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物畫（still life）作為歐洲繪畫的獨特傳統，主要源於17世紀荷蘭黃金時期。該特殊畫種名稱來自荷語「stilleven」，其興盛與17世紀於荷蘭發展的中產階級文化有著直接的關係。歐洲繪畫史上甚少有過此種現象：大規模的面對物品凝視、描繪及賞析。一方面這和荷蘭的新教文化亟欲擺脫過去對於人物、聖像的描繪有關，另一方面靜物畫也暗示了源於荷蘭黃金時期的資本主義傳統。荷蘭17世紀的靜物畫中再現了各種珍饈，並捕捉了源自世界各地的貨品。同時透過靜物的陳列及擺設，一方面我們得以窺探當時富裕階層的生活，另一方面透過畫面的安排，也帶出了不少隱晦的警世寓意。
17世紀荷蘭靜物畫分類之細令人咋舌：除了有畫家專攻海鮮及花卉等類目外，甚至亦有畫家專攻生蠔或蘆筍等非常細密的分類項目。然而，17世紀的靜物畫傳統多少與荷蘭當時代的中產階級社會，及其商業社會的草莽性格有所關係。因此在18世紀之後，靜物畫於歐陸其他地方並未再獲得如此高的地位。靜物畫被收納於學院教學系統之中，被視為基礎的訓練課程之一。一直到現代美術誕生之後，靜物畫才又被賦予了新意。譬如保羅．高更（Eugène Henri Paul Gauguin）重新處理質感與構圖的關係、柴姆．蘇丁（Chaim Soutine）嘗試用表現主義的筆觸宰殺腐肉，以及喬治．莫蘭迪（Giorgio Morandi）透過靜物畫來呈現一種精神分析式的形上世界。
喬治．莫蘭迪（Giorgio Morandi）《靜物》（Still Life），油彩、畫布，29.8×35.6 cm，1951。（© 2020 Artists Rights Society (ARS), New York）
靜物畫被作為一種「新習得的傳統」，以臨摹歐洲學院教學系統的方式，於19世紀後半葉起被引介至亞洲後，則又發揮了何種不同的特色？對於亞洲各地的畫家而言，亞洲的水果及物件不僅提供了歐洲蘋果習作此種制式練習之外，能挑戰不同材質及筆觸的機會。對亞洲的畫家而言，靜物同時亦乘載了某種地方風土或鄉土主義視角的功能性。也因此，當我們嘗試討論亞洲現代繪畫中的靜物表現時，其實是不能直接採用歐洲的量尺來加以評論的。或許是亞洲亦進口、承襲歐洲學院系統中的價值觀，關於20世紀亞洲現代繪畫的評論中，對於靜物畫的討論相對有限。
若提及亞洲20世紀靜物畫，筆者首先想到的，便是菲律賓的費南多．阿莫索洛（Fernando Amorsolo）。1900年至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的菲律賓正經歷美國殖民時期，阿莫索洛作為美治時期的代表性畫家，似乎正在擺脫先前的西班牙學院派傳統。也許他的作品因為受到美國繪畫強調鄉土精神的影響，加上殖民地異國情調的作品總是可以受到歡迎，因此阿莫索洛創造了不少描繪菲國農村風情的場景：包括採收芒果的少女與騎著水牛的牧童，便成為他的招牌題材。
費南多．阿莫索洛（Fernando Amorsolo）《釋迦與蘭撒果》（Atis & Lanzones），油彩、畫布，1926。（© https://www.pinterest.it/pin/360288038914138115/）
阿莫索洛於1926年所繪的《釋迦與蘭撒果》（Atis & Lanzones）除了呈現熱帶水果的奇趣外，眼尖的觀者亦可觀察到畫家所採用的暖色調，除了使水果產生某種特殊的金黃色質感外，更彰顯了菲國熱帶光線的特殊質地。這種對於熱帶光線的刻意表現除可見於阿莫索洛的鄉土風景繪畫外，亦於19世紀末便已發展為菲國繪畫的傳統。從同一畫家所繪的《芒果靜物》（Still Life with Mangoes）中，我們可看到搭配金黃色調的芒果在畫面上被賦予了某種神祕的崇高感。
費南多．阿莫索洛（Fernando Amorsolo）《芒果靜物》（Still Life with Mangoes），41.3×55.2cm，油彩、畫布油畫，年代不詳。（© http://www.artnet.com/artists/fernando-cueto-amorsolo/still-life-with-mangoes-KCcWcagpSuYJ-mCwK8A8mw2）
