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和文華館「宋與遼、金、西夏的陶瓷器」特展

北宋（960～1127）至南宋（1127～1279）時期，中國全境建有多處窯場，積極從事陶瓷器之製作。北方有耀州窯、定窯、磁州窯、鈞窯等興起，南方則有龍泉窯、南宋官窯、建窯、吉州窯等崛起，誕生出各式各樣的陶瓷器。在此背景下，喜愛陶瓷器的階層遂擴及至一般民眾，對陶瓷器的需求亦為之提高。

為因應此多樣需求，陶瓷裝飾技法亦有所進展，既有印花、刻花、劃花等運用凹凸來施加紋飾的技法，也受到唐三彩的影響而發展出自如運用色釉的技法。它們不僅繼承了截至唐代為止的技法，還融合了其技術和作風，創造出嶄新的陶瓷器。

此外，在北方擁權自重的政權，包括契丹族的遼（907～1125）、以党項族為主的西夏（1038～1227），以及以女真族為主的金（1115～1234），亦受到磁州窯、定窯及三彩技法等中原之影響而投入製陶事業，創作出各具特色的陶瓷器。這些政權處於國勢昌盛的時期，亦可謂中國陶瓷史上特別展現出華麗面貌的時代。

本次展覽便是藉由館藏品和特別展出的作品，呈現中國陶瓷於10～13世紀間百花盛開、於各處興盛之發展。除了中原文物，還納入以遼為中心而在北方發展的陶瓷器，盼能藉由重新思考其面貌與中原陶瓷器之間的關係，反映出當時的流行和審美意識，進而探求中國陶瓷的多樣性。

唐代後期的陶瓷器面貌有「南青北白」之稱，晚唐陸羽的《茶經》即在適於作為茶碗的主要陶瓷器中，對比性地舉出了越窯青瓷和邢窯白瓷。在當時，以中國南方浙江省北部一帶為中心的越窯青瓷，和位於北方河北省內丘縣及臨城縣的邢窯白瓷，獲得了人們高度的評價，促使其傳布範圍甚廣。這些陶瓷器對於五代和北宋以後陶瓷器之大量需求且促成中國各地盛行製作陶瓷器等方面，發揮了很大的影響力。北宋至南宋期間，中國各地建有各式窯場，製作出多樣的陶瓷器，誠可謂中國陶瓷史上特具活力的時期；唯彼時製陶技術儘管有著多樣的發展，仍能在以青瓷和白瓷為主的龐大流派中追尋出幾個系統。

在青瓷方面，越州窯自東漢起便誕生出釉色具澄澈之美的青瓷，於晚唐時有「秘色」之稱，唯其雖為南方青瓷的中心地，亦廣泛輸出至包含日本在內的海外，但在11世紀以後即走向沒落。代之而起的是北方耀州窯（陝西省銅川市）所燒造的青瓷，其於北宋後期形成獨樹一格的橄欖綠色調。〈青瓷雕花蓮華紋瓶〉（圖1）以巧妙的斜淺浮雕於瓶身下半表現蓮瓣紋，瓶身上部則多用曲線，富節奏性地展現躍動的蓮花唐草紋。由於釉料積存在紋樣的凹陷部位，遂使色澤之濃淡隨著刻線柔和地浮現，形成了可稱之為幻想式的紋樣表現。

11世紀末起，南方的龍泉窯（浙江省龍泉市）雖與越州窯青瓷同樣燒造薄施釉料的青瓷，然其進入南宋後則開始將釉料厚厚地施加為數層，使釉色形成不透明且明亮的均勻色調，日本將之稱為「砧青瓷」、「天龍寺青瓷」並大量引進。〈青瓷多嘴壺〉（圖2）為墓葬之隨葬品，由於其在龍泉窯青瓷中具有早期的紀年銘文，遂被視為北宋初期的基準作品。其刻銘寫道：「元豐三年又九月十五圓日，增添福壽，鬯且之進與何十二婆，百年後應益安孫子，富貴長命大吉」，由此可知此乃元豐三年（1080）為供奉祭祀用酒所製作的壺。在現今英國大英博物館的大維德（Percival David）收藏中，亦有一件具相同內容之銘文的青瓷瓶，據稱其與上述作品皆為同一墓葬之隨葬品。此外，根據記載，在南宋都城（臨安府）所在地的浙江省杭州市設置有「修內司」和「郊壇下」官窯，可確認二處窯址之所在。

白瓷方面，則是以北方為中心而發展起來。五代北宋以後，定窯（河北省曲陽縣）取代了已沒落的邢窯而成為白瓷之中心。其雖也製作施加鐵釉的少量黑瓷和柿瓷等，然其於白色胎土上施加透明釉之定窯白瓷的純淨美感更廣受人們喜愛，並貢奉至北宋宮廷。〈白瓷印花牡丹紋鉢〉（圖3）為定窯特有之器形，口緣寬廣，並有小而低矮的圈足，器壁甚薄，內底採用「印花」（以模型按壓之技法）技法全面施加精細的紋樣。其白色胎土上僅僅施罩略帶黃色調的透明釉，藉淺色調之濃淡而浮現的紋樣相當美麗。此番對於白色陶瓷器的強烈憧憬促成了磁州窯有效運用白化粧土（於器表施加白泥的技法）手法之興盛。

