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半路——我們在此處聚合，事件在各處發生

聚合（assemblage）不只是聚集各種生存方式，也能從中創建。思考聚合體能促使我們提問：類聚（gatherings）是如何形成「事件」（happenings），使得整體有時大過各部分的總和？如果撇開進步不談的歷史，既充滿不確定性又如多頭馬車，那麼聚合體能否為我們帶來新的可能？
——安娜．羅文豪普特．秦（ Anna Lowenhaupt Tsing），《末日松茸：資本主義廢墟世界中的生活可能》

話說於前。半路咖啡（簡稱半路）成員的這篇訪問稿，之所以引用人類學家安娜．羅文豪普特．秦的《末日松茸：資本主義廢墟世界中的生活可能》中文譯版，不是要談什麼成員們在台北城區圍牆內庭院中培育、採集了哪些植株，或者在木頭基調的空間內水耕種植香草配茶，成為動植物的共存狀態；而是，半路的成員生存樣態，對我來說，某種面向就如同聚合關係中「結局開放的類聚」。

他們不是帶著均質化烏托邦理想的邊緣青年——諸如《海灘》等烏托邦式群落的崩解，我們已經如此熟悉，毋需多言——，而是以各種生存步調和方法，聚集於此、形成各種事件，在各自不等速的時間感中，彼此帶著經驗吞噬彼此或建立合作——「我們受自身的『遭遇』而傳染；騰出空間給他人時，這遭遇便會改變我們」。

「我會覺得我是有參加海筆子的。雖然我不是海筆子帳篷劇的成員，但我絕對會說我是有參加海筆子的。我的定位是這樣的。」

曾經身為半路咖啡唯一正職人員的王子豪（今半路非工夥伴、焦點事件正職記者、318賤民解放區成員），在談及一半成員都投身「海筆子TENT 16─18」、唯他成為店內駐守人員的經驗時，脫口而出上述這段話。像是總結，也像是內外聚合關係的宣告。

2016年，「台灣海筆子」更名「海筆子TENT 16-18」。那一年，海筆子在台灣公開演出的《七日而渾沌死》（簡稱《七日》），是2013年《黴菌市場默世錄》後蟄伏了三年左右的新作。彼時，海筆子成員輪走了一部分，加入些許年輕夥伴，其中幾人就是半路咖啡的成員。

從2016年的《七日》，到2018年《世界是一匹陣痛的獸》，熟悉海筆子工作模式的人，不難想像成員在演出現場共生共食、共同搭篷製作演出的場景（可參見《大帳篷—想像力的避難所》，陳芯宜導演）。但難以想像的是，這一方聚合生成的帳篷事件，也是彼方的半路集體岔支、共同承擔而生。

採訪間談及此事，近兩回海筆子帳篷劇多有參與的半路成員曾啟芃（半路PT兼住民、劇場工作者、鬼畜少女組、樹懶教會等樂團參與者）先是提到了半路的「帳篷模式」：「前置跟搭帳篷、演出期間，（半路）員工三個都在帳篷，一個月只能排幾天班。當時是有風險的，幾乎整間店運作都由王子豪扛起。」

（半路店長正職兼住民、海筆子成員、餘下身分族繁不及備載的）楊子瑄接過話尾，繼續解釋，「以一般工作來說，要邊上班邊做帳篷劇，是有困難的，除非是接案維生，不然只能在很外圍。《七日》時開了先例，（半路的）大家一起討論，這個狀況可以如何做？要關店休息？或不應該參與那麼深？」

「那為什麼那時駐守的夥伴覺得不需要店休？」我歪了頭，盯著抽離記者寫稿狀態扭過身聆聽的王子豪，問了問。

這位前台大咖啡社員、米倉咖啡工作人員、直走咖啡工作人員，好一段時擔任半路咖啡正職工作的王子豪，沉默思考了一會兒，說：「我也在嘗試思考，到底半路跟海筆子是什麼關係；半路的工作人員之間又是什麼關係。這兩件事是分開來想的。如果以開店作為一種方法，我在這裡面可以成為一個角色嗎？這個角色是什麼？」就如同談及他今年新的改變，離開半路正職身分、加入《焦點事件》記者，卻仍舊在思考如何能將半路咖啡、焦點事件與賤民解放區的成員三者相連，成為三方皆可串疊共生的方式。而今，他若非外出採訪，就在店內角落寫稿，專注如結界。串疊共生如何可能？他說，還在尋思中。

