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門銷煙見證者──瀋陽故宮藏名將關天培的望眼鏡

在瀋陽中街邊有一莊嚴又肅穆的古老建築群──瀋陽故宮。它占地六萬多平方公尺，共有建築100餘座、500餘間，是僅次於北京故宮的最完整的皇宮。曾經是皇家禁地，而今是對外開放的世界遺產勝地。

瀋陽故宮始建於1625年，初為努爾哈赤所建造，皇太極繼位後，這座宮殿才修建完工，成為真正的皇宮。1643年，福臨大政殿登基，次年入關定都北京，從此這裡變成了陪都行宮。乾隆十一年至四十八年（1746-1783），為了皇帝東巡祭祖，又增建了東、西蹕所及西路建築。當東門緩緩打開時，映入眼簾的東路建築群別具特色，正中坐北面南的一座八角殿即是「大政殿」，兩側呈燕翅排列的亭子稱為「八旗亭」或「十王亭」，它們彷彿披著青灰色鎧甲的八旗侍衛，守護在大政殿兩旁。

目前瀋陽故宮於十王亭設有常設展「八旗與清代武備展」，共分「八旗創立」、「八旗戰事」、「清代馬裝具」、「清代弓矢」、「清代長兵器」、「清代短兵器」、「清代火器」、「輔助戰具」八個單元。而在鑲紅亭展廳展出的第八單元「輔助戰具」，展示了作戰指揮、通信聯絡、預警瞭望、戰場防護、攻城守城等用具，其中尤讓人好奇駐足的，是一件館藏關天培望遠鏡，相較於雲版、海螺、藤牌等古代輔助戰具，此件望遠鏡顯得科技感十足。

從神話文學及考古文物裡，可以看出中華民族長久以來對於「望遠」的嚮往與追求。中國古代傳說有一個具超常目力的人物，名為離婁。離婁相傳為黃帝時人，一作離朱，視力極強，能於百步外洞察秋毫。（註1）歷代典籍如《孟子》、《韓非子》、《商君書》、《呂氏春秋》及《楚辭．九章》等都提到此號人物；宋元時期的講史話本《武王伐紂平話》更是賦予離婁「千里眼」的特異功能，後來在元雜劇楊景賢《西遊記》裡的離婁，同樣能一望，一直到明代四大奇書之一的吳承恩《西遊記》小說中，仍延續了「千里眼」的神話形象，而且還成了玉皇大帝殿前的侍衛。

除了通俗文學，道教神祇裡也有千里眼，最為人所知的就是陪祀於媽祖左右的「千里眼」與「順風耳」。兩神是如何被媽祖收服的呢？相傳祂們原是出沒在湄洲西北方向的兩個妖怪，面目猙獰，身材高大，聲如巨鐘，來去如飄風閃電，經常出沒在附近一帶海域，興風作浪，危害海上捕魚及行船的人們。年僅23歲的媽祖得知此事後，立即攜帶銅符等法器上山作法，很快便將二妖降服，並皈依門下，成了媽祖身邊的駕前將軍。現在海峽兩岸許多媽祖廟裡都可看見此二神尊，舊時大小漁船、貨船亦均供奉之，祈求護佑船民安全。「千里眼」的形象均是四肢裸露、散披衣褲，右手持叉，左手在眼睛前方「搭涼棚」作遠眺狀；「順風耳」則身披袍褂，左手握一紅蛇，右手持一方天畫戟，側耳作聽音狀。

而在考古發掘中，三星堆遺址出土眾多表現人類「眼睛」的文物，尤以「縱目人」青銅面具最為有名，其高82.5公分，寬78公分，瞳仁呈柱狀向外突出16.5公分，雙耳肥大向兩邊飛揚，造型非常誇張，讓人充分感受到先人對增長視力和聽力的渴望。