至於景德鎮窯（江西省）在北宋時期則燒造青白瓷（影青），其僅僅於白色胎土上施加略帶青色調的透明釉，此後至元代晚期則完成了運用瓷土（高嶺土）燒製的瓷器，促成青花、釉裡紅和五彩的發展。

北宋以後對中國北方範圍廣大之眾多窯場帶來影響者，為磁州窯。磁州窯狹義上是指河北省磁縣的觀台鎮窯，其乃於含鐵分的胎土上施加白化粧土來製作白色陶瓷器；此外，在施加白化粧土之後的紋樣刻畫上，則使用了「白搔落」此一以胎土（灰色）和白化粧土（白色）之顏色對比來表現紋樣的技法。白化粧土早已行之於唐三彩，當時具有使釉色呈色鮮豔的打底效果。磁州窯則更進一步地以鐵釉覆於白化粧土之上，研發出各式各樣的技法，像是將紋樣以外之器表刮除的「白地黑搔落」，以及在白化粧土表面以鐵釉描繪紋樣的「白地黑花」等。它們都全面性地施加透明釉、或罕見地施罩綠釉，燒製成豔麗的作品。〈白地黑搔落綠釉牡丹紋瓶〉（圖4）於器身至頸部大大表現出牡丹唐草紋，瓶身下部則環繞簡化的蓮瓣紋。磁州窯雖是以白地黑搔落此般富有特色的施紋技法來表現以白和黑為基調的紋樣，但也有少數施罩綠釉的作品。儘管綠釉會產生銀化現象，卻能在黑釉上帶來豔麗的光澤，具優美之意趣。〈白地黑花鯰紋枕〉（圖5）為陶製之枕；其乃於明亮的灰色胎土上施加白化粧土，繼而以含鐵顏料在如意雲頭造型的枕面上畫出悠游水藻間的兩尾鯰魚，再施罩透明釉。鐵繪之筆觸可以使圖樣的表現舒展自如且兼顧其細節，如鯰魚的鬍鬚及水藻採用了柔軟的波狀線條來描繪，表現出鯰魚及藻類在水中悠悠蕩蕩的動態，充分活用了鐵繪那與搔落技法大異其趣的特有風格。因「鯰」字為「年」字之諧音，再搭配如意雲頭之造型，一般認為是在表現「年年如意」此句吉祥話。

活用白化粧土的施紋技法廣泛行之於中國北方的窯場，這些窯場也被視為廣義的「磁州窯」（磁州窯系）。在磁州窯系中，亦包含了西夏的靈武窯（寧夏回族自治區靈武縣），其乃於1984～1986年間經人發掘調查，共發現三處西夏時代的窯址和一處清代的窯址。窯址中除了出土白搔落，更多的是在素地上直接施加鐵釉再削出紋樣的「黑釉搔落」。這些作品大多未施透明釉，使削落的部分呈現露胎狀態。

10世紀伊始，耶律阿保機統一中國北方游牧民族當中的契丹族，於公元916年即位，以「大契丹」為國號，建立起統攝中原與國境接壤處之廣大國土的國家。921年南下河北，攻取定州，同時於926年滅渤海國，於其地立東丹國，繼而侵略高麗等，採取積極的對外政策。其國與日本亦有往來，《遼史》中便載有11世紀初日本遣使訪遼的記錄，即：大安七年（1091）「九月（中略）己亥，日本國遣鄭元、鄭心及僧應范等二十八人來貢」；大安八年（1092）「九月（中略）丁未，日本國遣使來貢」。

946年時，契丹滅五代十國的後晉，翌年，耶律堯骨（耶律阿保機次子）入其首都開封，改國號為「大遼」。繼而於1004年與北宋訂立澶淵之盟，此後，北宋每年需向遼入貢銀錢和絲綢，而這樣的關係一直持續到1125年金滅遼為止。

遼（契丹）之領土包括今日的北京市、河北省北部、山西省北端以北的遼寧省、以及內蒙古自治區等廣大範圍，並設立五京（上京臨潢府、中京大定府、東京遼陽府、南京析津府、西京大同府）作為城都。遼之主要窯址包括林東遼上京窯（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巴林左旗）、缸瓦（乾瓦）窯（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缸官屯窯（遼寧省瀋陽市）、北京龍泉務窯（北京市）以及大同青瓷窯（山西省大同市），凡此全都設置在五京附近，據信是為了供應宮城建造和人們的需求。韓師訓墓壁畫（河北省張家口市宣化區）（圖6）上便描繪了人們舉辦祝賀宴會、樂在其中的模樣。由畫中可見碗、花口盤及據信用來盛酒的壺等之描繪，可知陶瓷器對遼人來說可謂重要的存在。林東遼上京窯主要燒造白瓷、黑釉瓷及綠釉，缸瓦窯則燒造仿定窯白瓷製品、具磁州窯風格之陶器及遼三彩。以下即介紹數件遼代陶瓷器。