「大家都不在店裡，王子豪值班應該很寂寞。」楊子瑄說。

「你當初有想到會這麼累嗎？」曾啟芃補上一問。

王子豪解釋了一番，「那種累，不是值班時間單位裡的累。當下不知道那壓力是什麼，只是在承受。帳篷裡也很累，但帳篷的成員間可以馬上對話剛剛的情況、今天是怎樣；但我的經歷是沒人可以分享的。兩年後，第二次，狀況就比較好，因為有了經驗，我主動提了建議、提出調整，楊子瑄刻意留了更多力氣在半路，大家也更有意識，儘管可能也無法掌握清楚那是什麼，但無論心力或時間都會更留意這兩個單位。」

「至今會更明確感受到，即使出去做事情，我同時還有其他身分。一個是半路咖啡的成員，一個可能是海筆子。這是同時，也沒有先後順序的。」對談至一小段落，楊子瑄說：「某種程度，海筆子也就像是（半路的）紀錄片小組一樣的一件事。」

圍繞著半路角落的小桌子，這裡是曾啟芃口中「具有奇幻作用」的角落。除了店員總是或攤或臥在此，導致客人分不清誰是店員、誰是客人的無主客效果，也是藝文或社運圈友人一坐下就忍不住吐露私人情感的樹洞。第二次訪問，眾人深夜圍著小桌環坐，偶有人起身幫客人結帳，窩在我對面單人沙發裡捧著手機多是聆聽、偶爾低聲插話的Posak Jodian，就是半路「紀錄片小組」的初始成員（兼半路PT、影像廣告接案、影像紀錄片工作、錄像藝術創作者）。

實際上，2014年開幕的半路咖啡，企劃、參與過各式各樣的活動計畫：包括最初期發行「半路貨幣」計畫，以工換幣，以幣換酒水，也企圖紀錄貨幣的旅行途徑（計畫斷續實施後停擺）；半路與愁城、四九合作的「一條街」計畫，其中半路啟動店中店（國中國）「夜食堂」、早餐趴，也提供地下室讓在工運場合出沒的四九嘗試經營二手店（主要籌備人員為當時身在四九的曾啟芃）；2016年再加上日本素人之亂共四個團體，接連兩天舉辦「東亞大笨蛋串聯PARTY」，先在半路來一場「❖大東亞早餐吃到飽卡拉ok高峰會❖」，緊接著在河濱公園搞了「✘愁城鬧事！東亞大笨蛋串聯音樂趴✘」；同年夏季，集體休店參加「東京自治區計畫」前，與各單位共同串聯成「東亞系列影展」。此外，還有因不同關係而來的駐店藝術家創作（展）、放映活動，又或者與放映者合作、結合劇場道具和電影夜，新開發的4D電影院特別狂歡場《鬼怪屋》（HOUSE）等。

攤開地圖，上述這些是能以Google畫線到「半路咖啡」的各種事件，表面漫散如塘中苔藻。然而，拉開半路夥伴類聚的紋理層，則相連到此地之外更多的偶發事件，包括各種議題類型的社運現場，或被外歸屬為「藝文展演」的活動。

這些向外的途徑，可能是游離狀圖層（從素人之亂連向東京的各種活動，從帳篷劇牽引到日本野戰之月關東地區等），又或者是輻射狀路徑（從夜食堂連到台北市立美術館的「食物箴言：思想與食物」〔張恩滿+半路咖啡〕，或店內夥伴Posak參加打開－當代的「邊境旅行Petamu Project」展），無論是哪種連結方式，皆展示了各種不穩定、無法規模化的生存方式的聚合——每個人總是要問：半路辦的活動，與大家的關係是什麼？外來詢問的活動，又與半路店員、客人的連結又是什麼？彼此的距離是可以在共作裡被創造或拉近的嗎？在外舉辦的活動，是否又能回頭積累於半路的土壤層？

