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失樂園到伊甸園

案例作品《Folly for a Flyover》，是位於奧運公園邊陲及倫敦重要交通幹道高架橋下的空地，模擬出一座不願意搬家釘子戶的臨時建築，成員當時預定在此舉辦劇場、戲院等活動，改變附近居民對於此幽暗邊陲的印象。他們同時邀請很多志工共同參與建築興建，並把工作項目切分得非常細膩，每個單位都是容易實踐的單位，讓參與者即便在很短的時間內，也能看到自己作為在很短的時間內產生的實際變化，這種微小的成就感也是讓人們願意參與及認同的原因，「每個微小的改變，都可以創造更大的改變」，只要每個人參與其中，改變都有可能成真。

相較於多數建築團隊強調建築造型與理念的再生方式，Assemble更在意以臨時或永久的軟性計畫改造區域原本負面的意象。案例《New Addington Central Parade》位於倫敦南部的郊區，當地存在幫派暴力與青少年脫序等問題，當Assemble入駐街區傾聽居民改造意願時，多數居民只希望經費能來做監視器加裝的使用，也顯示居民彼此信賴感的低落。團隊首先進行長期的蹲點，每天聆聽人們的抱怨和質疑，包括治安、青少年問題等，「這些看似表面的想法，背後其實都有深層的因素，也能使我們進而尋找可能的解決方式和計畫的切入方向。」最後團隊決定在廣場上舉辦一連串的有趣活動，像是手作工作坊、戲劇表演等等，「其實這些活動更有示範的用意，讓大家理解這個地方其實可以做很棒的事情，也讓居民進而信任Assemble改造的誠意。」他們在廣場建築一個表演平台，和改善廣場的坡道讓類似滑板的極限運動更容易在這邊進行，當無所事事對街區造成威脅的青少年一旦有了極限運動可做，一下子也變得可親起來，Assemble不強調炫麗的改造方案，而是誠懇透過各種細膩的微調形式提高改變的能見度，創造符合居民需求實質的改變。

而在《Baltic Street Adventure Playground》也是因為當地將進行大規模的建設，勢必造成許多拆遷工程，可能會進行五到十年的時間，這對當地孩子們成長的限制影響非常大，因此Assemble決定針對孩童實踐一個微小但對他們心理變化有幫助的方案，他們提供各種建築素材和工具，開設工作坊指導孩子打造出自己的遊樂場，這比建造單一設施對於孩童的影響更大，孩童更能夠自由地發揮和玩耍，如此激發孩子創意的機會對他們的影響反而更深刻。

在《 Granby Four Street》案例中，Assemble更是為社區創造能營利的社會企業，輔導居民利用社區的材料推出不同產品，與協助居民進行長期的生產訓練，讓社區人們有自力更生與自立自足的可能性，為社區新闢財源，居民不用去買更加昂貴的傢俱，而是可以購買透過在地居民巧手加工的平價傢俱，這些經濟與向心力的凝結也促進地區人口的回流。兩位成員表示，「我們不以傳統的介入計畫只是建築完成後就離開，而是透過微小緩慢漸進式的變化，慢慢促成這些地方的改變，公眾參與、廣納各方意見，讓人們真正參與產生認同感，這是我們一以貫之的方式。」

相較於目前主流開發獲利模式強調愈短的時間獲利愈多愈好，Assemble認為地方是人們要長期居住的所在，快速的開發模式一旦失敗，付出的社會成本往往遠高於當初的獲利，Assemble認為那完全取決於人們怎麼看待獲利，「我們希望的獲利不一定是當下立即見效的，而是仍會永續回饋到居民與社區的，屬於長期有形與無形的效應，我們希望提供的是一個不同於主流開發模式的營利方式。」

「透納獎」（Turner Prize）史上最年輕得主─Assemble Studio（簡稱Assemble），以英國倫敦為基地成立於2010年，目前15至18位成員背景涵蓋建築、國際政治、哲學、心理、文學等領域，跨域使得這個團隊作品呈現多元創意的豐富樣貌。去年團隊以《Granby Four Street》榮獲「泰納獎」而備受矚目，除了硬體空間的建築改造與規畫，他們彈性、深入的軟性介入更讓人印象深刻，也為全球都會共同思索的都市再生議題提供相當前瞻與實驗性的可能。

此次造訪台灣的Assemble兩位成員米考克（Anthony Engi-Meacock）及賓寧（James Binning）分享多件團隊的代表案例，也明確凸顯出Assemble關於都市再生與改造介入方式的突出之處。團隊成立前2010年的第一個合作案例《The Cineroleum》，為一座廢棄的加油站，他們將此改造為臨時的蚊子電影院，當時適逢成員畢業的2009年，金融風暴剛過境，尋覓工作並沒有想像順遂，因此他們集結思考如何實踐過去建築教育要承載哪些社會、文化責任，或是建築必須產生和社會對話的過程和機會，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開始在英國各地尋找既有的建築，嘗試透過短暫性的活動或是多元的介入方式讓人們重新反思這些閒置空間還有哪些可能的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