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計算，一種對藝術和生命的狂熱的愛：悼念斯蒂格勒

法國哲學家貝拿爾．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2020年8月6日辭世。作為與其有過數面之緣，其哲學的研究者，謹以此文了表對這位偉大思想家的悼念。

近十年，我曾與斯蒂格勒教授在不同場合有過數次會面之緣。這四次的會面，斯蒂格勒教授給我的印象是極為親切、溫暖、務實，而睿智的。於此同時，斯蒂格勒對我來說也是一位極為入世，或用現在的話來說，極為「貼地」的思想家（註1）。相較於其同時代的所有思想家，他最大不同之處在於其對於方興未艾的數位科技物件、震懾人心的真實社會事件、像發了瘋一般的時代政經走勢，以及獨體和人類的悲傖命運這四者間交織的深刻的哲學關懷、其對世界的頹墮和災難進行思考之詩性，及其對如此斷垣傾頹和「沒有未來」的世界裡「仍有未來」，仍有微光閃爍，仍有人際與世代間共融，仍有「做夢的可能」，而我們因而也可能變得更強壯的信仰。在他身上，我們同時可看見哲學家的睿智、詩人的天份（genius）、工程師的謹慎、務實、直觀和行動力，以及像農人一般的，對土地，對自然的開放性，以及對傳統智慧代代相傳的愛。

他曾於法國土魯斯市（Toulouse）開酒吧，他曾因搶銀行而入獄，並在土魯斯著名的法國哲學家葛哈內勒（Gérard Granel）的協助下踏上哲學之路，他當過法國龐畢度中心文化發展部部長，他曾於法國北部開辦哲學學校，他曾於巴黎郊區實驗新型經濟和學習的可能，亦曾說過瑞典「環保少女」桑柏格（Greta Thunberg）是他所謂的「斜槓」（bifurquer）（註2） 實踐的締造者 （註3）。也許他曾於其著作中談過的2002年法國南特大屠殺的行兇者鄧恩（Richard Durn）、法國極右翼政黨「民族陣線」（le Front National, NF）選民和桑柏格（註4）身上看到的是過去一部分的自己。透過胡塞爾（Edmund Husserl）、海德格、西蒙東、德希達（Jacques Derrida）、馬克思（Karl Marx），甚至是康德（Immanuel Kant）、拉華-古宏（André Leroi-Gourhan）、李維-史陀（Claude Levi-Strauss）、佛洛依德（Sigmund Freud）、李歐塔（Jean-François Lyotard）、德勒茲（Gilles Deleuze）、歐胡（Sylvain Auroux）、吉勒（Bertrand Gille）、維納（Norbert Wiener）、夏農（Claude Shannon）和洛卡（Alfred Lotka）等哲學家、人類學家、社會學家、語言學家、史學家和數學家的思想，斯蒂格勒思考的是對我們現今的每個人來說極為重要和必要，但卻極少有人從真正跨越學科藩籬的角度，持續、深入、具體和務實地思考的問題：「數位技術及其政治和經濟模式究竟替我們帶來了哪些好的和壞的影響？而我們又該如何從其帶來的壞的影響中跳脫？」。

更進一步說，從其1994年展開的，未竟的《技術與時間》（La Technique et le temps）系列（註5） 、2004年展開的《懷疑與失信》（Mécréance et Discrédit）和《論象徵苦難》（De la misère symbolique）系列、2005年展開的《建構歐洲》（Constituer l'Europe）系列、2008年開展的《照護》（Prendre Soin）系列、2015年展開的《自動社會》（La société automatique）和2018年開展的《什麼叫療傷？》（Qu’appelle-t-on panser？）系列，斯蒂格勒教授念茲在茲的乃是「這個由我們所創造的數位時代採取的政治和經濟模式究竟替我們的存有和獨體化，替我們棲居的生態環境，甚至替這個世紀帶來了什麼樣的好的和壞的影響？而我們又該如何透過一種新型態的『貢獻式經濟』（economy of contribution）和『斜槓』策略從其帶來的壞的影響中掙脫，並重塑人與人，人與其他物種，人與其身處的環境，甚至是世代與世代間的新關係？」的問題。

