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穿資本主義的惡性循環——評張程鈞「Clock In」的社會參與藝術式策略

在前往藝術家張程鈞位於永康街的展覽「Clock In」之前，受到媒體報導與宣傳效應的影響，我原先對作品的理解相對直接：藝術家似乎試圖將勞雇關係推至觀看的前台，使資本主義下異化的勞動狀態與身體得以被看見；同時，透過社群媒體的傳播機制，製造出某種近似安迪．沃荷（Andy Warhol）「每個人都有機會成名15分鐘」（“In the future, everyone will be world-famous for 15 minutes.”）的當代情境——任何一個原本處於日常生活中的人，都可能在短暫的時間裡成為被觀看、被關注的主體。

然而，真正進入現場之後，才發現事情並沒有如此簡單。作品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不只在於「讓勞動可視」，而在於它重新安排了空間、金錢與人的關係。藝術家透過資本所提供的贊助與空間資源，暫時取得了一種原本不屬於藝術家的分配權。他既像一名二房東，重新決定一處空間如何被使用，也近似工頭，設定著工作的條件、時間與報酬：從店面的使用、金錢的轉移，再到觀眾如何參與與被看見。

本文將從張程鈞所提出的作品機制出發，逐一拆解其中的視覺元素、空間生產與參與規則，試圖理解此次藝術介入究竟如何在資本主義運作的縫隙中，暫時改動藝術、金錢與人的社會關係。

沒有空間的空間再生產

此次展出最初源自天美藝術基金會「2026臺北市永康街現地創作」的公開徵件。徵件本身就是一套篩選制度：誰能進入、誰被排除，以及什麼樣的作品得以取得有限的空間。值得注意的是，「Clock In」最初並未獲選，卻因有心的房東主動提供額外的贊助，使計畫得以實現發生。

在寸土寸金的永康街上，這處閒置的店面過去是一間連鎖超商，未來也將迎接不同的營利使用。介於兩種商業用途之間的短暫空檔，原本只是等待下一位業主進場的空缺時間，卻被轉化為藝術展演的快閃空間（Pop-up exhibition）。也因此，它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公共空間，而是一處由商業空間暫時釋出的半公共場域：藝術進入其中，卻始終知道自己只是暫時進駐者。

張程鈞首先從空間設計著手，內外部裝潢被刻意卸除原有的連鎖便利商店品牌意象，外部招牌直接裸露內裏的日光燈管、牆面貼皮則留下被拆除後的空白痕跡；甚至原有的門板，也被拆卸下來重新成為作品中的桌面。原本為了辨識、消費與品牌形象而服務的空間元素，在這裡被拆解、移位，甚至成為作品的材料。

這種「去品牌化」的操作，不免讓人聯想到娜歐蜜・克萊恩（Naomi Klein）在《No Logo：顛覆品牌全球統治》（No Logo, 1999）中對於資本主義的批判：當商業品牌滲透日常生活，公共領域也逐漸被商品邏輯佔據，最終產生出「沒有空間的空間」（No Space）——城市裡每一個可以停留的位置，都已經預設了消費、交易或其他功能。

更為巧妙的是，張程鈞刻意將展場與隔壁房產仲介公司的裝潢並置。兩者使用近似的桌椅與植栽配置，然而房仲外牆原本用來販售房地產的廣告，在作品一側被轉換為低廉勞動力的招募訊息。空間形式幾乎雷同，卻在不同的展示符號系統調度下，形成幽默卻殘酷的對比。

除了內外部裝潢蘊含的巧思外，在辦公桌台週邊所搭建的元素則延續張程鈞過往作品的痕跡，包括《手錶》（2024）的攝影與現成物的時鐘有所呼應、「家裡的蒼蠅」（2025）個展裡的迴圈裝置轉變成參與者頭頂上和標準時間旋轉的烏鴉，以及在許多創作中都會出現的協商桌。

打開資本主義誘惑的潘朵拉盒子

「Clock In」對參與者的機制設定極為簡易：以每小時200元的報酬作為誘因，參與者只要坐在作品所設定的座椅上一小時，便可以現領報酬。在過勞與高工成為日常的時代裡，這個低門檻、幾乎不需要任何技能的工作條件，立即形成強烈誘惑，也使大量觀眾主動進入這套機制，尖峰時段還需要排隊等待。

如果只從「讓勞動可視」來理解，作品似乎是在模擬資本主義下的勞動關係；然而張程鈞所提醒的是，藝術家與參與者之間並不存在傳統意義上的法定僱傭關係。這並不是一份真正受到《勞基法》規範的工作，更接近一種經由雙方合意而成立的形式交換：參與者提供一小時的身體與時間，藝術家則提供固定報酬。正因如此，「Clock In」並不是把真實的勞雇關係搬進展場，而是在展場裡製造出一個「看起來像工作」的臨時機制。

