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神域的轉換與重製：曹良賓的「想像之所」

1985年，亦是解嚴前的兩年，當時的桃園縣政府（升格直轄市前）預計將當地的桃園忠烈祠由原本日治時代木造神社建築拆除改建，因而在公開競圖後錄取建築師李政隆、李重耀的合作作品。不過當時李政隆得知，這是國民政府入台後，當下少數僅存完整的神社建築，便公開放棄設計權，交付公眾討論，最後桃園市議會做出保留決議，於1987年，同時也是解嚴那年整修完成，現在則是桃園市定古蹟。

雖說桃園忠烈祠現為戰前日本帝國外地現今保存最完整的神社建築，但它並非復原成日治時期的樣貌，而是保留成戰後被改造成忠烈祠的狀態，主殿原本供奉日本神明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與開拓三神，之後改置鄭成功、劉永福、丘逢甲遺像，並在拜殿設置中國反清、抗日烈士靈位。由此可見，國民黨政府領台之後，並沒有將神社的詮釋權交付給土地與人民，而是採用相同的模式將這些「國家神域」轉化成自我的統治象徵。

曹良賓2018年於TKG+ Projects的個展「想像之所」，即是討論戰後台灣國家神域的轉換與建構狀態。如上述桃園神社的例子，戰後國民政府通常是將神社直接轉化為忠烈祠，並且直接使用建築本體，曹良賓亦透過現今的狀態與過去的歷史檔案相互對比，以詮釋這個現象。如位於台北大直地區的國民革命忠烈祠，1945年日本投降後直接將台灣護國神社拼湊成忠烈祠，直至1969年才改建成現今模仿中國北京紫禁城太和殿的建築。我們或許可以在這轉換中發現一個略帶諷刺的歷史現象，1942年落成的台灣護國神社，原本是建來供奉二戰中死去的台籍日本兵，但事實上這座神社建築，它身為國民革命忠烈祠的時間，比它是台灣護國神社的時間還要長，這樣的狀態對照台籍日本兵迄今尚未在台灣擁有國家級紀念場域，且流轉於歷史邊緣的窘狀，令人感嘆大時代的無情與捉弄。

神社在日本的民俗信仰中，是具有獨特意涵的建築，每個建築配置，甚至是每個建築元素，都有其意義所在，雖然直接被改為忠烈祠，但其實兩個時代留下的痕跡與「氣味」並不會消失，而是混搭成另一種反映土地記憶的獨特面貌，這次展出中，透過藝術家的觀察，觀者彷彿也能從某些蛛絲馬跡中，看出作品當中隱藏的各種線索。以《高雄忠烈祠–山門》與《高雄忠烈祠–石燈籠》來說，便可約略看出高雄忠烈祠（前高雄神社）位於壽山高處的地理位置，這基本上就是神社建築相對於城市最常見的配置模式，即作為一個守護當地的「鎮守神社」通常會位於可俯瞰城市的高處，藉以成為「守護」當地的存在。另外在神道的觀念中，神是從森林降臨的，因此市區旁的山陵地，常是神社建造的最佳位置，森林也會順勢成為神社的「鎮守之森」，如高雄神社建於壽山、台灣神宮（今圓山飯店）建造於台北市的劍潭山，一旁也建有台灣護國神社（今國民革命忠烈祠），桃園神社（今桃園忠烈祠）建於虎頭山，宜蘭神社（今宜蘭忠烈祠）建於外員山，新竹神社亦建於牛埔山等，不論戰後神社如何轉變成其他的公共設施，其所在地皆可反映神社建築需具備的地理條件之一，以及祂需要與當地土地緊密結合的特質。

另外，以《桃園忠烈祠正殿：鄭成功、劉永福、丘逢甲像》一作為例，便可以看出華人世界信仰與日本神道信仰間的差異，日本神社的正殿內放置的「御神體」基本上不可能讓一般信徒看見，有時甚至連神職人員也不一定會知道這個象徵神社主祭神的「御神體」究竟是什麼，神一直是以一種神聖且不可視的方式存在，在日本的民間傳說當中，有人好奇打開神社主殿的門看到御神體之後，隔天馬上受到神明詛咒七孔流血而死的鄉野奇譚也不勝枚舉。而在這件作品中，桃園忠烈祠的「神社主殿」直接敞開，並且直接向外展示內部的「御神體」當然這是依循華人祭祀模式的結果，並無不妥，但兩者混合的結果，倒也在這台灣島上造就了此類獨特的文化奇觀，亦是值得觀者深思政權與歷史在文化資產上，又或者說，刻劃在我們身上的獨特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