張荔英《臘鴨》（The Waxed Duck），55x46cm，油彩、畫布，1941。（© https://www.pinterest.com/pin/409475791092633688/）
另一位透過靜物彰顯風土性格的畫家，或許是華裔畫家張荔英（Georgette Chen）。出生於巴黎的張荔英，自從1954年移民至新加坡且致力於當地美術教育後，便常被認定為是星國藝術家。張荔英在被日軍軟禁於上海期間描繪了多幅以當地食材作為對象的靜物，譬如1941年的《臘鴨》（The Waxed Duck），除了臘鴨之外，亦可觀察到臘腸、辣椒等中式食材。然而，世人對於張荔英靜物畫作的印象卻往往是以紅毛丹、山竹、芭蕉及榴槤等熱帶水果等作為描繪對象。很顯然的，熱帶水果的創作系列正是畫家移居星國之後所展開的風土描繪。
張荔英《紅毛丹、山竹與鳳梨靜物》（Still Life with Rambutans, Mangosteens and Pineapple），油彩、畫布，年代不詳。（© https://www.pinterest.com/pin/615022892842083435/）
透過張荔英的例子，我們可以知道靜物畫其實可以被視作某種「旅誌」，以用來暗示畫家所身處的環境及文化。臺灣畫家許武勇於1943年繪於留日期間的《靜物（栗子等）》（臺南美術館藏），一方面呈現出日本特有的靜物對象，二方面則是透過濃郁的色調，多少反映了戰爭期間的焦慮與沉悶。筆者不解為何相較於其他東南亞國家，身處相同氣候區的臺灣卻較少在靜物畫中發現熱帶水果的蹤影。但若仔細探究一些臺灣現代繪畫的例證，則仍可發現筆者所描述的風土性格。譬如目前正在高雄市立美術館展出、劉啟祥繪於1940的《魚》（高雄市立美術館藏），觀者可以看見彷彿於魚市場中自由散落的漁獲，被畫家採用類似莫蘭迪的空間安排結構來呈現出某種具備超現實風格的靜物畫面。
劉啟祥《魚》。（高雄市立美術館提供）
也許，相對於魚及海鮮在臺灣人菜餚文化中的重要性，熱帶水果並不見得是臺灣畫家寄託自身對於風土想像的對象物。也因此，從郭柏川到張啟華等人的靜物畫作中，我們多少都可發現「魚蹤」：而畫家們也回報予各種精彩的表現手法及畫面敘事。這種因風俗而異的靜物題材選擇，亦以特殊的型態呈現於韓國現代美術之中。張允千（장윤천）於1935年所描繪的《醬甕臺》（장독때），畫面中佈滿韓國日常場景中的泡菜缸。這類於韓國日治時期廣泛出現的各類陶甕、瓷器畫作，固然呈現韓國的常民生活，但卻因為當時日本美術圈對於朝鮮殖民地民藝的迷戀，而並未獲得後世較好的評價。
透過張允千的例子，我們可以知道靜物畫並非僅是安於進行美學上的再現，不少的意識形態及價值觀亦寄居於這些看似中立的物體之中。舉例來說，臺灣滿街滿谷、隨手可得的檳榔，雖已是臺灣日常可見的風土物件，但卻鮮少被入畫。李俊賢畫於1997年的《北灰》，很有可能是有史以來首幅以靜物畫形式呈現檳榔的畫作。至於梅丁衍於2000年代末，包括《後內戰誌》以及《緝煙備忘》（兩幅皆藏於高雄市立美術館）在內，一系列透過物件擺設來呈現靜物畫面的複合媒材作品，實則回歸到了17世紀荷蘭靜物畫的傳統：透過靜物來描述某種可能、或已然發生的危機，並藉此呈現出相對應的道德敘事。
梅丁衍《後戰內誌》。（高雄市立美術館提供）
梅丁衍《緝菸備忘》。（高雄市立美術館提供）
筆者此次專欄簡述了靜物畫的各種表現可能，包括以色澤、表現手法、對象物的選擇及畫面敘事等方式來傳達鄉土情懷或歷史事件，甚至以靜物加以對抗社會既有的價值判斷。亦有畫家因涉及價值在日後遭到扭轉的靜物題材，而被歷史所埋沒。不論何種原因，靜物畫最為迷人之處，或許在於它透過侷限的題材來強迫畫家呈現其對技法的詮釋，同時又提供了某種幽微的解謎想像空間。上述的特質，皆是其他畫種所少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