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曾離開的埃及】全球埃及熱再臨：臺灣世代記憶中，神秘金字塔的幻象與真實

「今天的埃及，早已不是你們想像中的那個古埃及。沒有法老，沒有貴族階級，也沒有藏在沙下的木乃伊墓葬。這裡，是一個真正的現代阿拉伯社會。」

今年三月，我踏上埃及的第一天，埃及導遊在車門關上說出了這句話。語氣平穩，卻像是在替我們即將展開的旅程劃下一道前世今生的界線。

臺灣人如何想像古埃及？

導遊浩浩是一位中文流利的埃及人，從業多年，因熱愛古文明而在閒暇時跟著大學考古教授進修古埃及知識。他同時也是虔誠的穆斯林，而三月正值齋戒月，他在帶團期間不能進食、不能喝水。烈日下，他蒼白而乾裂的嘴唇讓我意識到，那不只是對信仰的堅持，而是當代埃及人生活裡，一種深深嵌入日常、難以忽視的伊斯蘭文化重量。

也就在那時，我才真正察覺，我所憧憬的古文明與眼前的當代埃及之間，原來隔著這麼遙遠而陌生的距離。

失落的外星文明？

對多數臺灣人而言，早期對古埃及的想像往往帶著一層神祕色彩。雖然史博館早在 1985 年便舉辦了臺灣第一場大型「古埃及文物展」，造成轟動，也是臺灣觀眾第一次面對真實的木乃伊與陪葬器物，但那時的展覽尚未在社會中形成持續性的文化效應。真正讓埃及成為大眾日常談資的，是1990年代臺灣電視上席捲而起的「未解之謎」風潮。

節目裡，旅遊節目主持人以沉穩卻帶點神祕氣息的語調，談論金字塔的宇宙能量、木乃伊的詛咒，甚至外星文明介入的可能性。那是一個古文明與未知世界交錯的年代，埃及被包裹在半遮掩的迷霧中，既引人著迷，也讓人誤以為神祕便是理解埃及的唯一途徑。

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臺灣早期的「埃及熱」確實帶著濃濃的神祕學底色。金字塔被視為超越時代的工程之謎，而非千年王權更替與考古積累的歷史證據。直到2000–2010年代，隨著大型埃及文物展陸續進入臺灣，從展覽設計到學術合作都更接近國際博物館標準，真實的考古現場才逐漸取代神祕敘事。觀眾的視線從外星神話轉向陶器、雕像、葬儀制度與文明演化的細節，古埃及終於以「文化與歷史」的面貌重新登場。

青春不敗的《尼羅河女兒》

除了電視節目所營造的神祕敘事之外，臺灣對埃及的集體想像還深深受到一本少女漫畫的塑造，由細川智榮子與芙美子共同創作的《王家的紋章》。雖然在臺灣以盜版名「尼羅河女兒」更為人熟知，但這部自 1976 年開始連載、跨越近半世紀仍未完結的作品，幾乎成為一整代讀者心中最早的埃及視覺模板。許多臺灣人第一次認識金字塔、木乃伊與古代王室的輝煌，不是在課堂或博物館，而是在漫畫裡看著美國少女凱羅爾跌入尼羅河，與年輕法老曼菲士相遇的那一刻。穿越、詛咒、異國之戀與琳瑯滿目的古文明場景，使這部作品成為無數青少女心中通往埃及的秘密入口。

三月前往埃及旅行時，我才真正體會到這部漫畫在臺灣記憶中的份量。同團的一位阿姨說，她此生想來尼羅河走一遭，全因年少時迷上《尼羅河女兒》。更令人意外的是，她真的把最新一期的漫畫帶上了河輪。午後的尼羅河上，在陽光與水波交映中翻開那熟悉的封面，彷彿在旅途中與自己的青春重逢。那一幕讓我想起國中時，同學也曾用同樣熱烈的語氣推薦這部作品。三十年時光、兩個世代，卻因一本少女漫畫共享同樣的悸動，共譜對古文明的浪漫想像。

