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種暴力與一場流放　北京藝術家們今日的現實

大概是去年初春時候，藝術家何遲每天都要往來於工作室和箭廠空間之間，從北京五環外的黑橋村到主城區的箭廠胡同，像上班一樣早出晚歸。何遲每天的工作是依據當天的樹葉所呈現綠色來粉刷箭廠空間內的全部牆面，隨著春意漸濃，每天不斷地更新，當牆面的色彩的和外面的樹木同步，空間也愈來愈有綠意。這樣的工作大概持續了一個月的時間。這是何遲應這家老牌替代空間的邀請所做的一件作品，期間他臨時將這個空間命名為「隔館」。大概一年多之後，黑橋村的藝術家工作室幾乎全部被拆除，而箭廠空間也被政府部門用磚頭把門和窗都封上了。而「隔館」也算一語成讖，真的與外界隔離了。

箭廠的主人王衛及友人共同創辦的一間名為「五金」的餐吧，也一同被堵了門窗，也就意味著必須「關停」了。在被政府治理行動關停的前夕，「五金」的主人們只能做出一些「精神抵抗」：在手機社交軟體中發布了一張題為「五金守護」的海報，而友人們也只能以轉發表示支持。所謂「綜合治理開牆打洞」是近期北京政府的一項重要工作，以官方行政文件（即常說的紅頭文件）指令，將主城區利用臨街住宅開設的店鋪的門用磚砌牆封堵。整個行動看起來既粗暴蠻橫，也顯得愚蠢。

我們現在幾乎無法談論政府這種權力庇護下的暴力，官方喉舌媒體也毫不避諱地以「靠政策清理低端人口」為標題刊載相關報導。而此刻在法理和道德層面區分「暴力」的正當性則已然無力，因為不論你談論什麼，政府的行政指令就像一個編好直線前進的程式的機器一樣，勢如破竹。這個時候藝術家或者知識分子只能反思自我，比如在不得不死的時候，如何死的好看一些。「五金守護」的海報上則寫道「圍牆將至，不間斷營業」，以全時段連續營業直到門被堵上的那一刻的方式，做為一種比較好看的死法。一年多前，何遲將漸綠的春意引入箭廠的室內，以不那麼環保的廉價塗料製造的借景抒情，卻被民工用磚頭和水泥「封印」，當然這些民工自己可能也是即將被清退的「低端人口」。

中央政府眼下的任務就是要清理北京的非首都職能和因素，這是行政話語的暴力，特別是當你無權也無力質疑行政話語的合法性時，我們只能向這種「暴力」低頭。而當這個被官方話語稱為「人民民主專政」的「暴力」指向藝術和藝術家群體的時候，我們不妨回過頭來看另外一種暴力—關於文化話語權的暴力。從共產主義政權在北京建立以來，這裡就成為了全方位的中心，其中之一即文化中心；1980年代以來大批文化人匯聚於此，包括官方主導的主流文化人士，也包括那些處於地下狀態的搖滾樂手和前衛藝術家們。他們在城市的夾縫中生存，也享受著中心帶來的某些恩惠，比如結識駐京的外國使館要員，然後作品被收藏以及被介紹到國外獲得展覽機會。對於全國的藝術家而言，去北京意味著成功的前提，搞實驗藝術的、唱歌的、說相聲的、演話劇的等碩大的文化群體，都順其自然地順從文化中心這個話語權的「暴力」，磁荷運動一般地匯聚在這個城市裡，彼此構建著一種文化奇觀。

當文化上的暴力遭遇更加強大的行政暴力的摧毀，知識分子的痛心疾首在政治家那裡一文不值，比如當年為保留北京城即將拆除的舊城牆、城樓而奔走的梁思成。今天北京胡同裡的文化景觀以及各大小被拆除的藝術家園區等，都是一種不可逆的宿命。這不是一種文化上的悲觀情緒，甚至帶有某種樂觀傾向，但至少在一種暴力的背後，我們看到了另一種暴力的終結。

那些曾經租住在黑橋村、費家村的藝術家現在已經被迫搬到更遙遠的城郊，但最新的消息是一些建立不滿一年的新工作室園區也已經面臨新一輪的清退整改和拆除。對於極力留在北京的藝術家們而言，這幾乎是在一次重創之後遭遇的毀滅，同時也伴隨著對中心的信仰的崩塌。比起「身體」的背井離鄉，隻身闖蕩北京藝術圈而言，那個關於文化中心的神聖話語權的信仰坍塌，才是精神層面更徹底的放逐，精神上的居無定所和普遍的焦慮是許多身在北京的藝術家最大的危機。已將工作室搬至遠郊順義區的何遲則在近期的聊天中不時的提起，也許是時候考慮離開北京了。

無論如何，身體和精神的流放對於在北京的藝術家們來說，此刻無關乎去國懷鄉和滿目蕭然。僅就個體而言，認清和顛覆一個文化上虛妄的暴力幻覺，可以使得這場被迫的放逐變得有一些實際價值。儘管這座城市並不接納多數的底層藝術家群體，但北京依然會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保持藝術的中心地位，核心的文化資源並不會在短時間內輕易流向其他城市，但在象徵意味上的文化中心的霸權，已經被上海和深圳的新興藝術景觀所稀釋，藝術家們的流放之旅也可以面臨多種選擇，而不需要總是拘泥於胡同或者城中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