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向感知學的共工與會通：斯蒂格勒與許煜訪臺講座側記

2019年11月1日至5日，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簡稱北藝大）博班實驗室邀請了法國著名技術哲學家貝拿爾．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教授與他指導畢業的博士許煜，以「藝術，在21世紀能做什麼？」為題，分別在北藝大、臺北市立美術館（簡稱北美館）與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以下簡稱交大社文所），給了三場共六篇論文的聯席講座，論題全都環繞在人類世（Anthropocene）與負人類世（Neganthropocene）、技術與藝術，還有機器生態與人工智慧等問題，不同講座皆設有來自不同背景的學者、藝術家作為回應人與他們對話。

筆者身為北藝大博班實驗室對兩位學者的落地接待與五天的隨行人員，除了參與兩位學者的全系列講座外，也有兩位合作著述方式的側面觀察，再加上此前有參與兩位教授相關著作的討論課程。基於上述，本文將梳理兩位本次講學所談關於思想、藝術與技術這三者之間連動的推論關係，擇要指出他們所釐清的一些概念：比方說人們對技術的普遍懷疑、藝術與技術的過度區分、以及感知學與美學的模糊意涵等等，並從而推知他們和與談學者、藝術家在面對當代（從控制論到人類世）與在地具體時空（如歐洲、加勒比海、中國、臺灣等地）下所提出倡議與做法的原因。

亦師亦友的共工：一同探問技術思想的過去與未來  
在哲學思想的共同工作歷史上，像是斯蒂格勒與許煜那樣一起研討並且寫論文互相回應，會讓人想起斯蒂格勒當年與他的博士論文指導老師賈克．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合著《電視的回聲學》的光景，而斯蒂格勒與許煜以聯席主講的形式，無論是他們在過去四、五年來於中國美術學院的系列講座，或是今年在北藝大的系列講座，則是另一種學術工作型態：隨著每天論題的推展，而彼此互相回應、增補論述乃至於提出新的角度，就連史蒂格勒自己也說：「這樣的工作關係是少見的。」他說由於許煜最初是理工背景的，跟他合作，可以激發許多思考。在演講中，斯蒂格勒時常以「My friend, Yuk.」來稱呼許煜，如此這般亦師亦友的關係，是此行兩人講學最根本的基調，過去筆者在這個陪同他們四、五天的講學旅程與目睹其二動態增補寫作的過程，親身見識到了他們在日常的思考演練下，如何一方面將哲學思想從嚴峻的科技現實或當代技術哲學偏鋒「退一步」（step back）回到古典的技術（techne-）思想來思考本體論翻轉或在地實踐的可能，另方面則是將現代歐陸哲學批判性地更新到當代乃至於未來的技術環境中，來思考多樣性和協作性的闢路，而上述這些都跟思想與新型的社會實踐有關。

現年67歲的斯帝格勒，曾在2006年於法國最知名的當代藝術機構龐畢度中心（Georges Pompidou Center）創立了研究與創新中心（IRI, Institutde recherche et d’innovation），並擔任主任職務至2018年。這個研創中心據斯蒂格勒說，是在龐畢度中心廣場的對面，成員大概有8-15人，以計畫為導向來規劃執行，其中成功的案子有關於兒童藝術教育的部分，此外他們也推行了許多技術與藝術有關的方案。1993年，他曾在貢比涅技術大學創辦「知識、組織、技術系統」研究小組，他也是歐洲「新工業性藝術」（Ars Industrialis）機構的聯合創始人，他對技術系統如何能增進人類的智能與知識，至今仍感到莫大的興趣。