這樣的運作方式，較之於一般藝文立案團體或空間，相對顯得脆弱、片段、環環拉扯，卻透過「事件」揭露出更多可能性的「整體樣態」。

稍舉一例，Posak最開始接觸半路的成員，實際上是在更早之前——在「覺青」成為一個好使的標籤之前——楊子瑄、王子豪與近20名「股東」共同營運的直走咖啡的「告別祭」上。相較於半路，直走更近似「烏托邦式的群落模式」，然而，直走的成員們感知內外政治局勢的走勢——外在各種青年的「標籤」逐漸成為可兌現的資源，內在則面臨股東參與程度與生涯轉型——，決定舉辦「告別季」，連續三天以音樂、電影、劇場、演講等各種活動，了結三年的時光。Posak在告別季上，受朋友引介擔任攝影紀錄，首次與這些人接觸，也從此跟這群夥伴產生連結。她描述，作為一名離開傳統部落的都市原住民，她第一次有機會近距離看一個群體如何互動，「讓我繼續拍攝紀錄吧！」她這麼說道，也就這麼留下了，反核運動、同志遊行、賤民解放區，無役不與。

幾年的拍攝持續，半路在朋友提供空間的協助下，都展開營運了，Posak的紀錄片還是未結，卻逐步分不清鏡頭內外。一次半路的紀錄片播映，眾人興起翻譯紀錄片字幕、引介回台的「紀錄片小組」念頭，卻無奈版權已經在他人手上而罷休；2017年，徐自強導演原本找了半路的夥伴，想推動《徐自強的練習題》上映活動，「紀錄片小組」又升起火花，合作卻半途告終；而後，反而是在《大帳篷—想像力的避難所》巡迴計畫時，讓紀錄片小組成員先用個別身分運作參與，投入時間、心力共同推展映演活動。直至近日參與打開－當代展，Posak直言，若非半路夥伴的經驗撞擊，並無法讓她轉向另一種層面，觀看自己的部落身分，也就不會有這次參展的創作生成。

「紀錄片小組」的店中組拖磨了幾年，儘管未成「單位」，卻像外開出了其他的事件。

這樣的經驗，也引出曾啟芃對於「創作」的思考。「參加越來越多依附在劇團之下的演出，劇團的運作、表演模式、營運方式都很固定，（演員）要在密集工作的時間和方法中，立刻大量生產可立即上台、別人想要東西。我這陣子在想，那種方法是我要的嗎？密集的、無法停下腳步，無法思考自己為何要做。對我來說，我在半路經歷了很多階段，每個階段之後的自己，都是從這群人長出來的。大家會思考自己作的事情是否是自己想做的、是否跟半路有連結，我到這個階段也開始思考這件事。」

「這件事」，是無法用等量齊觀的時間感與勞動密度進行生產的。曾啟芃在半路待了四年，參與數場不同的劇團演出，才被Posak的經驗傳染而起心動念；就如Posak在六年前開始拍攝紀錄，未完終章卻逸長出另一檔展覽。

Posak是在紀錄片小組醞釀的過程，從一個外在紀錄者身分，真正轉為半路PT成員，在半路店內工作換酬，撐起生活的基本開銷。就如同其他五名伙伴，這裡既是基本生存的土壤層，也是向外扣連發展時具協商空間的開放採集場。

不同於其他的勞動單位，一般公司是雇主單方要求勞工「彈性勞動」，但半路則是以工作者需求而「彈性調整勞動」的單位，甚至在店內提供超廉價住房，提供在外租賃困難的同事一起居住。平日，楊子瑄可能會默默在心裡盤算每個人的生活支出與勞動報酬是否相符；在工作伙伴即將發生變動前，也會確認眾人的「生活需求」與「排班時數」。「有時候會想，啊奇怪前一個月明明很閒，幹嘛不多排一點班？」但真到了伙伴阮囊羞澀時，半路又身兼「急難救助金」的功能，提供同伴預支薪水或單筆款項。「不然光自由排班也無法回應每個人的生活和工作需要。」

生存的基本條件、生活的空間、自我／群體實現的可能性，看似三位一體的美好，卻是半路從2014年開店至今，四年內歷經各種內外低潮、衝突，至今才稍稍形成的樣貌——就在採訪前，他們六人才經歷了幾番爭吵、對峙（比如「我們到底是不是雇傭關係？」），數度的利刃彼此，再因敞開而理解（「如果不是雇傭關係，那個人願意多做什麼？更負擔什麼？」），以集體為地基、個體意志及需求為樑，全盤同意再向前踩出一步。

