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術館的生態意識，從廣東時代美術館的經驗談起

身處藝術行業，展演製作中巨量耗材所引發的慨歎時有耳聞；而這個自以為正在創造性、哲理性地思考當代境況的行業，對其本身不斷造成的資源消耗卻無能為力。當生態問題成為從藝術創作到策展與論述生產所關注的一大焦點，以美術館為代表的藝術機構如何在工作日常中思考、實踐自身能動性，又映射出怎樣的生態現實？是否真正可以為生態做什麼？廣東時代美術館今夏呈現了一檔直接關注生態議題的展覽「讓我們談談天氣：危機時代的藝術與生態」（以下簡稱「天氣展」），而使之成為本文考察與討論重點的，則是美術館自身在這次展覽製作前後所昭顯的生態意識與實際行動。

據時代美術館助理策展人、負責此次展覽協調統籌的譚悅，「天氣展」從黎巴嫩貝魯特舍索克美術館（Sursock Museum）落腳廣州，並非時代美術館一時心血來潮邀展，而是更為深遠地將之納入這兩年持續發展的「從珠三角出發、一路向南」之行動範疇，以「南方」思考回應新自由主義大行其道下的全球危機。美術館在內化這一「非原生」展覽計畫的同時，明顯置入了自身所屬的地域與政經處境，即珠三角地區在過去四十年來為經濟飛速增長所付出的生態環境代價。與之形成對照的是，因複雜而專制的政經結構，中國藝術體系中不僅幾乎未見深層次探討生態議題的展覽計畫，甚至難覓深入進行此類研究與創作的藝術家，這也直接導致「天氣展」的中國再製展放棄了納入更具體的中國語境的原定規劃（最終僅有鄭波一位中國藝術家參展），更多地以引進議題的姿態呈現。

值得一提的是，時代美術館並未滿足於成為內容議題上的象徵性引導者角色，積極在行動上回應策展人娜塔莎·派特里辛·巴彻萊兹（Nataša Petrešin-Bachelez）與諾拉·拉贊（Nora Razian）為「天氣展」預設的「閉合循環」願景，意即期待展覽製作百分之百使用可再生或可回收物料。這為美術館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位於19層建築頂樓的時代美術館主展示空間為75×10公尺的矩形大空間，作品數量多的展覽必須藉展牆來做隔斷，但受限於無法設立大型倉庫、電梯容量有限等先天條件，不得不為每一次展覽重新建立新的佈展系統，而夏季陽光直射及冷氣系統效能低下也造成巨大耗電量。但這也從另一角度刺激了美術館很早就開始積極尋找更為環境友善的替代方案。自2016年大尾象工作組回顧展開始，美術館就主動與建築師討論，以倉庫貨架為龍骨、木製板為外牆，作為展牆的基本結構。金屬框架承重後會相應產生共振與回音，展示對聲音要求比較高的作品時依舊需要恢復傳統方式，但總體上大大減少了耗材的浪費。

「本地製作」是當代藝文行業在面對遠距離物流時，為了節省成本與環保考量所採取的主要措施，「天氣展」同樣努力減少傳統展演異地作品運輸所造成的物料浪費與碳排放，而盡量請藝術家根據時代美術館空間、重新製作新的作品版本。譬如克萊爾·彭特科斯特（Claire Pentecost）即在廣州尋找污染水源、研究本地飲用水工業流程，就地取材完成裝置作品《命運之愛》（Amor Fati，2018），美術館也在這過程中與本地NGO組織合作公共項目。除了作品本身，擔任「天氣展」展場空間設計的建築師阿迪布·達達（Adib Dada）原先規劃以廣州本地夯土建造展牆，美術館雖然找到了所需的人力（包括施工人員以及已幾近絕跡的夯土工藝專業師傅）和夯土物料，最終因美術館地面承重限制而放棄，改以本地工業用紙筒作為外牆，但紙筒強度不夠，內部依舊建有傳統展牆結構，因此未能達到最理想的環保規劃。

儘管太陽能光電模組製造過程及未來廢棄後造成的污染不容小覷，但相較其他化石燃料發電產業，太陽能依舊是清潔能源的實質性與象徵性代表。此次「天氣展」中尼古拉斯·曼根（Nicholas Mangan）的作品《遠古之光》（Ancient Lights，2015）所需電力便完全由架設在美術館建築屋頂上方的一組太陽能光電模組提供，時代美術館藉此初步實驗其能源供給想像：據估算，若設立覆蓋整個樓頂的太陽能系統，可滿足整個19樓展廳（約1200平方公尺）的用電需求，還可以降低陽光直射溫度。雖然一次性投資不菲，但未來可期，館方已計劃在明年開始太陽能系統的安裝申請流程。

負責此次展呈實務的時代美術館策展人梁健華如是觀察：「即便讚同生態觀念，但實際操作上不能依靠美術館單方面的概念輸出，更需要大環境中各行業觀念上的轉變，或者說需要更成熟的產業鏈。」凸顯美術館作為多重社會體系網絡中的一環，既與其他產業互相依存，又可在突破既定框架上做出努力並達到實質效應。

時代美術館所處的中國大環境有其特殊性，但仍具有相當的普世特質：包括建築、印刷等行業在內的原料供應、設計與施作上追求速度、優先解決問題，在尋找最優資源配置時所依據的是時間與經濟效應，遑論深層次的生態考量，同時物料回收狀況也難以追蹤，甚至對「環保」的定義也有偏差。時代美術館藉「天氣展」永久性大幅減少相關印刷品數量，改以電子化（線上閱讀、藍牙傳輸），當館方與合作印刷廠溝通「環保」理念時，對方的第一反應是「我們一直在用環保紙張」；而由上至下口號式、運動式的「環保」，遮蓋了需求評估、及結構式轉變的必要性。

藝文行業業已形成的固有體系，無疑也參與了大環境的惡性循環。如何避免固步自封於某種「象徵性意義」的框架內，作出踏出藝術產業日臻完善的「舒適圈」的努力，也可昭顯美術館的生態意識。從業者角色的結構認知（如是否陷入某種策展人或長官權力迷思）、展呈效果以何為標準（據梁健華評估，此次僅有一件影像作品播放環境未能完全遮黑、而效果有所折損），乃至對大環境中展覽生態日漸資本化、明星化的反思等，都足以產生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