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寸金尺土的香港，空間一直是藝術生産的一大限制，藝術家工作室及非營利展覽空間大多選址於工廠大廈等租金相對低廉的地區。近年香港的獨立藝術空間如雨後春筍般萌芽，廣泛分佈於香港各區，包括：葵涌的「Hidden Space」（2017—）、九龍灣的「WURE AREA」（2021—）、筲箕灣的「東玉藝興」（2021—）、石硤尾的「新公園」（2022—）、深水埗的「合舍」（2017—）、「Parallel Space」（2018—） 、「Current Plans」（前身為Present Projects，2020—）及「旲堂」（2020—）等等。替代空間的存在是為了補足畫廊商業系統及機構化藝術空間的限制，這些限制包括了資本市場價值、機構理念及營運限制、藝術家及作品的成熟度等，對年輕藝術工作者及藝術計劃來說是相當重要的實驗場。
2010年代的香港藝文空間生態
在此之前香港的替代空間並不算多。2010年代，香港的替代空間集中在油麻地一帶，多以社區營造、藝術行動等社會議題導向為主，包括：「活化廳」（2009—2015）、「碧波押」（2016—2019）、德昌里「蘇波榮」（2013—2020）等。在當時，相對重要而專注於工作室藝術（studio art）的替代空間大概是「百呎公園」（2012—2017）及「咩事藝術空間」（2015—2017），這兩個空間為當時的藝術社群提供了交流的機會，亦啟發了後來更多的替代空間誕生。本文回到2010年代的時空，嘗試為當時的藝術生態提供側寫。
香港攝影藝術家何兆南，為獨立藝術空間百呎公園的創辦人之一。原是雜誌編輯及攝影師的他，在2009年開始做創作。當時在香港的畫廊及藝術機構並不多，藝術家展覽多以餐廳掛畫為主，相當缺乏展覽空間及展出機會。何兆南很希望可以正正經經做藝術展覽，於是他與梁之之及蕭國健兩位友人，在一間位於上環、出售文史哲及藝術類書籍為主的獨立二手書店「實現會社」（2011—2016）開始，在僅有一百呎（即英尺）的空間，開始一連串的藝術展覽。「百呎公園」亦因而得名。由於三個創辦人皆以兼職的形式營運空間，無瑕處理申請補助附帶的大量行政，索性保持自主的狀態，以服務藝術家社群的需要為主軸，空間盡量以低成本、高效益的方式運作，不收取藝術家租金。由邀請自己的朋友做展覽開始，慢慢認識愈來愈多藝術工作者。
何兆南認為，畫廊展覽開幕對藝術家來說，是相當重要的交際場合。然而當時的慣性是開幕酒會結束後便又各自歸家，所以百呎公園有意營造讓大家停留的氛圍。開幕不用匆忙散去，來喝酒吃飯，讓大家愉快地聊到天亮。隨後，百呎公園在2013年遷至深水埗一家青年旅館的一樓店面，2015年遷往鴨寮街一棟唐樓的二樓。在2017年因幾位創辦人的創作方向改變而暫告一段落。
「空間開嚟就係為咗閊！」深水埗的文化能量
另一位香港藝術家李傑，因較多機會參與國際性展覽而開始思考社會資源分配的問題，因此萌生了籌辦非牟利組織的想法，卻缺乏獲得資源的渠道。直至2015年黃子欣提出籌辦藝術空間的想法，二人一拍即合，並找來李挽靈籌劃及營運，「咩事藝術空間」（以下簡稱為咩事）正式成立。李傑斬釘截鐵地說：「空間開嚟就係為咗閊！」（空間是為了結束才開始營運的），從一開始就決定了這個計劃為期兩年。空間獲得房東的支持，租金相對低廉，加上私人資助的方式籌集資金，他們沒有申請政府補助，原因是私人資助的自主性更大，亦無須為了跑流程而耗費時間及人力資源。
正因為有自主性，空間的展覽安排極具彈性，例如駐場及辦個展的梁御東，展覽開幕後覺得作品尚有繼續深入發展的空間，咩事馬上就提供了空間讓藝術家延長駐場，並再次展出成果。鄧國騫曾挑戰一星期製作個展。陳翊朗亦曾在咩事足不出戶生活了一個月，藉此處理情緒，同時歡迎朋友去探訪，為這段「生活」做記錄。這種臨時性為藝術家提供了空間、時間及資金，是藝術計劃的最佳實驗場。
百呎公園及咩事在2015年同時出現於深水埗這個基層社區。而2016年開始，深水埗慢慢出現了各式咖啡店、選物店等「文青店」。同年，HKwalls舉辦街頭藝術節邀請藝術家繪製壁畫。藝術「美化」了社區的同時，亦使租金攀升。藝文界對於這個區域的「仕紳化」（gentrification）產生了激烈的討論，咩事直接找來了房東，直面各方人士的質詢。今日回看，當時對社會狀況及文化議題能有這個開放性及包容力展開討論，正是藝術社群能持續發展的原因。其後， Openground（前身為common room & co.）、合舍、Parallel Space等複合型空間亦相繼在深水埗誕生。深水埗成為藝文集中地，經歷了社會運動，甚至在疫情其間達至高峰，更多的選物店及書店進駐、舉辦快閃展覽等。