「一般公司不會處理，但這是很真實要面對的，大家真實的需求到底是什麼？這是在確認半路是否能繼續運作，也是在確認，即使你要去做另外的創作，『你自己的生活能不能繼續運作下去』。」

從粉絲轉成PT的劉耘，人生曾經緊貼著半路，從客人、PT，到在半路實驗手刷版畫工作坊，而今成為藝術大學在校生，一方面必須外拓轉型，一方面仍循著根系般搭建在半路夥伴間，但如何在心力與時間上挪動，她也仍在摸索中。又或者從直走咖啡時期就因社運團體之親遊走在這群夥伴間的裴立農，作為一名木工，曾加入「食物箴言：思想與食物」等展場工作，至今年成為半路PT，「這是我最後一個同溫層了」，他說。

再或者如最早曾游移於環境運動、邊緣、嬉皮團體的曾啟芃，因為身為四九成員，必須擔起二手店的籌措而加入半路PT，卻經驗了一段與楊子瑄非常緊繃的關係。「我的組織經驗有非常多破敗、破碎的關係，導致我最開始（在半路）彼此對待，不需要對團體有太多的自我揭露，或要大家一起面對、幫忙。現在，因為有了信任跟關係基礎，我才能（在半路）提出一些困難，也會提醒大家『我是真的需要協助』。」過於年輕的曾啟芃，言及至此停頓了好一會，繼續說道：「某種程度我會覺得，這些人像是最後會在我旁邊的。從一開始認識到現在，我們的關係是多重、多線的延續著，不只是在半路，而其他團體都是單點式的連結，一旦結束，就彼此無關了。」

像是這幾年間台灣社運與政治局勢、文化資源等外在丕變的內裡反證，有人帶著運動傷害離開，有人戴上標籤也就捏著資源而蒸蒸日上，而這群人在不同時間裡連上，卻是從開店、生存，創建出最基礎的土壤。「這裡是非常日常的，日常到你想像不到的日常，每天每天店就開著，周二公休。你若要講與其他群體的最大差別，就是這個。多數團體某種程度都是在非日常裡進行，藝術家每次的計畫、計畫裡每次的關係，都可能是暫時的、斷裂的，日常是非常地不存在的。但在這裡，其實就只有日常。」楊子瑄說著。

這種日常裡的共存，根本與暫時的烏托邦實現無關。王子豪在採訪中，幾度不斷強調「開店作為一種方法」，「大家討論理想性很高，但回到以開店作為一種方法，經濟基礎就是要列入考慮的。這樣就導致，事務在具體的推進上，必須很謹慎地往理想推。比如店長或正職要一直守住日常的線；比如我們沒有很輕易地使用資本主義或常見的管理系統，但也沒有很輕易地使用所謂共議制。如果今天大家真的決定了一個決議，好，就只能謹慎地往前推一格。」

在「非常日常」的日常運作中，「理想」反而成為了一種必要看見的「現實」。夥伴們催枯拉朽出各種、各處的實踐與實現——種種可被外界標上「邊緣」、「藝文」或「社運」標籤的所謂「理想」，卻因日常和生存的供給，反向地成為這夥人共生時必須面對的「現實」。楊子瑄對此描述：「一般的工作，成就感就是收入。如果錢不是大家重要的共同考量，成就感無法從金錢上獲得，那麼，可以支持大家持續做這些事情的理想，就變得非常赤裸裸，你必須去清楚看見那到底是什麼。這在大家的討論裡，轉變成一個非常現實的題目。」

真正的共生合作，對他們來說，不是補助款下來後的分配，也不是展覽的分工，而是集體的腳踝都深陷日常裡，開店、備料、咖啡、海報、回訊、澆花、修繕、清掃、收店、進食、收錢、領薪、開會、協商，在爭吵與自我揭露中推擠著彼此行動、彼此理解。我需要工作，這裡讓我工作；我沒有房子，這裡讓我住居；店務如何彼此搭配？時薪可不可能調整？為何該調整？我們該不會變成資本主義的雇傭關係了吧？大家願意多做或不願意做什麼？我想做的事與你有沒有關係？我想做的事，可不可能與你有關係？——那些情感、創作、理想什麼的，我們在矛盾和脆弱裡，且行且拾吧。

沒有日常的土壤，我們如何共同重建另一種理想生態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