中華民族創造了造紙術、火藥、指南針、活字印刷術等四大發明，在光學方面也有許多文獻記載及研究成果。先民很早就發明了銅鏡，並利用凹面鏡和凸面鏡的反射現象，研究出可以聚集太陽光線而引火的「陽燧」。宋代科學家沈括（1031-1095）在《夢溪筆談》卷三中解釋了「小孔成像」的現象，並提出「礙」的概念（類似現代光學所謂「焦點」），即：「陽燧照物皆倒，中間有『礙』故也。算家謂之『格術』。」在論述「陽燧」時，他說：「陽燧面窪，向日照之，光皆聚向內，離鏡一、二寸，光聚為一點，大如麻菽，著物則火發，此則腰鼓最細處也。」（註2）

儘管中國先民研究光學也算小有成就，但遺憾的是最終未發明出望遠鏡。究其原因，有專家認為中國陶瓷業發達，僅陶瓷業就能製造出精美、耐用、保溫而又便宜的器皿，故造成了琉璃業的萎縮。從中國古代光學成就的相關文獻記載來看，也未見用玻璃儀器取得成就的相關記錄。另外，英國歷史學家艾倫．麥克法蘭（Alan Macfarlane，1941-）所著《玻璃的世界》認為，中國光學相對滯後的另一個重要原因，乃是中國古代沒有幾何學，因為「對空間和光的認知」正是幾何學的核心。（註3）

那麼，誰是望遠鏡的發明者呢？這個問題頗有爭議，重複率最高的答案是位在荷蘭阿姆斯特丹西南約130公里的米德爾堡市，一位名叫漢斯．利普赫（Hans Lippershey，1570-1619）的眼鏡製造商。1608年的某一天，利普赫的學徒趁他不在，閒暇之餘拿著各種透鏡窺視四周自娛自樂。最後，這個徒弟拿了凸透鏡和凹透鏡兩片玻璃透鏡，一近一遠地放在眼前，結果驚訝地看到遠處教堂上的風標變得又近又大。利普赫知道此事後，立刻投身實驗，他將透鏡安裝到一根金屬管子裡，從而製成了第一架望遠鏡。（註4）

後來利普赫將自己製作的望遠鏡獻給了荷蘭政府。當時荷蘭正在反抗西班牙的侵略，與西班牙苦戰40年還未分勝負。荷蘭海軍得到了望遠鏡後，艦隊船隻就能在敵人看見他們之前就先知道對方的動靜，取得攻防先機。（註5）正因為利普赫的望遠鏡，荷蘭得以抵抗西班牙的優勢兵力，利普赫也獲得了政府嘉獎，而這可以使人成為「千里眼」的望遠鏡更是從此聲名大噪。

1609年，義大利科學家伽利略從朋友和學生處得知利普赫的這項有趣發明。出於科學家的敏感，他意識到望遠鏡這項戰爭利器應該也可以用於科學研究，於是他決定自己動手製作一架望遠鏡。通過反覆的設計圖紙、計算曲率及磨製鏡片，經過一個夏天的努力，他終於製造出一架能放大九倍的望遠鏡，並成為第一位將望遠鏡指向星空的偉人。

1615年，耶穌會士陽瑪諾所撰《天問略》在北京刻印，書裡提到了伽利略的望遠鏡及其借助望遠鏡所取得的一系列新發現，這是中國第一次在書裡接觸到有關望遠鏡最新的科學研究成果。而第一架望遠鏡入境中國，則是六、七年之後的事了。這架望遠鏡先是耶穌會士鄧玉函從米蘭得到的，後來一直保存在德國傳教士湯若望的手中。湯若望在《遠鏡說》中介紹了1622年他親身參加澳門戰爭時望遠鏡的用途，並把西方望遠鏡的製作使用方法介紹給中國。而後隨著南京教案雨過天青，湯若望等耶穌會士得以再次入京，望遠鏡亦隨之來到中國。

湯若望不僅將第一架望遠鏡帶入中國宮廷，他還在明廷裡負責欽天監的工作，親自監製望遠鏡並大獲成功。望遠鏡在明朝得以發展、運用，離不開崇禎皇帝的支持。根據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四卷「天文」記載，崇禎皇帝曾親自用望遠鏡等天文儀器，觀測過1638年12月20日的日食，是中國史上第一個使用望遠鏡的皇帝。除此之外，望遠鏡得以在明朝發展，也與徐光啟、李天經有著重要關係，如徐光啟領導的明末曆法改革，李天經接任主持曆局後，依然重視運用望遠鏡觀測天象，使得中國天文學進入了劃時代的新階段。