如今，這些早年的文化記憶並未完全消失。它們像是臺灣民間埃及想像的第一層底色，構成了臺灣世代共享的記憶風景。當我們今日再度走入法老與金字塔的世界時，往往會帶著一種既熟悉又陌生的視角，既延續童年的迷思，又渴望以更清晰的歷史與知識，把這段文明重新拼起來。

古埃及如何被重新發現？旅遊探險、古物收藏到考古科學

歐洲人對古物的興趣由來已久。早在公元前五世紀至公元二世紀之間，許多希臘與羅馬學者便遠赴埃及，他們的遊訪記述成為外界理解古埃及最早的文字來源。然而，這些古代作品多數沒能完整保存下來，其中最重要的損失來自亞歷山卓圖書館的兩度焚毀（公元前 47 年與公元 391 年），據說有多達70萬件的文獻被大火吞噬，包括曼涅托（Manetho）三十六卷的《埃及史》（Aegyptiaca）。

在古希臘眾多古代旅者中，資訊最豐富者莫過於史學家希羅多德（Herodotus）。他於公元前 430–425 年完成的《歷史》（Histories）九冊中，第二冊幾乎全篇討論埃及，包括木乃伊製作與葬儀習俗。然而，希羅多德大量引用前輩赫卡泰歐斯（Hecataeus of Miletus）的內容為知識基礎，敘述上往往帶著刻意且符合希臘品味的埃及史觀點，使得作品既具價值又受到質疑。

19世紀：拿破崙遠征到古文明的重新書寫

近代埃及考古學，通常把1798年–1801年拿破崙的埃及遠征作為科學研究的開端。遠征隊中的「學者專家團」以系統方式記錄遺跡與文物，其成果集結為龐大的《埃及記述》（Description de l’Égypte）。這部巨著於1809年至1829年間出版，共20多卷，包含約900幅版畫。此書不僅圖像精確，亦是首次嘗試以整體性視角理解古埃及文明的著作。

古希臘人前往埃及旅遊時，常在歷史遺跡上留下「到此一遊」的朝聖塗鴉，18世紀末拿破崙東征埃及時也不例外，在菲萊神殿（Philae Temple）的柱廊上留下了簽名刻痕，如今已被破壞，難以看到。

然而，在 19世紀多數的考古工作，主要為提供博物館與私人收藏而進行。歐洲探險隊與收藏家蜂擁而至，對文物的興趣遠超過對遺址的科學研究。1838 年，法國建築師埃克多．歐侯（Hector Horeau）遊歷東地中海地區，並創作了大量埃及古蹟的水彩畫。返回法國後，他參考了銀版攝影師勒布爾斯（Noël-Marie-Paymal Lerebours）《銀版攝影之旅》的照片，出版了37幅蝕刻版畫集《埃及全景》（Panorama d’Égypte），以連貫的尼羅河景緻串聯各處歷史遺跡，從吉薩金字塔到底比斯神殿，象徵了歐洲對埃及整體圖像的迅速吸收與再現。

考古技術在早期極不成熟。《英國埃及學》紀錄指出，19世紀初的發掘方式「雖已不再使用炸藥，但技術幾乎毫無進步」。1898 年出土著名的《納爾邁調色板》（Narmer Palette），便是在極為粗糙的條件下被發現。其發掘者之一的奎貝爾（James Quibell）甚至形容發掘現場：「日復一日我們坐在坑裡刮土，試圖分開理順物品。物品散落四處，每件都跟五、六樣其他物品連在一起，緊密連結，像是抖動一把火柴後扔到桌上。」破碎的物件彼此糾結，難以分辨。

更令人遺憾的是，早期考古學抱持「清除」的觀念，將拜占庭或伊斯蘭時期的遺跡視為無關緊要的「覆蓋物」。為追尋法老時期的文物，這些較年輕的層位往往遭到破壞，使後世研究者難以重建完整的文化地層。直到1880年代之後，科學化方法逐漸被重視，遺址才開始以分層概念進行挖掘，埃及學也因而走向更有條理的學術時代。