〈綠釉皮囊壺〉（圖7）器身下半圓鼓，上半附有圓形的口部和形似雞冠的環，此般器形被稱為雞冠壺或皮囊壺。其乃仿自游牧民族所持有的皮袋，可用來盛裝水酒並隨身攜帶。在金銀器中雖可見到唐代及遼代的仿皮袋造形，但用在陶瓷器上則為遼代所特有，被視為游牧民族的必攜品，想來應是遼代特別偏愛此種皮袋之器形吧！〈綠釉雞冠壺〉（圖8）亦仿皮袋造型，為雞冠壺（皮囊壺）的一種樣式，其於呈喇叭狀之略寬口部附有頂飾寶珠形鈕的蓋。類似作品於遼開泰六年（1017）的韓相墓（河北省遷安市上蘆村）亦見出土。本作雖略顯形式化，仍以「U」字形凸稜線來表現皮袋的接縫處。其器表亦經仔細修整，器身以粗線刻出漩渦狀紋樣，至底部為止均施加白化粧，再於器身下半施加綠釉，唯目前綠釉已完全銀化，大抵呈白色。〈鳳首搔落綠釉牡丹紋瓶〉（圖9）為頸部安上仿鳳凰或鳥頭形象的溜肩長瓶，頭頂並附有大大敞開的六花形口沿。全器採用磁州窯所擅長的白搔落技法，僅於花紋部分施加綠釉。其花卉之描繪相當率意大方，只見花瓣展開為同心圓狀且呈橫向伸展的姿態，大異於北宋的牡丹唐草紋。粗略施加的綠釉呈不規則狀，展現出樸素明亮且強而有力的面貌。〈三彩印花牡丹紋長盤〉（圖10）於盤面呈現牡丹花大大盛開且其兩側有昆蟲飛舞的討喜紋樣。其乃附有寬大口緣的稜花形盤，是以模具壓製紋樣再於白化粧上施加綠釉、黃釉和透明釉的遼三彩。由於採用模具之故，相同的紋樣目前仍保存有數枚。在遼三彩中，除了以稜花形的長盤和正方形的方盤為數最多，亦見花形皿（花口盤）、水注、硯等之出土。由於器表上施加很厚的白化粧土，並未為色釉完全覆蓋，多見保有大片白地的紋樣，因此明亮的呈色亦可謂遼三彩之特徵。葬於遼大安五年（1089）的蕭孝忠墓（遼寧省錦西西孤山）中，便出土了兩件綠釉鳳首長頸瓶、兩件黃釉雞冠壺、三件三彩印花牡丹紋小方碟（方盤）、一件三彩印花魚紋海棠盤（長盤），可作為遼三彩製作年代之基準。

遼代陶瓷器中，除了受定窯影響的白瓷和磁州窯系的陶瓷，也有遼三彩和綠．褐釉瓷、黑瓷、青瓷等，它們主要是受到中國北方陶瓷器的影響。此外，誠如遼會同五年（942）耶律羽之墓（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所見，在其領土內的墓葬隨葬品和佛塔供納品等出土品中，亦發現有定窯白瓷及越州窯青瓷，由此可知其由五代和北宋引進了大量陶瓷器。由於遼從占領地帶回不少俘虜，因此其領土內除了漢族，也住著女真、回鶻等民族。在身為遼代高官之漢族人士韓佚（995年卒）及其妻王氏的合葬墓中，便有與北方定窯白瓷共伴出土的南方越州窯青瓷佳作，又近年來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的應曆十年（960）遼祖陵一號陪葬墓及多倫縣的統和十一年（993）蕭貴妃墓中亦有越州窯青瓷出土，反映了南、北廣泛進行文物交流之樣貌。

遼代遺跡自19世紀起才為人所知，至1930年代則以鳥居龍藏和關野貞為首，由田村實造、小林行雄、江上波夫等進行慶州白塔（釋迦如來佛舍利塔）和慶陵的調查工作。而在遼代（契丹）陶瓷器的研究上，則與日後任奈良國立博物館館長的黑田源次和從事中國美術研究的杉村勇造等赴滿洲的日本研究者密切相關，他們將與唐三彩相異的三彩陶判定為遼三彩，並將仿皮袋之特色器形視為「雞冠壺」（皮囊壺），使其作為遼代陶瓷器而逐漸為人所認識。此外，中國考古學者及小山富士夫等所從事的林東窯和缸瓦窯之發掘調查工作，亦推進了作為遼瓷基礎的研究。儘管出自遼領域遺跡（包含紀年墓葬）的出土文物甚多，但就遼代陶瓷器而言，除了遼本身之製作，尚有由北宋傳入的定窯白瓷、越州窯青瓷和景德鎮窯青白瓷等，除此之外，亦不排除有來自中原的陶工在遼領域製陶的可能性，因此，就現狀而言，有關遼代陶瓷器和窯場之活動時期的明確定義仍可謂一大難題。唯無論如何，衷心期盼觀眾們能在本次展覽中，讓思緒馳騁於採用唐、五代及北宋技術從事陶瓷製作的遼代陶瓷根源，體會到那誕生自草原的粗獷魅力。

日本大和文華館

2018/1/5～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