就在原本是理工背景的許煜在倫敦大學金匠學院（Goldsmiths）修讀哲學博士時，斯蒂格勒也在該校客座，《論數碼物的存在》便是許煜經過斯蒂格勒教授指導的博士論文。2017年，許煜的第二本英文專著《論中國的技術問題：宇宙技術初論》出版，強調技術的多樣性並非僅顯示於歐美中心，在亞馬遜、印度、中國都有，所以他寫的中國技術問題也只是「其中一種」。許煜對於技術問題的思想方式，在他於臺灣此行多次的演講中皆提出一種「退一步」的態度，例如海德格對於現代技術的追問便是回到古希臘對於技術的定義（這也是第一天北藝大科藝所王俊傑所分享的閱讀經驗），但許煜說：「回去（going back），不意味著成為希臘人。」如同他回到中國古典思想中，思考道與器的關係，是為了對當代的技術現實與技術傾向作出批評的準備。斯蒂格勒在11月5日周二北藝大的演講問答也說：「去尋求希臘的思想資源，是希望去指出存有（being）模式，既不是消費（consume），也不是可被計量（calculable），而是一種「開放性」（openness）。」而許煜也說：「敞開就是不能被示範（demostrate）」，而藝術的探索，就是去發掘「智能之宇宙天性」（cosmo-nature of intelligence）。

無論是斯蒂格勒或許煜，皆把藝術看作是一種海德格式去除遮蔽的「解蔽」（aletheia）行為，也就是追求真理的行為。許煜說：「藝術是真理的近用（access to truth）」，而在11月2日周六於北美館的演講「界線與近用」中，他則舉到了中國山水畫的例子，對他來說文人去畫山水畫，是一種精神性超越的修練。而對提出當天大會主題「負人類世的形構」（Shaping the Neganthropocene）的斯蒂格勒來說，「解蔽就是一種負人熵（neganthropy）的模式」。

藝術與技術的會通：從「器官外置化」到「思維化」的當代感知學 
在過往人們閱讀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技術的追問》，常常會解讀海德格是將技術視為洪水猛獸，這種閱讀的情形類似於人們閱讀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機械複製時代下的藝術作品》時對「機械複製」的負面態度。但斯蒂格勒多次在演講中強調海德格曾寫道：「技術是曖昧不明的，這涉及到真理的解蔽，而技術的本質是神祕的。」也在這個意義上，斯蒂格勒說技術便帶有藥理學的意涵（Pharmacological sense）：「同時是毒藥，同時也是解藥。」這也是為什麼斯蒂格勒決定畢生要在科技大學任教、並跟科技大廠試圖尋求合作的危機感與任務感來源。第二天北美館會上的藝術家賴火旺教授也分享了他在中國網路當匿名駭客的危險經驗，也可呼應這層藥理學的意涵。

藝術與技術的會通，首先可見於斯蒂格勒提到鐵匠的例子，他說鐵匠的匠人精神（Craftsmanship），來自於對物質的熟稔與重複敲打的操練。而進一步的則是通過極度的自動化，才能「解自動化」（dis-automation），他在第三天舉到賽車手的例子：「一個頂尖的賽車手，是一方面將人與車合一為一個幾乎是全自動化的共構體，但在危險關頭又跳脫出全自動化的模式，而進行人作為個體的冒險犯難才取得勝利」。重複的操練，是斯蒂格勒相當看重的事情，這也形成2018年他向龐畢度中心提出辭呈的主因，原因在於他提的「業餘愛好者（ amateur）」（註）計畫，主事者並沒有採納。該計畫涉及的設想，是源自他提倡藝術的批評起自親自操練，正如過往時代的美術館參觀者會帶著畫具與空白畫布到藝廊中去臨摹、習畫，就如同他的老師德希達曾為了要評論舒曼的作品，而試著去學習彈奏舒曼的曲子一樣，斯蒂格勒認為批評者透過對其批評對象的操練實作，才得以進入批評狀態。

斯蒂格勒認為，藝術與技術的不分家，早在art在拉丁文ars定義中便有技術的意涵之外，他則推進到當代的哲學脈絡中，認為德勒茲在他給法國影評人賽吉．當內的信（Letter to Serge Daney: Optimism, Pessimism and Travel）中關於「操作者」（operator）的論述則是藝術與技術要共通思考的問題。對史蒂格勒來說，操作者就是認識（knowing）的實踐者。在第三天的演講，斯蒂格勒談德勒茲的「類因果性」（quasi-causality）去回應亞里士多德（Aristotéle-s）的「四因說」，他認為現代物理與技術（technics）則否認類因果性。而許煜也同樣認為過往笛卡爾式（Ren’e Descartes）的因果論是線性的，並創造出身心的二元論。許煜在第三天說：「藝術家是感知學的工匠」，在這個意義上藝術家也是一種對於認識、知覺與感受的操作者。過往已有許多論者認為Aesthetic被翻譯成「美學」，大大從感覺的問題性扭曲為美的問題性，故許煜提倡以「感知學」翻譯之，也呼應了史蒂格勒提到認識這當中所包含了「可感」（sensible）和「理性」（reason）的成分。