而在今年，Openground及合舍相繼宣佈結業，Current Plans亦要搬遷。深水埗的人潮明顯減退，難道是這股文化能量消失了？抑或是流散至其他地區？還是隨着社交媒體的發展而改變了形態？
善忘都市中的「聚腳點」
無論如何，在社區藝術作為替代空間主流型態的時間點，筆者反而希望聚焦在工作室藝術且獨立營運的百呎公園及咩事，觀察他們如何打開了新一代藝文工作者對替代空間的想像。Negative Space成員梁望琛在2019年取得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碩士學位，他是藝術家，亦是策展人。他直言之所以會希望成立空間，是由於在學時接觸到百呎公園及咩事。對社會新鮮人來說，機會大多都是來自他人的。剛畢業的他心想：「與其等待別人的幫助，不如自己動手做。」，同輩的藝術家便是最好的同行者。於是便聯合陳庭及李新傑在灣仔富德樓開始了Negative Space（2018—2022），以半工作室半展覽空間的形式營運。Negative Space是個很隨性的空間，有些展覽發生得很即興。當有藝術家想辦展覽，空間又剛好有空檔，便馬上做一檔展覽。梁望琛說空間的重點在於連結，希望建立一個安全且值得信任的空間，與藝術家共同成長。
總而言之，這些獨立藝術空間既沒有理念上的前設，也沒有明確的經營框架，空間的出現大多是因應當時藝術社群的需求而誕生。李傑認為空間作為平臺，要追求成功才是錯誤的前設，容許展覽「失敗」才是實驗場的態度。除此之外，何兆南亦提到空間作為「聚腳點」的重要性，為當時缺乏交流機會的香港提供發生討論的平臺，讓藝術工作者自然建立的人際網絡，進而促成合作。這種模式或多或少推動了本土藝術圈的交流文化，無論是社交媒體上的打卡宣傳，抑或是主動連結藝文工作者的實體聚會（例如WURE AREA的「生米聚」），社交生態也在2020年後逐漸成形。
在百呎公園結束後，何兆南重新整理並醞釀想法，與黃湲婷及郭浩忠在2022年年底，於石硤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開始了新的獨立藝術空間「新公園」。除了提供場地，亦提供藝術家酬金及作品製作費，並加入策展的元素。他們以「一招得志」為名，每個展覽只邀一位藝術家，創作一件作品，希望能花更長的時間，更專注地與藝術家討論創作計劃，而非不斷「追展覽」，才能更認識、更專業地「做興趣」。借用何兆南的比喻：「策展人到藝術家工作室探訪，就像探險家去大森林裏尋找有趣的動物，畫廊的作品比較像動物園裡被馴化了的動物，博物館藏品可能就是化石等級。在獨立藝術空間出現的作品就像最貼近原始生態的野生動物。」正因為門檻低、沒有架子，才能成為製造可能的地方，如同咩事的英文名稱「Things that can happen」，什麼事都有可能發生。
替代空間就像野草，在城市的縫隙中為自身創造生存空間。這種自發成立的空間存在於複合的灰色地帶，包括土地用途、營運模式，鬆散而自主的結構、拒絕定義的流動狀態卻為藝術家及策展人提供了實驗的機會，也使空間更具可塑性。雖然在訪談中發現，幾位空間營運者都非常專注在當下能做什麼，在執行的當下並未有意識舖墊未來。但就結果來說，這些經驗確實影響了年輕的藝術工作者們，亦為藝文圈建立了更緊密的網絡。
在生活節奏快速的香港，城市急劇變遷，霓虹風景都可以一夕拆除，回顧曇花一現的藝術空間就像考驗記憶的遊戲。但正因為都市善忘的特質，回望這些經驗才更覺重要。
高穎琳( 2篇 )獨立策展人、藝術家。畢業於香港教育大學創意藝術與文化學系，世新大學性別研究碩士。現往返於香港和臺灣生活與工作。曾任「Para Site」藝術空間的助理策展人（2021-2023）及大館當代美術館的藝術教育及美術館統籌（2019-2021），亦是nomad nomad共同創辦人，曾策劃 「香港與福岡的日常——當代藝術考現學」、「後人類敘事」系列（牛棚藝術村及香港醫學博物館，香港，2020-2022）、鄺鎮禧個展 「PS 備註」，李鈺淇個展「碎心碎片迪斯可球」以及「社區藝術實驗計劃——週街展」（九龍城街道，香港，2013-2014）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