在中國，望遠鏡不僅用來測天象，也用於軍事觀測。如明崇禎二年（1629）防禦後金軍隊進攻時，徐光啟曾使用過望遠鏡窺敵；崇禎四年（1631），薄玨為中丞張國維造炮，「每置一炮，即設千里鏡，以偵賊之遠近」。由此可見，當時望遠鏡在明清交戰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明朝滅亡後，湯若望認為「新舊交替時刻的到來，並不覺得是什麼大難臨頭」（註6），出於愛護教民以及繼續傳教的決心，並為了保護辛苦完成的《崇禎曆書》雕刻木板及一些歐洲儀器、圖書，湯若望選擇繼續留在北京，並為清廷服務，而原明王朝欽天監的官員亦都歸順大清。湯若望被選為曆局的領導人後，為清廷修正了新曆法。清順治二年（1645）七月初九，湯若望向朝廷呈獻了六幅地圖和三件天文儀器──渾天儀、望遠鏡和地平日晷，望遠鏡就這樣進入了大清王朝的宮廷，並受重用。

清宮望遠鏡的首要來源是外國使者和外國傳教士的直接進貢，望遠鏡是他們的進貢必備品。第二個來源，則是地方總督、巡撫、粵海關官員、王公貴族和皇親國戚們的進獻，在《康熙朝（十六年至六十年）陳設檔案》、雍正朝的《宮中進單》、《貢單》多有此記載。第三個來源則是清宮造辦處的工匠們在西洋技師的指導下，製作望遠鏡。

由於望遠鏡在清代屬於奢侈品，所以清代的皇帝是首要使用者。例如康熙皇帝不但曾借助望遠鏡進行天象和地理的觀測，還寫下一首詩〈戲題千里眼〉：「欲窮視遠目，曠渺有無中。體認全憑準，遐觀約略同。雖依雙鏡力，獨用河睦功。不重西來巧，清明本在躬。」其借物詠志，認為望遠鏡看得再遠，也代替不了人的眼睛；西學雖巧，但不可過分看重，要做到政治清明還得靠自己。康熙之後，雍正、乾隆二帝對望遠的科學研究不如其父祖，他們主要用望遠鏡觀景或作為狩獵必備物品。乾隆皇帝也寫過詠望遠鏡的詩，不過和他祖父康熙皇帝一樣，多是讚歎望遠鏡的神奇功效，再引申到政治層面。而出於籠絡人心之目的，皇帝也常將望遠鏡賞賜皇子或臣下。相傳清廷畫師郎世寧所繪的香妃戎裝像上，香妃就握著一具簡單的單筒望遠鏡。

此外，清宮也把望遠鏡視為「出兵用」軍事神器，御前太監必須經過皇帝諭旨後，方能將望遠鏡從宮中取出送交用方人員手中。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康熙朝中後期陳設帳檔案及《清聖祖實錄》、《清代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檔》中均有相關記載。而檔案中多有提到「千里眼」，則指的是應該是小巧玲瓏、便於攜帶的望遠鏡，主要用於地面觀測，瀋陽故宮院藏關天培望遠鏡即屬此類。

瀋陽故宮所藏的這架關天培望遠鏡，為單筒折射式六節望遠鏡，全長113.9公分，物鏡口徑6.2公分，目鏡口徑4.3公分。令人留心的是，鏡身前部鏨有12個陰文銘文：「水師提督關天培道光二十年」及滿文字。其上所記的「道光二十年」，正是鴉片戰爭開始的1840年──曾經封閉自大的大清帝國，也抵不住工業革命後的英國堅船利炮，是中國近代歷史上令人刻骨銘心的年份。