只是，這樣的操作者仍然是單一個體的，斯蒂格勒接著去設想一種集體操作的可能，尤其放在當代由「控制論」（cybernetics）所主導的社會中，也就是由普羅米修斯神話的火與工業化的蒸汽引擎此二意象所驅動的社會中，個體不斷遭逢了無產階級化、去社會雕塑化與去社會連結化的過程（這在第一天北藝大圓桌論壇林宏璋提問「藝術不能做什麼」的反論題與此有關），導致思想（penser）與療護（ panser）的中斷，於是跨個體性的實踐無法產生。所以他認為波伊斯的社會雕塑涉及到的生態學與經濟學面向，相當值得在21世紀重新思考。一方面藝術就是要進入個人的必需性（necessity）之中，同時也要進入集體操作的實踐中。

集體操作，對斯蒂格勒來說也是一種「再對偶」（re-doubling）：第一次是「器官外置化」（exosomatisation，如同他過往多數的著作所述，其中尤以他的博論《技術與時間》為代表），第二次則是「思維化」（noetisation），而進入心理性（psychic），而這也是他用來討論藝術如何在21世紀去形構負人類世的核心機制。集體操作第一次是器官外置化，製造腦外的記憶，從狹義的科技機具的載體到廣義的藝文創作，都是第二持存（有別於當下神經性感知的第一持存而進入記憶），第二次的集體操作則是思維化，是讓我們的意識接觸到介面時，產生第三持存的作用，揉合出嶄新的記憶模式，而這將有助於在21世紀去重新思考大數據與人工智慧的另類出路。

如何在負人類世進行負熵的集體操作？斯蒂格勒說，負熵（neg-entropy），不是反熵（anti-entropy），在藝術來說那是前衛主義式的藝術家對前人成果的全然推翻。負，不是否定性，但因為熵是不可逆的，有人跟斯蒂格勒在物理學說中並沒有負熵，只有低熵（low entropy），而斯蒂格勒則轉而去援引生物學所擁有的負熵概念。這也是為什麼第二天他在北美館會首要地提到「幽默」（humors）這個帶有生物學的概念，一種在古希臘醫學中所稱流動的黏稠體液，這是在個體身體的意義上；就生態環境的意義上則是黏土（clay），而涉及到跨個體的集體操作的意義，則是加勒比海區域種族差異無法區分的克里奧化（creolization）。他說：爵士音樂家查理帕克（Charlie Parker）的後殖民經驗就是克里奧化的鮮明範例。許煜用「分殊化」（fragmentation）來回應當前世界，斯蒂格勒則是提出了「分流化」（bifurcation）。北美館當天圓桌論壇黃建宏與洪廣冀分別以解殖與少數差異的臺灣在地經驗回應斯蒂格勒提出的後殖民情境。

若是要總結此行斯蒂格勒與許煜所探討「藝術，在21世紀能做什麼？」的這個母題，兩位哲學家此行邀請我們來一同試想與試做的應該是：藝術如何鬆動、盤整或轉化當代的科技而產生新的技藝，讓技術與藝術、工匠與藝術家回到早期不分的思想傳統，讓批評與實踐應該合流的倡議，成為我們今日進入人類熵世和人工智慧的關鍵時代，並以藥理的悖論，藉由器官外置化的器用與思維化的道說，促成一種負面情感與直觀智慧的感知性和跨個體性，讓作為思想與療護的藝術，可以持續往「危／機」之處，主動尋求「危險」的毒藥和「機運」的解藥。

「從毒藥中尋求解藥」，斯蒂格勒來臺演講的這幾天說了大概超過五次：「這很困難，但這是我們唯一倖存的方式。」

註 關於「業餘愛好者」的先前論述，可見《人類紀裡的藝術：斯蒂格勒中國美院講座》第一章第二節〈審美判斷引向個體化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