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部如何規畫台灣影視產業的未來？

台灣的電影票房數字，除了大台北地區因建置有票房連線統計系統，具有完整的票房數據之外，全國的電影票房始終處於「各自回報」的狀態，缺乏具備完整公信力的統計，也因此，近年來時有耳聞不同電影各自宣稱全台「票房第一」的窘境。除了台北票房之外，其他地區的票房數字，是由各戲院自行回報各自的數字給發行，發行再將同一份資料回報給片商，因此，不僅票房數字的真確性無可考核，也無法進一步要求詳細資料。

去年文化部開始建置的票房統計系統，正是以此資料來源為基礎，由戲院將同一份資料各自回報給戲院公會（台灣省電影戲劇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戲院公會再於每日下午2時，將資料上傳於文化部的統計系統。而正因為這份數據的真確性難以確認，文化部才決定重新召開公聽會，聽取各方意見，試圖重新修正原定的票房統計系統建構方式，並確認主責機構、公開方式與對象。

「電影票房系統透明化公聽會」現場，文化部影視局公布了一個數據─以目前亟待修正的票房系統而來，由戲院公會上傳的資料：自今年6月11日至公聽會前一天（8月11日），總計票房數字約25億3千萬左右。

光是針對這個回報而來的資料，現場電影投資人中國信託代表即發言，這是她第一次聽到全台統計的數字—儘管不具公信力。做為電影投資人，她永遠無法知道台北以外的票房數據，「問發行商，發行商就說戲院就只給這個資料，全省有多少，完全不知道。」

大家都在追問，真實的數字到底是什麼？

就產業結構而言，整個台灣電影業界之所以對票房透明化念茲在茲，主要是這個數字幾乎等同國片供需與產銷的基礎面貌，因為，台灣電影業幾乎完全以內銷為主。在《2015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中，來自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的統計數字，2014年電影相關產業營業總額289億中，外銷僅占了1.33%，其餘近九成全以內銷為主。而在這289億中，戲院系統總營業額佔97億，DVD租賃則佔48億，合計佔電影產業鏈營業額五成，向下才是發行及製作端。然而，這些營業額數字中，製作、發行、映演三方，究竟國片與外片營收比例各佔多少，或者更詳細的票房數、觀影人口、上座率、排片率為何，則毫無確實的統計資料可言，唯能以財政部「個別廠商申報的類別」的營業額，做為全台電影「產業」可供參考的數據，不僅無法針對國片產業做進一步分析，更無力對未來的產業發展做出評估或擬訂政策，成為台灣電影產業與政策長久以來的困境。

以往，若要推算全台電影票房，業界有個非常簡單的算式：「台北電影票房乘以2.2至2.3倍，大約為全台票房總數」。換句話說，台北地區以外的票房大約是台北的1.2至1.3倍（去年國家電影中心出版的《2015電影年鑑》中，關於票房的計算方式，因應台北地區以外新成立多家影城，拉高了全省的比例，因此調高到1.3至1.4倍）。以此估計出的數字，近年全台票房大約落在90億上下，其中，約9/10為外片票房，1/10為國片票房。

這個長期以來皆模糊不清的數字，卻本應是戲院與片商拆帳的依據。台灣現行戲院與片商的合作模式，分為拆帳與點數戲院兩種計價方式。拆帳戲院，除了大台北地區以外，泰半是已建立電腦售票連線的連鎖大戲院；許多地方戲院（包括部分連鎖戲院）則是俗稱的「點數戲院」，以台北票房數字為基準，千分之一為一點單位，對地方做估值，由一點至十點不等買斷國片電影播映權，至於播放天數、廳數，乃至於票房，則無從置喙亦無可得知。

2016年8月6日，文化部長鄭麗君出席「紀工聚會」，暢談其上任後對影視產業的政策規畫，開口就是「產業轉型」；相隔不久的8月12日，文化部舉辦「促進全國電影票房系統透明化公聽會」，針對去年6月通過施行的《電影法》修正案第13條，討論「如何落實」票房統計系統與透明化的建置。

電影產業因其製作經費龐大，因此，相較於各範疇的文化生產項目，經常得更直接面對資本市場，無論製作、行銷或投資方，都急切需要更全面的產銷供需資訊，以求取進一步對市場的預估與掌控。也因此，「全台票房透明化」大概是台灣從2008年國片稍微擺脫長期低迷、顛簸著企圖向上後，電影相關工作人員與學者一路以來關切的重點。

