險遭回收的歷史檔案，卻是瞭解清宮盛世的關鍵：中研院「皇清盛典展」現正展出中

而光緒帝則是四歲即位，適大婚之齡，奉慈禧皇太后懿旨，於光緒十五年（1889）正月二十六日，冊立副都統桂祥之女、慈禧皇太后的侄女葉赫那拉．靜芬（1868-1913）為皇后，即後來的隆裕皇太后，於宣統三年（1912）十二月廿五日接受南京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所提出的〈清室優待條件〉後，便以隆裕皇太后之名頒布退位詔書。

除了詔書之外，我們還可以透過「大婚堂行」簿冊來了解婚禮的大小面向、各種細節。光緒帝的大婚在光緒十五年（1889）舉行，整個籌辦工作在光緒十四年便已展開。「大婚堂行」簿包含五份檔案，在每份檔案的標頭，浮貼紅色小籤。內容為舉行大婚前的各項準備事宜，如：王大臣交玉如意給奏事廳、納采宴內務府預備樂人等之紅駕衣、綠綢帶、皇后陞輿降輿時間、慈寧宮筵宴辦理餑餑桌張羊酒數目等事。

至於1922年僻處紫禁城一隅的小朝廷為遜帝溥儀（1906-1967）舉行的婚禮，或可視為最後一場帝制的「大婚」。史語所收藏之明清檔案裡不僅保存了光緒十四年（1888）的「大婚堂行簿」，我們也意外發現了「宣統十四年」（1922）的大婚堂行稿與堂行簿。而這場眾所矚目的婚禮，壓軸的戲碼是十月十五日午時皇帝御駕乾清宮，陞殿接受中外的祝賀。堂諭檔中第八份文件便是關於陞殿受賀的流程。包括內監樂曲的安排、王公百官如何「各照品級、按翼排立祗候」，從皇帝與皇后入場陞座，到起座退場，都有規範。反諷的是，這場在共和國裡舉行的皇室婚禮，不僅顯示成年的溥儀正醞釀「恢復祖業」的開端，也引發了民國輿論的高度關切，徹底剷除帝制殘餘的呼籲更如在弦之箭。

如展出的《乾隆四十四年己亥恩科順天鄉試第二場題目》，為乾隆四十五年（1780）適遇高宗七旬萬壽，因此於四十四年（1779）八月舉行恩科鄉試的試題，翌年三月舉行恩科會試，「以彰壽考作人之盛」。科考每試三場，每場三日。例定八月初九為第一場，試以四書三道，經義四首。十二日第二場，試以五經各一道，十五日為第三場，試以時務策五道。此為順天鄉試第二場題目。除五經各一道外，並欽命詩題「賦得鴻雁來」得「時」字，五言八韻。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開始，在鄉試和會試中增考五言八韻詩一首。試帖詩因詩題多取成句，故題前均冠以「賦得」二字。採用八韻排律的形式，倣效八股文起、承、轉、合的結構。每韻上、下兩句為一聯，首聯「破題」，次聯「承題」，三聯「起股」，四、五聯「中股」，六、七聯「後股」，尾聯則為「束股」。

清朝會試天下武舉，不僅要考術科，頭場試馬箭、二場試步箭，合式之後，第三場亦需試策論。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為慶祝崇慶皇太后八旬萬壽特開恩科，武會試第三場策論題目「以治為勝」源自《吳子兵法》：〔魏〕武侯問曰：「兵以何為勝？」〔吳〕起對曰：「以治為勝。」

殿試揭曉的榜式叫金榜，有大、小金榜之分。大金榜是內閣於皇帝欽定甲乙後，以黃紙書寫，唱名後由禮部官員舉榜，第一甲第一名進士率諸進士跟隨，張貼於東長安門外，三日後，繳送內閣貯存。武殿試則由兵部舉榜，榜張於西長安門外。（圖12）小金榜是繕寫大金榜時，別寫一榜，為進呈皇帝閱覽之用。道光二十七年（1847）的《文殿試小金榜》共記載了張之萬（1811-1897）等二百三十一名考中進士的人員姓名、名次以及籍貫。其中第二甲第八名沈桂芬（1818-1880）、第三十六名李鴻章（1823-1901）、第三十九名沈葆楨（1820-1879）、第六十名郭嵩燾（1818-1891），以及第三甲第六名馬新貽（1821-1870）、第一百十四名朱次琦（1807-1881）等皆為中國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