人稱「關忠節公」的關天培，不但努力學習文化知識，並且更看重實用性。關天培認為「我不學作詩吟賦，只學上奏章行公文，這才是實用之術」，故每每上奏之公文，必行文流暢，斐然成章。從漕督右營把總，到川沙營水師參將，關天培都做出了很多豐功偉績，但是要說他職場上的轉折點，仍要從道光時期漕運說起。漕運主要的運輸方式有河運、水陸遞運及海運三種。清早期以河運為主，但到了道光初年，黃河泥沙淤積，河道不暢，所以道光皇帝最終採納了大臣的建議，恢復海運。這個機會使關天培被推舉為督運漕糧的總督運官。道光六年（1826）春，關天培成功將120餘萬石漕米從吳淞口運送北上，並且無一人傷亡。此番成功之舉獲得道光皇帝的讚賞，很快就提升為江蘇太湖營水師副將、江南蘇松鎮總兵。

鴉片在公元7至8世紀，作為藥材從印度等地傳入中國。雍正時，鴉片發展成毒品，引起雍正皇帝的警覺，並下令禁止分銷鴉片，不過這並沒有擋住鴉片的傳播。到了嘉慶年間更為嚴重，下至黎民百姓、上至皇親國戚都開始吸食鴉片。本已岌岌可危的大清國，受到鴉片侵蝕後更是不堪一擊。

道光十四年（1834），關天培被調任為廣東水師提督。他上任後便全身心投入到調查研究與整頓工作。道光十九年（1839），林則徐受皇命南下禁煙，關天培也極力配合工作；同年6月3日，林則徐下令在虎門海灘當眾銷毀鴉片，至6月25日止僅23天的時間，便銷毀鴉片1萬9187箱和2119袋，總重量為237萬6254斤。在關天培等人的支持及武力配合下，虎門銷煙取得重大勝利，期間關天培更是親率水師，連續六次擊敗英國的野蠻進攻。這些勝利的背後，除了關天培苦心經營海防，還有其手中戰時必備輔助用具望遠鏡。

然而，虎門銷煙觸犯了英國商人的利益，中英矛盾迅速激化。1840年6月，由48艘艦船、陸軍四千人以及海軍兩至三千人所組成的英國遠征軍，封鎖了廣州珠江口，第一次鴉片戰爭就此爆發。欽差大臣琦善遣散兵勇，盡撤海防。1841年1月7日，英軍攻佔虎門要塞外圍屏障沙角、大角兩炮臺。在虎門危在旦夕之時，關天培親赴琦善府上講明利害，琦善僅作敷衍了事。惡戰在即，無奈之下，關天培自知寡不敵眾、孤立無援，但依然堅定決心以死抗戰。為了激勵士氣，關天培將家中僅有的財貨和衣裝全部典當，湊集銀元千枚，遍賞軍士。2月26日，英軍又進攻虎門要塞靖遠炮臺，關天培在靖遠炮臺用望遠鏡看見英軍如潮，登島肆虐，心急如焚。在無援助的情況下，關天培揮刀督陣，在炮手犧牲後，他親燃8000斤大炮轟擊敵艦。後來許多大炮炮身發紅炸裂，加之大雨傾盆，大炮受潮失去作用。此時，英軍炮火更加猛烈，守軍犧牲過半。危急中，已「身受數十創」的關天培，仍手持大刀手刃數名英軍，「血淋漓衣甲盡濕」，最終中炮，以身殉國。關天培犧牲時仍雙目不閉，怒視英夷，雙手拄刀，「挺立如生」，令英軍見之，「反駭而仆」。最終鴉片戰爭以失敗告終，大清王朝也簽定了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中英南京條約》，中國從此淪入了半殖化的封建社會。

瀋陽故宮院藏的這架關天培望遠鏡，是國家一級品文物，上面的銘紋「道光二十年」，如今就像警鐘一樣時刻提醒人們，落後就要挨打。鏽跡斑斑的關天培望遠鏡，是民族英雄關天培的遺物，是愛國精神的傳承。每每看到這架望遠鏡，關天培正在英勇抗英情景彷彿歷歷在目，英雄雖已逝，精神永留存。

本文原載於《典藏古美術》330期（2020年3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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