業而獲鉅富（目前在高雄橋頭糖廠尚有其紀念塑像），後入政壇成為犬養毅內閣的農林大臣。山本氏性好書畫收藏，並於昭和六年（1931）彙編成《澄懷堂書畫目錄》12大冊，米芾〈樂兄帖〉便收錄其中。山本悌二郎後因從政需要大量資金，因而轉賣不少書畫收藏。剩下者乃為親信豬熊信行（1906～1991）繼承，並於1963年設立澄懷堂文庫，1994年在三重縣成立澄懷堂美術館。

曾經為博文堂題跋的內藤湖南，在山本悌二郎家中再度重觀此帖時，也不禁發出雲煙過眼的感嘆：「而曾不三年，（樂兄帖）乃見奪於二峰先生。寶物聚散，猶雲煙過眼，人間世只當作如是觀。」然而，山本悌二郎接手〈樂兄帖〉後廣為宣傳，1918年先在日本《書苑》雜誌刊載，1930年又經神田喜一郎所主編的《書道全集》收錄，成為日本境內最負盛名的米芾書跡之一。當時，不僅邀請長尾甲、內藤湖南等再度題跋，並又委請當時海上畫派的掌門人吳昌碩題跋。吳昌碩（1844～1927）在日本書畫圈中聲名極高，為日人公認中國最具文人地位的金石書畫家。1916～1917年間，雖然他未曾東赴日本，然而應該是在好友長尾甲的聯繫之下，隔海為山本悌二郎治印、書匾、也為其書畫收藏題跋。〈米芾樂兄帖．題跋〉的吳昌碩題跋，應該就是在此脈絡下所進行。

然而，〈樂兄帖〉何時又為山本氏所售出？又售予何人？由〈米芾樂兄帖．題跋〉中所附的兩通向來不見出版的名條，則提供下一位接手藏家守屋孝藏的訊息。

守屋孝藏（1876～1953），號千洲。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後在京都開業擔任律師。其愛好古美術的收集，尤其喜愛寫經與古鏡。在張珩《木雁齋書畫鑑賞筆記》的〈樂兄帖〉條云：「余丙子（1936）東游，觀於日本守屋孝藏氏」，可見至少在1936年，〈樂兄帖〉已為守屋孝藏所擁有。

〈米芾樂兄帖．題跋〉中所附的二通名條，並不像是書畫題籤，乃屬於物品公開展示時的品項名條。在紅紙名條上的「壽蘇會」之楷書印，白紙名條上有「平安書道會印」之篆書印，則進一步證實此兩通名條應為「壽蘇會」、「平安書道會」一類書畫展示聚會時所用之名條，故需清楚標出「品名」與「藏家」。

「壽蘇會」，乃是源自中國文人雅士紀念蘇東坡誕辰的傳統活動，明清兩代頗為盛行。日本在號稱「東坡癖」的長尾甲的文化移植下，和同為東坡「粉絲」的富岡鐵齋一起舉辦過五次的「壽蘇會」，分別於1916、1917、1918、1920、1937年。〈米芾樂兄帖．題跋〉上守屋孝藏的「壽蘇會」印記，反映米芾〈樂兄帖〉曾參與「壽蘇會」。考究前四次「壽蘇會」均在1916～1920年間，當時米芾〈樂兄帖〉尚在山本悌二郎篋中，顯然〈樂兄帖〉所參與者即應為1937年的第五度「壽蘇會」。

1937年在京都的岡崎鶴屋舉辦第五次「壽蘇會」時，正值蘇東坡的900年誕辰。長尾甲有感於非凡的紀念意義，即使當時日本壟罩著對中國發起戰爭的險惡氣氛下，仍然復辦已經停止16年的壽蘇會。並廣邀學者文人名流，向日本全國徵集與東坡相關的文物。當時日本已經陸續收藏「宋四家」蘇、黃、米的真跡，都是當時的展覽重點。長尾甲之子長尾正和在1974年發表〈壽蘇會與赤壁會〉一文，追憶當年盛事，並透露第五次「壽蘇會」的部分與會名單與展品目錄，守屋孝藏和米芾〈樂兄帖〉赫然就列名其中！另外，此次「壽蘇會」上的展覽文物，光是米芾的書作就不只有〈樂兄帖〉，還有大字行草〈研山銘卷〉、〈虹縣詩卷〉。另外蘇東坡的〈寒食帖〉、〈李白仙詩卷〉，黃庭堅〈砥柱銘〉等，都在參展之列。長尾正和言道：「應有盡有，極盡奢華……人人都說這次是有關東坡的空前絕後的展覽。」這樣的展品內容，即使比之現今博物館的年度大展，也絲毫不遜色。

至於另一通名條所展示的場合──「平安書道會」，乃是日本於1920～1940年代「書道會」成立的熱潮下，由號稱「昭和書豪」的山本竟山（1863～1934）於大正九年（1920）成立於京都的地方性書道會。守屋孝藏作為京都地區重要的收藏家應該也與「平安書道會」相熟稔，攜帶當時日本眾所周知的〈樂兄帖〉出席，才留下這一通白紙的名條。

至於米芾〈樂兄帖〉何時流出日本？在黃天才〈1993年樂兄帖返台記〉一文中曾提到，乃是在二次大戰戰後，由當時中國駐日代表團團長商震將軍（1888～1978）在當年駐日時，從日本一位大收藏家手中買到：「商老將軍說當時賣方拿來兩件東西，一是〈樂兄帖〉，另一件是〈寒食帖〉，賣方說先賣〈樂兄帖〉，將來再賣〈寒食帖〉，兩件東西一樣價，老將軍遂先將〈樂兄帖〉買下；後來，老將軍要買〈寒食帖〉時，賣方忽然變了卦，價錢要高一倍，說〈寒食帖〉有兩位大書家的真蹟，所以要加倍，老將軍生氣，不買了，後來聽說〈寒食帖〉也是賣給了中國人云云。」