斯蒂格勒遺留的思想遺產
於此同時，斯蒂格勒教授也留下了幾項思想遺產，供我們進一步憑弔。第一項遺產是從「時間意識」（time consciousness）和「獨體化」（individuation），對數位科技進行的思考。時間意識是對時間延續的感受和知覺；獨體化是我們每個人透過對我們身旁的物件進行技術使用而使自己持續徹底地和他人區別開來的動態過程。在胡塞爾、海德格和德希達的哲學中存在著一條討論時間意識的軸線。斯蒂格勒對數位科技術的分析重拾了這條軸線。這條軸線雖散佈於斯蒂格勒的各本著作的不同區塊，但斯蒂格勒並未在任何一本著作中清楚說明這三位繼承著相同脈絡，且對其有重要影響的哲學家的思想對其思考（數位）技術問題的這件事有何關聯。用心的讀者或許能了解斯蒂格勒用胡塞爾的「持存」（retention）和「前攝」（protention）的概念討論數位技術帶來的時間意識、用海德格的「此在」（Dasein）的歷史性概念討論技術使用，或用德希達的「延異」（différance）概念討論攝影和文字書寫的內容，但卻不一定能了解斯蒂格勒使用胡塞爾、海德格和德希達的哲學的內在脈絡，即在討論（數位）技術時同時談論胡塞爾、海德格和德希達哲學的理路和內在理路和結構為何的問題，遑論其之所以在談論數位技術時參照胡塞爾、海德格和德希達哲學的原因和意義。

就此，我們可以將斯蒂格勒在參照胡塞爾、海德格和德希達哲學的情況下發展的數位技術哲學稱為「數位技術時間論」（The Notion of the Time of Digital Technology， NTDT）。透過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中會進行的任一數位操作來說明這種數位技術時間論。對斯蒂格勒而言，首先登場的不是海德格的老師胡塞爾，而是海德格。海德格的哲學幫助斯蒂格勒處理的是數位技術操作的「時刻」（instance），以及對數位技術物件的「提取」（take; nehmen）問題。其次才是胡塞爾。胡塞爾的哲學替斯蒂格勒處理的是數位技術操作時對「時間延續的感受」（duration），以及藉此將自己對事物進行記憶的責任和身體感給「外化」（exteriorization, exsomatization）問題。最後，德希達的哲學幫助斯蒂格勒處理的是數位科技操作的體態「節奏」和整個「數位生命」問題 （註6）。

在這個基礎上，斯蒂格勒也引入了席蒙東對「獨體化」概念的研究。在前述斯蒂格勒參照的諸多跨領域的學者中，席蒙東是對斯蒂格勒影響最深、最大，作爲貫穿其所有著作之骨幹，或有他，其所談論的其餘學者的思想才得以發揮其意義效能的一位。透過海德格和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在世存有」（In-der-Welt-sein; l’être-au-monde）概念，席蒙東在「主體」或「主體化」哲學當道的時代處理了「獨體化」和「主體化」之間的關係，並以此進一步思考了技術物件（technical objects）在我們的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以及究竟該如何與其互動的問題。就此，我們得以將其他事物視為主體看待的基底其實是獨體，而於更多時候進行的其實並非主體化，而是獨體化。在這個意義上，斯蒂格勒也透過他以席蒙東的獨體化哲學為基底，發展「數位技術時間論」的進路指出，透過獨體化的視角對數位技術進行研究將比透過主體化視角對其進行研究得到的更多，也更深。

尤其，在以主體為基本預設的現象學和實用主義對技術問題進行的主流風潮下，斯蒂格勒的這點更顯難得。有鑑於此，斯蒂格勒指出，我們因將記憶某事或某物的責任交給了外在的數位媒介而變得越來越笨、有魄無魂，像熵（entropy）不斷增加，元氣和能量不斷消散的喪屍和無頭蒼蠅般窮忙和「失向」（disoriented），變得越來越不知道要怎麼做，變得越來越沒有鑑賞判斷的能力和實驗精神，也變得越來越「普勞化」（proletarianization）。如何從時間意識和獨體化的角度，思考新型態的數位科技對我們產生的影響和改變？如何面對我們現今每個人皆在生命的某個時刻或多或少的經歷的普勞化，這或許是斯蒂格勒遺留給我們的第一項思想遺產。

第二項遺產是在透過時間和獨體化概念對數位科技進行思考的視角下，對政經現勢進行的的分析。斯蒂格勒對政經趨勢和事件的著力頗深。在政治方面，斯蒂格勒曾談過911事件、南特大屠殺、歐盟憲法的建立、代議和參與式民主的弊病、近年歐洲右翼勢力的崛起等將在人類歷史上留名，和令我們膽顫心驚的事件。在經濟方面，斯蒂格勒則提過近年整體經濟的獲利率下降，以及強調以創新式產品和行銷進攻低利率市場，強調「創造消費者需要」破壞式創新的出現等狀況。討論上述這些政經問題的並非僅只斯蒂格勒教授一人，不過從時間意識和獨體化概念討論數位技術的視角，對當今發生於我們生活週遭的這些政經問題進行討論的卻非斯蒂格勒教授莫屬。

