釀一杯手中的檸檬酒：黃博志

近年來，台灣的製造業生態驟變。對黃博志的母親而言，台灣成衣產業西進的地點就是深圳。黃博志在深圳OCT當代藝術中心與台北雙年展接續展出的《生產線─中國製造&台灣製造》，以成衣製作流程為發想，探討兩地的產業生產關係。在深圳展場現地車縫的丹寧襯衫半成品，後來運到台北展場繼續製作並讓觀眾穿上，從中想像與體會這條生產線上曾歷經過的一切。

而在2013年獲得台北美術獎首獎的「五百棵檸檬樹」計畫，是讓500位民眾每人出資500元、先取得一個酒標，讓黃博志在已荒耕的農地重新種下500棵檸檬樹、收成後每人可以得到一瓶檸檬酒。儘管不確定何時可以拿到酒，但可想而知的是，這筆經費絕對不足以支應計畫的進行。「不過，他們所帶來的一個未來可能性是遠遠大於這500元的意義；同樣地，這500個人所連結出去的資源是遠超過這500元的價值。」同年底，黃博志種下了檸檬樹。直到現在，如果沒有行程，他通常在清晨五、六點去鄉下，傍晚回台北，已然是一種上下班的模式，但樂在其中。

「原本我以為參與種植的比重會隨時間逐漸減少，但事實上卻相反。種植技術的傳承主要還是來自於口頭的傳授，從對談中去得到一些經驗，然後再把這些經驗實踐到耕種當中。」透過與母親以及當地農夫一同辛勤耕作，這些經驗都轉變成文字，成為黃博志在書寫過程中很重要的文本，更是他藉以開發釀酒、酒譜和調酒的想像路徑。親自栽種的檸檬樹目前已長近兩公尺高，參與計畫的500位民眾在明年就可以拿到檸檬酒。

「我想把母親會的技術，不管是農業的耕種或是農產的加工，還有她和親友的人際關係、和土地的關係串連在一起，我想要重新找回。在過去，這些都是一個不斷循環運作的系統，但到了當今現代化的原因，這些系統都被切斷了。當然，這是一個專業化發展的過程，但我覺得在一個農家、農業社區裡面，它過去是連繫著整個社區運作的重要事情。」即使來自於農務背景的家庭，黃博志在此之前並沒有種植作物的經驗。他表示，祖父母、外祖父母都希望後輩去都市發展、不要待在鄉下種田，因此當他們年紀大了，農地也就荒廢幾十年。「我覺得特別在桃竹苗這幾個原本是農業的大縣，很多這樣的體系都被切斷了，應該說沒有被傳承，因為年輕人離鄉、或是生產方式的改變，一些事情被忽略掉了，需要重新連結。」很多時候，黃博志是在處理和周遭人事物的關係；和母親、和當地農夫、甚至是逃跑的打零工外勞，還有作物、病蟲害。然後，「眾多關係連結起來所產生的東西，就是我的酒。」儘管各種關係看似複雜，最終釀成的檸檬酒依舊澄澈清透。

黃博志很清楚透過展覽就讓觀眾能夠理解台灣農業環境的狀況是有困難的，所以在展覽現場從不急於向觀眾說明計畫概念。「到了一個新地方，我覺得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在那裡創造一杯調酒，然後分享、對談。」對於農業的想像，都一點一滴地凝縮在他為每個展覽地點量身打造的檸檬酒裡。面對生產與消費關係的不對等，沒有批判、控訴或疾呼的激昂表現，而是說故事般泰然地邀請觀眾輕鬆參與，讓觀眾認識那群似乎離自己很遙遠的勞動階層，並一同為他們思考發展的可能性。

這次HUGO BOSS亞洲藝術獎決選的展覽，黃博志將展出《生產線─中國製造&台灣製造》跟《五百棵檸檬樹》發展的新階段；大環境牽動著產業生態的改變走勢、也影響著無數個家庭的生活形式，根植於此的藝術計畫也如有生命般持續演進以應對。藉由藝術家實踐計畫的各階段過程中，觀眾也得以一同重新檢視經濟、社會與生產的變遷。離農返鄉，並不是走投無路，而是看到了土地裡有踏實的願景等著被挖掘。

去到展場，別忘了和藝術家喝一杯專屬於當地風味的檸檬酒。當手中的酒一飲而盡、距離拉近了，另一個故事也開始了。

正如黃博志自稱的，他是一個藝術家、一個農夫，也是一個喜歡寫東西的人。

從稍早的《公平交易冰棒》、《湯姆男孩的紅眼睛》與台灣農產品公司合作，進行外包裝的藝術創作傳遞對在地農業的想法。而在2013年開始執行的《五百棵檸檬樹》計畫，他更直接從生產消費線的最前端實踐其理念。

黃博志在母親驟然失業後一起回到新竹新埔老家，想要安慰母親時，卻發現自己並不太瞭解她的過去、現在以及對於未來的想像；而母親職業流變的過程，則一直切實地影響著他的生活。從2011年的「清水里147號」個展起，他開始以一生都在從事成衣相關產業的母親為關注對象，進行生活與工作歷程的訪談，更從中看到了台灣農村風貌與成衣產業的變遷。母親回憶的幼時農村風貌，在台灣已不復見，黃博志卻在2012年赴菲律賓服教育替代役時身處其境，走在路上的牛隻、從事農務的勞動者，農工交雜等景象，讓他對農業環境的議題更感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