戰前〈樂兄帖〉和〈寒食帖〉二帖，乃分屬京都的守屋孝藏和東京的菊池惺堂（1868～1935）所收藏。然而，此二件名跡在戰後同時被兜售，並要求「賣方說先賣〈樂兄帖〉，將來再賣〈寒食帖〉，兩件東西一樣價」，顯然向商震接洽兜售的應該都屬於畫商估客的一類人物，手中握有蘇、米這二件待出售的鉅蹟，才會前後反覆，刻意抬高價格。

〈樂兄帖〉和〈寒食帖〉有意出讓的消息，很快傳遍日本、中、港。黃天才在〈天公證實：關鍵人郭則生就是郭民──寒食帖日台流傳的相關焦點人物〉一文中，都談到當時購得〈寒食帖〉者，乃是後來遷居台灣的王世杰。《王世杰日記》民國三十七年（1948）1月22日就記下託友人購買蘇、米二帖：「蘇、米二帖尚可收購，予因托友人試為收買」。與前述商家二媳婦所言，商震乃是在駐日期間（1947年5月到1949年3月）遇上收購〈樂兄帖〉和〈寒食帖〉的機會，與王世杰獲得訊息的時間彼此吻合一致，俱當可信！另外，香港聞人朱省齋也曾記載人在香港的張大千當時亦在競逐之列，並已談妥以美金3000元成交。然而在張大千抵日前二天，才獲悉〈寒食帖〉已為王世杰以150金而得。

然而，無論商震購得〈樂兄帖〉，或是王世杰透過東京友人郭民收購〈寒食帖〉，皆與當時「中國駐日代表團」有關。如前述，商震乃是當時駐日代表團團長；至於郭彝民的身分，不只為王世杰在日本的友人而已，乃為代表團的專門委員之一！

中國駐日代表團（Chinese Mission），成立於1946年，於1952年裁撤，是國民政府在二次戰後對日政策的實際執行與辦理交涉單位，象徵著中國以戰勝國的地位參與日本的占領與管理。因此，中國駐日代表團在日本政治、社會地位均非常崇高，備受各方禮遇。當時曾任代表團成員的、也是著名歷史學家黃仁宇，和冰心、吳文藻等，在回憶錄中無不談到代表團的優渥生活。吳文藻在《玫瑰的盛開與凋謝》曾回憶，當時除了國民政府外交部的薪水，還有駐日代表團所發的另一份薪水，甚至還有盟軍的補貼，讓他得以在公務之暇，在澀谷和銀座的古玩市場，以優渥的薪水「抱回大包小包的舊書古畫。中國的、日本的、古代的、現代的，畫冊、字畫、雕版古籍，喜歡的便納入懷中」。吳文藻更言，當時日本經濟凋敝，日人廉價出售這些文物字畫都只為了換取食物以餬口，也只有盟軍的外交官與記者才有能力購買，「所以，是收藏的大好時機！」因此，商震購得〈樂兄帖〉和郭民代購〈寒食帖〉，均與中國駐日代表團在日的政治與經濟獨特地位有絕對關係。

無論如何，據黃天才所言，〈寒食帖〉在1950年左右就已經運抵台灣。然而〈樂兄帖〉卻隨著商震1952年卸任團長後留居東京，並未離開日本，並委請他的二媳婦代為保管：「老將軍告老卸職時，為處理這件國寶，費過一番心思，由於老將軍的兒女輩諸人對中國古書畫文物都不太懂，只有她這個二媳婦是燕京大學國文系畢業，算是比較懂的一個，如是，老將軍將〈樂兄帖〉交給了她，由她保存。」

直到1978年商震逝世後，商震二公子移居瑞士，〈樂兄帖〉才飄洋過海到了歐洲瑞士，結束與日本的緣分。縱觀米芾〈樂兄帖〉自從1910年代為原田家博文堂購至日本開始，到1970年代末期隨著商震家人移居瑞士而離開日本，在日本流傳長達60餘年的時間。

商震次子，據查黃耀昆〈商震建國後的兩次歸國觀光〉一文，即為商鼎霖；夫人唐文順，應即為黃天才口中的商家二媳婦。商鼎霖在1930年代曾留學德國，據言乃是熱動力學專家；夫人唐文順，在瑞士擔任大學講師。商鼎霖夫婦與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楊聯陞交好，或許因此與美國華人學者圈熟稔，而結識王方宇，故有託其轉售〈樂兄帖〉之事。

中國書畫在晚清到民國年間，大量東流至日本的歷史現象，一直都是書畫史關注的課題。然而，書畫的流傳並不會停止。除了已進入日本各大博物館者，這些名品尚隨著世界政治和經濟力量的重新分配而不斷的流轉。米芾〈樂兄帖〉從中國至日本，再由歐洲、美國到台灣，流傳足跡幾乎遍及世界，毋寧是中國外流書畫中最為傳奇的名品。如今〈米芾樂兄帖．題跋〉的出現，總算補足了20世紀前半葉在日本的流傳細節。尤其〈樂兄帖〉處於中國頂級書畫東流至日本的先例，對於日本收藏的研究，都提供不同角度的觀點。特別是日人如何在商業活動中逐步建立完整的中國書史觀，名品傳入的先後次序、知識的建構、文化與商界的互動，皆是〈樂兄帖〉的個案之外，可以逐一重新審思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