透過對數位科技帶來的時間意識和獨體化轉變的研究，斯蒂格勒要我們感受的是這些至今仍方興未艾的政經風潮何以會出現，或事件主角在當時的實際身心和行為轉變。政治和經濟雖然是宏觀的，但斯蒂格勒教授相信，我們不能透過傳統政治經濟學，甚至是傳統主體哲學和精神分析的角度對其進行研究，而必須從獨體內在時間意識和身心狀態的轉變，即向普勞化的轉變，才能看到局勢和事件之所以會演變至今和出現的深刻原因所在。數位科技帶來的時間意識和獨體化的轉變出發，深刻地思考當今的政經局勢和事件，這是斯蒂格勒遺留的第二項挑戰。

最後，第三項遺產是透過「貢獻式經濟」，對當今的普勞化態勢進行的逆轉。貢獻式經濟是透過相互合作，協力開展出的某種以對自己賴以維生的土地的愛、智慧為基礎的經濟模式。斯蒂格勒生前在其創立的北法的哲學學校與「新工業性藝術」（Ars Industiralis）協會，以及巴黎北郊的實驗場域都對此經濟模式進行了實踐。如何透過對自己生長的土地之愛和智慧的開發，實踐一種小規模、在地性、區域性，但卻具有蓬勃的生命力的新型態經濟、經驗傳承和教育模式，並以此抵抗普勞化對獨體化的扞格，及其對於生命的戕害？這不但是斯蒂格勒教授生前不斷實踐的志業，更希望我們後人能不斷延續下去的核心關懷。

斯蒂格勒教授的如此關懷也延續到了其對於藝術的思考上。在這個以演算法和數據經濟為主導的時代，斯蒂格勒要我們超越一切計算和演算，要我們超越技術，要我們作一位真正的「業餘者」（amateur），要我們重新尋回對藝術，對描繪，對書寫，對生命的崇高渴望、熱情、信仰、判斷和愛 。（註7）在被拋於世、孤零零的「源起的過失」（default of origin）中超越計算，一種對藝術和生命的狂熱的愛。一種必須好好活著，一種必須用好好活著將其活出來的對藝術，對生命的愛。

是的，風起（註8）了，但太陽也出來了。

    

謹以此悼念斯蒂格勒教授。

註1 我在這點上乃與《誓言報》(Pledge Times)的專欄作家曼達利亞(Bhavi Mandalia)有類似的看法。對此，請見曼達利亞替斯蒂格勒辭世撰寫之專文。

註2 「Bifurquer」在法文裡有分支、分叉和分流之意，為斯蒂格勒教授生前（2020年）出版之最後一本著作《分流：沒有替代方案》(Bifurquer: Il n’ y a pas d’alternative)一書的主標題。在一個不完全相同，但卻可能具有創造性的意義和呼應關係的基礎上，筆者建議我們或可將斯蒂格勒教授所謂的「bifurquer」理解或譯為不完全與今日通用之「斜槓」（multiple careers）一般的另一種更具開放性、在地性、疆域性、實驗性、世代和知識傳承的可能性的「斜槓」來看待。

註3 對此，請見法國《解放報》(Libération)於今年三月對斯蒂格勒進行的訪談。

註4 對此，請見斯蒂格勒教授所著之《付諸行動》(Passer à l’acte)、《在破壞式創新中：如何不發瘋？》(Dans la disruption: comment ne pas devenir fous?)和《什麼叫療傷？卷二：格瑞塔．桑柏格的啟示》(Qu'appelle-t-on Panser ? T2: La leçon de Greta Thunberg)等書。

註5 之所以說未竟的原因在於斯蒂格勒過往曾提及撰述《技術與時間》第四、第五、第六，甚至是許煜於其悼文裡所說的第七冊的計畫。對於其學生許煜撰寫的悼文。

註6 礙於篇幅，筆者在此無法詳盡說明此「數位技術時間論」的進一步內容。對於此數位技術時間論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筆者日後將發表之與此有關之專文。

註7  對此，請見《人類紀裡的藝術：斯蒂格勒中國美院講座》一書收錄之斯蒂格勒教授撰寫之多篇專文。

註8 「風起」(The Wind Rises)是許煜替斯蒂格勒撰寫之悼文之主標題。「風起」的這個隱喻來自斯蒂格勒常提及的日本導演宮崎駿的動畫《風起》，和斯蒂格勒最喜歡的法國詩人梵樂希(Paul Valéry)撰寫的《海邊墓園》(“Le Cimetière marin”)這首詩中的一句話。這句話是：「風起了！我們必須試著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