透過天朝大慶特展的「大節」、「大燕」、「大婚」與「大比」四個主題，不僅可以看到清朝舉行盛典的規模與排場，如皇帝萬壽，頒詔封賞，普天同慶，也可以由筵宴位次圖、堂行簿、堂諭檔等檔冊看到禮典實際的策劃與執行，除了反映儀節繁複而嚴謹的一面，也有規劃筵席、張羅茶酒等貼近生活的如實呈現，兩相對照，更加深了我們對清宮禮制運作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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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同步刊載於《典藏古美術》330期（2020年3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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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大慶：皇清盛典展」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文物陳列館推出的特展，以清朝的節慶、禮典為題，透過史語所藏內閣大庫檔案的第一手紀錄，一窺清代的禮制規範與實際運作。

史語所庋藏之內閣大庫檔案原藏於清宮內閣大庫，清末因大庫整修而被移出，民國初年歸屬歷史博物館，惟該館因經費支絀，擬將此批檔案批售給同懋增紙店，以為改造還魂紙（編按：古代對再生紙的稱呼）的原料。適逢羅振玉（1866-1940）與金梁（1878-1962）於書肆中意外獲購數件檔案，循線訪查來源，羅振玉遂以三倍價格將之購入，移貯於彰義門的善果寺。羅氏曾從其中選件匯編成《史料叢刊》十冊出版，其餘則於1924年底轉售與李盛鐸（1859-1937）。1928年九月，史語所尚處於籌辦之際，胡適（1891-1962）與陳寅恪（1890-1969）便已向傅斯年（1896-1950）建議，設法將內閣檔案收存整理，傅斯年因此特別函請蔡元培（1868-1940）撥款支持，終於翌年從李盛鐸處購得內閣大庫檔案，並展開整理工作。

後因抗戰軍興，幾經斟酌，傅斯年決定揀擇檔案裝箱南運，隨著烽火蔓延，一路從北平遷徙湖南長沙、雲南昆明，再轉往四川李莊，抗戰結束後暫移南京，最後隨著國府渡海來臺。即在栖惶之間，檔案整理工作亦未稍歇，遷臺初期便開箱清點註記，1980年代則開始系統整理，1990年代中期更以數位典藏的方式保存，並公諸學界開放檢索。

回首來時路，倏忽至今竟已逾九十寒暑。我們特別以清朝嘉禮中「大節」、「大燕」、「大婚」與「大比」四個主題，展示內閣大庫中相關的典藏精品，用饗同好。誌慶之餘，永念前徽。

明清以前，國家不論官私，以冬至、元旦與寒食為三大節，每節皆有所謂前三後四的七日假期。明清以降，朝廷將元旦、冬至與萬壽聖節明定為「皇帝三大節」：元旦象徵一元復始，自是「天下臣民公共之大節」；冬至為大祀之日，天子祀天於圜丘，誠敬展現對越上帝之悃忱；至於逢遇萬壽聖節，自然更要普天胥慶、率土同歡！

如乾隆五十年（1785）正月，高宗以「御極五十年」，頒詔天下，此時高宗「壽逾古稀」，四海承平，天下富足，70歲的他又五代同堂，喜添「五世元孫」，乃參照康熙五十二年（1713）聖祖六旬萬壽，及康熙六十一年（1722）正月，分別在暢春園與乾清宮舉行之「千叟宴」，於乾隆五十年正月初六日，在乾清宮舉行「千叟宴」，擴大規模慶賀，宴請親王以下、朝鮮國使臣暨士商兵民，60歲以上者計3,900餘人。此外，由各督撫查明各省五世同堂者，咨送軍機處彙奏，率皆給予賞賚。

依據清朝典禮，「凡遇大節，萬方畢賀」，不只文武百官及外國使節會親臨現場，或者書面祝賀──進賀表文。皇帝御太和殿，不論在京的王公貝勒、文武大臣，或遠道赴京的蒙古外藩，皆群集於太和殿外，進表行慶賀禮。本次展出有山東登州總兵官特克慎、雲南臨元澂江總兵官佟國英、護福建巡撫姚棻、記名提督臺灣鎮總兵官萬國本等多件的進賀表文。《護福建巡撫姚棻題賀太上皇帝萬萬壽聖節》為嘉慶元年（1796）八月十三日，高宗第一次以太上皇的身份過壽，姚棻特上題本恭賀「萬萬壽聖節」的表文。至於藩屬諸邦如朝鮮、琉球、安南等國國王則遣使於歲末赴部，恭進慶賀皇帝三大節的表文，元日並隨直省表箋送交內閣。現藏於文物館的《朝鮮國王李淏表賀元旦令節》乃進賀皇上，故文內貼有一條黃綾，上書「皇帝陛下」。朝鮮國王祝賀皇帝三大節之表文式樣由內閣撰擬，頒發照式撰寫。