標準化的時間成為一種有形的資產概念，每一小時的身體停留被換算成200元，抽象的時間被轉換成可以握在手中的貨幣；而這些貨幣又以20枚硬幣的形式，透過藝術家部署的管線迅速滑落、敲擊，完成一次性報酬的交付。貨幣在這裡不只是支付工具，更成為藝術現成物與象徵物：它將「時間—勞動—報酬」之間原本抽象的交換關係，轉化為可以被觀看、聽見甚至觸摸的物質過程。硬幣落下的聲音，彷彿打開一只資本主義誘惑的潘朵拉盒子。

構築出臨時性的社會安全網

然而，當參與規則被設定得如此低門檻，甚至具有過度吸引人的力量時，將「Clock In」視為一種社會參與式藝術（Socially Engaged Art）的實踐時，問題便可以從「作品如何運作？」進一步轉向「究竟是誰進入了這件作品？」。

若以蘇珊・雷西（Suzanne Lacy）提出的「同心圓式觀眾參與模型」（Concentric Circles of Audience）來思考，「Clock In」的參與者幾乎涵蓋所有層次：從直接進入作品機制的積極參與者（Participants）、現場與脈絡觀眾（Contextual / Experiential Audience），再到透過媒體與社群平台接觸作品的大眾觀眾（Mediaed / Public Audience）。尤其在社群媒體的時代，觀眾已不再是一個固定的空間概念，而是會隨著影像、貼文與轉發不斷向外擴散，作品的邊界也因此持續外溢。

也許是金錢與社群的吸引力，也可能與暑假期間大量學生進入街區有關，現場可以明顯觀察到青年族群成為這次計畫的主要參與者。他們一個接著一個坐上檯面上，等待一小時後領取200元；有人把它視為輕鬆賺取零用錢的機會、有人將這段時間視為一場遊戲。但當不同身分的人因為同一套規則而進入空間，原本各自分離的個體便在這個短暫的場域中形成一種「諸眾」（Multitude）的想像。

「諸眾」在這裡並不是一個同質性的群體，而是由不同年齡、身分與生活經驗的人所構成。他們未必共享相同的利益、具有共同目標，也未必形成明確的政治立場，卻因一套簡單的空間與金錢機制而暫時聚集，讓作品意外成為一座具有能動性的社會劇場，依靠著張程鈞作品的不斷發展。

更觸動我的，則是意外撞見後台正在發生的另一個故事。在我前往展場的這段期間，現場有兩名無家身分的青年參與者，因為這處空間相對友善的條件，以及作品所提供的暫時性停留可能，逐漸長時間寄居於展場之中。他們原本只是「Clock In」眾多參與者之一，卻在一次次進入空間的過程裡，與張程鈞建立起更深刻的關係。藝術家的介入開始超出作品原先設定的規則與框架，進一步延伸至現實生活。

張程鈞不只是提供一個可以暫時停留的空間，甚至親自陪同兩人前往社福單位尋求協助。於是，原本只為期一小時、以200元為單位的藝術機制，意外在作品之外生成了另一種關係。即使它沒有能力解決無家問題，也不可能取代真正的社會福利體系，但卻在一個短暫開放的空間裡，提供了一個可以駐足、停留、互助可能的節點。藝術在此不只是再現社會問題，而是以身體力行的方式，短暫介入其中。

期間限定的進駐計畫，讓藝術還是藝術

櫥窗作為一種展覽空間，始終像是一面社會的鏡子。過往我們談論無牆美術館、藝術介入公共空間，經常將其理解為藝術突破白盒子、走向社會的積極實踐；但回頭看臺灣近年許多案例，也逐漸清楚看見，當藝術進入街區、商業空間與城市更新的脈絡之中，它同時可能成為資本重新包裝地方、提升地產價值，甚至推動街區仕紳化的工具。

在資本主義早已滿溢於生活各個層面的當代情境下，藝術很難真正站在資本對立面；然而，藝術家仍然可以在縫隙裡，重新部署一張椅子、一小時的時間、兩百元的報酬，以及一個異化的身體。令人感傷，關係不會因而永久存在，展期結束，店面仍將回到商業用途；200元的交換也會停止、臨時生成的社會安全網終究會撤除，但這不代表這些短暫的關係沒有意義。

對我而言，張程鈞的「Clock In」可視為他長時間進行社會介入實踐以來，一次更成熟且有效的經驗。作品清楚地承認自身所依賴的條件：空間來自資本的暫時釋出，金錢來自資源的挹注，而藝術家本身也在這套交換關係中取得短暫的分配權，但重要的恰恰是這個「暫時性」，讓藝術還是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