對此一現象，電影圈相干人等也都了然於心。直到去年《電影法》修正案通過實行後，電影票房系統至今仍難以完備上路，核心原因正是出在映演業者（即各戲院）與製作、發行端的需求不同調。（參見《放映週報》洪健倫，〈電影法跛腳，票房系統裝蒜：國片振興路遙遙〉）這個「不同調」的結構，從去年戲院與片商公會之間的矛盾，延燒到公聽會上。現場，各導演、製片、發行、投資、學界等身分的出席者，以及代表映演業出席的台北市電影戲劇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張中周，兩造之間存在明顯的拉扯與張力。戲院公會以商業機密及硬體系統建置的困難，嘗試杯葛票房系統透明化的政策。文化部大刀一砍，直接表明《電影法》修正案第13條就是以透明化為前提，以資訊的公信力為目標。其他各單位代表則分別提出諸多建議，包括售票連線系統、電子發票、娛樂稅統計等票房統計方式，期待能在文化部介入之下，建立更完善的票房統計系統，此外，提高票房公布的即時性、業界／大眾雙軌的公布頻率與內容等建議，也是業界的期許。

公聽會最終達成四項共識：一、年底前由文化部提出系統改善方案與法規檢討，包括母法修法的可能，以及子法的研議；二、文化部指定授權國家電影中心做為第三方公布單位，產業界採會員制方式公開資訊，公眾則再研商公布內容及公開頻率；三、映演業提前於每工作日中午12時前提供前一營業日票房數據，未來朝向當晚或更即時方式公開；四、文化部另邀集財政部、公平會、科技部，針對電影票房系統與資訊正確性等，研商政策措施。

當前的台灣電影，在好萊塢強勢入侵與中國電影強勢崛起的夾殺危機中，正奮力迎向產業轉型的階段，試圖發展成功與多元的類型電影。票房透明化對投資、發行以及製作方而言，除了是拆帳金額的依據之外，更直接影響到台灣電影產製的市場評估。不同地區的觀影人口結構、消費習慣、影院選擇、類型偏好等市場分析，都必須以實際、詳細的票房數據、觀影人口為基礎；而即時、有效的票房數字，也是行銷應變的重點。台灣影業是否能逐步發展出專業的市場評估、前期規畫，以及行銷的彈性應變能力，票房透明化只是起點。

新任文化部最大的企圖，除了與科技部、教育部合作，擴大文化部的預算經費來源，更直接的改變，是調整原本的政府電影獎補助系統，因應資本市場的挑戰，轉為補助與投資雙軌並行，以後者為目標基礎，創建新的中央單位行政法人「文創院」，負責15類文創產的產業研發、投資、輔導及市場拓展。野心之大，可以想見，然而，回觀近年政府對電影的投資，亦不無前例可循。

2010年2月，台灣通過《文化創意發展法》，明訂由國發基金提撥一定比例金額，投資文化創意產業；5月，國發基金即編列100億預算，在當時文建會的「加強投資文化創意產業實施方案」中，文化部先列了60億，與民間合作共同投資文化產業。在所有的創投案中，電影大約只用了五億元，包括《賽德克．巴萊》、《志氣》、《大稻埕》、《大尾鱸鰻》、《瑪德二號》，2012年年底，一部由國發基金所審核通過的管理顧問公司「台灣文創一號」，分別投下3500萬，加上導演周美玲自籌的4100萬（含800萬電影輔導金）的《花漾》上映，被批為小朋友耍大刀的電影品質，開出慘痛票房，又因與中國「包底分紅」的合作模式，被大力抨擊。2014年，文化部與國發基金一同遭到監察院糾正，指其投資審議徒具形式。因為申請手續繁雜，加上嚴重缺乏審議與評估的專業，往後，國發基金的投資案幾乎是避開電影產業，成為曇花一現的政府投資電影現象。

對照過往政府投資電影案例的沉痛經驗，投資案的審查評估及輔導的專業機制，將是未來的「文創院」行政法人運作成功與否的重點。曾經被批評「補助、投資分不清」的文化部，是否能踩著目前正在施力的電影票房透明化做為基礎，發展出足以具備市場分析評估專業，而不再重蹈《花漾》的悲劇，導致又一齣腰斬的電影政策；又是否能真如部長所言，輔佐業界打造更良好的產品內容、執行技術、專業人才，乃至於拓寬通路的基礎環境，將是台灣今年被視為向下墜的國片生產能否重新轉正的契機—或最低限度，維持每年2%左右成長產值的關鍵。

新任部長鄭麗君表示，針對電影投資的短期階段目標，將重新啟動國發基金投資電影，以策略性的投資實驗示範，規畫新的模式，並「強化投後輔導」。長期而言，她則期待建立影視的金融體系，以「文創院」行政法人的中介組織，開發創意、媒合，建立政府投資與輔導影視產業的第三方機構。目前，她已規畫在下一期立法院會上，送出文創院行政法人的設置條例草案，至於實際預算來源、規模，與規畫時程，則未有詳細說明。

最終，台灣的國片市場，究竟何時能擺脫拍攝電影如修行，投資電影如慈善事業，發行電影如博弈事業的困境，朝向稍微健全的產業結構發展？至少，先盡可能觀察、參與並督促近期內顯然會密集現身的電影相關法規公聽會吧，畢竟，一個中央行政法人層級的建置與運轉，可不是一條法規或一場投資案，說停就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