「燕」通「宴」，即宴飲之意。根據清朝禮制的規範，如現存五朝《大清會典》都明白表示：皇帝在三大節日裡臨御太和殿，受萬方朝賀，並舉行筵宴，但實際上三節中真正舉行朝賀的次數相當有限，在太和殿舉行筵宴的情況更是鳳毛麟角。經過逐步清點歷朝《實錄》，並與《起居注冊》記載進行核對，太和殿實際舉行筵宴的次數，顯然並不頻繁。總計有清一代歷朝歷年的三大節中，在太和殿上舉行大燕之禮的次數僅有48次。在一般情形下，皇帝是在萬壽聖節時於正大光明殿舉行筵宴。然而從乾隆十五年（1750）開始，一種新的慶賀慣例逐漸形成。當年高宗適逢四十不惑之年，特地在元旦之日御臨太和殿，接受萬國朝賀，並舉行大燕之禮。從此以後，凡遇在位皇帝逢十的「旬壽」，才在當年的元旦於太和殿裡舉行大燕，普天錫慶，薄海臚歡。

太和殿可說是傳統宮殿建築的代表作，以極大化的殿堂形制與廣場布局，具體展現皇權藉由「壯麗之觀」崇隆其「出治之體」。從開間廣闊的殿堂本體，加上殿前的丹陛，以及占地3萬多平方公尺的丹墀，王公貝勒、外藩大臣到文武百官，根據其爵位、官階與品秩按翼依次入坐，至於殿前檐下左右兩側，特別安置理藩院與都察院的席次，前者職掌蒙回外藩諸部，後者則監察文武百官。至於朝鮮、琉球等外國使臣，僅得於丹墀底下席次的尾端敬陪末座。整個太和殿與丹陛、丹墀上筵宴座次的分布安排，從王公貝勒到外藩貴族，從文武百官到外國使臣，內外親疏、東西尊卑，無一不是將天朝的政治秩序，定格在筵宴空間的布局之中。

史語所庋藏的內閣大庫檔案中，適有一幅手繪的太和殿筵宴位次圖。不過未見封面、標題，亦無相關附件註明該圖為何時所繪、用處何在。該圖與現存各種《大清會典圖》、《欽定禮部則例》所錄之相關圖示皆略有差異，圖上並有數處塗改痕跡。我們藉由紅外線掃描的輔助，還原修改之前的原圖，幾經對比，發現這一份檔案的底層還有一份被遮掩的檔案，可視為一檔兩案，分別涉及兩場性質不同的朝廷盛宴；圖裡有圖，宴外有宴。而被掩覆的原圖又恰為研判這兩場筵宴的時機與年代，提供了關鍵的線索：原始的座次圖本是為了籌辦同治十一年（1872）皇帝大婚的喜宴，因此安排的席次旁有文字註明「后父」與「后父族屬」等字。大婚慶賀禮的次日，皇帝於太和殿設宴款待皇后之父崇綺（1829-1900）及其族屬。在太和殿行的大婚喜宴，僅有男性參加。至於女眷部份則是當天在慈寧宮，由慈安與慈禧兩太后另設盛宴，款待皇后女方親屬。該圖後來之所以進行修改，塗去「后父」與「后父族屬」等字，並調整桌次，其目的則是為了籌辦另一場重要的國家慶典：同治皇帝二十旬壽的元旦大燕之禮。只不過事與願違，穆宗載淳還來不及等到同治十四年的元旦，便於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五日駕崩於養心殿的東暖閣，得年十九。

顧名思義，所謂「大婚」，是在位之天子迎娶皇后的婚禮。因此，只有當幼主在繼承大統時尚未成婚，迨至其成年後，才可能舉行「大婚」典禮。若皇帝即位之前即已娶親，一旦奉天承運繼位登基後，則只為正室的福晉舉行冊立皇后之典。回顧清代歷朝，僅有四位幼年即位的皇帝舉行大婚，分別為順治帝（1638-1661；1644-1661在位）、康熙帝（1654-1722；1662-1722在位）、同治帝（1856-1875；1862-1874在位）與光緒帝（1871-1908；1875-1908在位）。

順治帝幼年即位，先曾於順治八年（1651）八月，冊立蒙古科爾沁和碩卓禮克圖親王烏克善之女博爾濟吉特氏為皇后，是睿親王多爾袞攝政時指定的婚約，世祖終以「志意不協」為由，不顧眾朝臣反對，在順治十年（1653）八月將之降為靜妃，改居側宮。隨後於順治十一年（1654）六月，再度舉行大婚，改立二舅的孫女博爾吉金氏（孝惠章皇后，1641-1718）為后。然世祖最為寵幸的是皇貴妃董鄂氏（1639-1660），董鄂氏薨後，追封為孝獻端敬皇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