古埃及人不寫歷史，歷史只能從碎片中重建

古埃及人並不以「歷史書寫」的方式紀錄事件，甚至也沒有「歷史」的概念。前大都會博物館研究員布爾（Ludlow S. Bull）指出，埃及人的時間觀偏向靜止與循環，認為生命在今生與來世之間延續，而非建立線性的「過去—現在—未來」。再加上，埃及的地理環境封閉，也使他們較少關注外界事件，造就他們只注重現在和今生。

雖然留存的壁畫與碑銘十分豐富，但大多屬儀式性敘述，而非真實年代紀錄。埃及學者形容：「古埃及的文本往往會透過儀式、各種稱號來間接提到各種神話，不過眾所皆知，埃及文學缺乏簡單易懂的敘事風格神話。要從古埃及文本中重建埃及神話，大概就像是要從一堆聖誕賀卡與聖歌中對《聖經》的描述，去拼湊出耶穌誕生的故事一樣。」（註1）

歷史學家必須盡可地去區分「真實」事件和「儀式」兩者，尤其與王權相關的範圍內，古埃及人傾向依賴、維持混淆真實事件，與儀式或傳說的界線。因此，古典時代學者、旅行者與地理學家的紀錄，成為重建古埃及史的重要外部史料。

當埃及學進入科學時代

19 世紀末，英國埃及學家弗林德斯．皮特里（Flinders Petrie，1853–1942）為考古研究帶來了關鍵性的轉折。他透過分析納卡達文化墓葬（史前晚期的埃及墓）中的陶器形制與陪葬品變化，建立出著名的「序列年代測定法」（seriation），並繪製出器物「風格變化曲線」。這項方法使考古學者能在欠缺紀年文字的情況下，以相對年代排序遺物與墓葬，被視為考古學走向科學化的重要里程碑。許多人認為，這也是皮特里對埃及學乃至考古學最具影響力的貢獻。

法老時期的埃及歷史橫跨近3000年（約 3100–332 BC），文物能大量留存並形成如此龐大的研究基礎，與三項條件密切相關：其一，統治階層偏好精緻而奢華的葬禮制度；其二，埃及乾燥的自然環境極適合保存材質脆弱的有機物；其三，古埃及人使用了紙草、石刻、壁畫等多種媒介進行書寫。19、20世紀的「埃及熱」、象形文字的解讀成功，加上持續性的考古挖掘，讓大量文物與文本重見天日。

然而，即便文獻與考古發現日益豐富，我們對古埃及歷史的理解仍只是龐大拼圖中的一部分。哪怕科學工具愈趨精準，古埃及的歷史仍無法被完全理順。文本的象徵性、考古層的破碎，以及三千年王朝的複雜性，使得埃及學始終介於「重構」與「詮釋」之間。不過，這或許正是古埃及的魅力所在。它永遠帶著一層難以完全揭開的面紗，在清晰與模糊之間召喚後世的想像與探索。

臺灣最熟悉的法老──圖坦卡門

當代人認識古埃及時，往往先遇見的不是歷史，而是經過媒體雕琢過的想像。圖坦卡門便是最典型的例子。1922年墓室被揭開的那一刻，他雖然沒有帶來足以改寫歷史的全新知識，卻讓世界第一次如此近距離凝視一位少年法老的黃金遺產。喚起一般大眾對埃及考古學的注意，從此無法忘記埃及。

在無數報導、展覽與影像重複書寫之下，圖坦卡門的黃金面具漸漸成為埃及象徵，就像蒙娜麗莎之於法國、翠玉白菜之於臺灣，甚至超越了他短暫生命的歷史意義。也因此，當大埃及博物館（GEM）在今年11月正式開幕時，最受矚目的自然是專門為他打造的展廳，試圖讓世人完整看見曾陪伴少年法老度過冥世旅程的所有「了不起的東西」。

金字塔迷思：在神祕與現實之間

在所有迷思之中，「金字塔是外星人建造的」也許是最深植人心的一句話。像是一場跨越理性邊界的想像，毫無邏輯，既荒誕，又令人著迷。

對埃及人來說，這則謠言有時讓人無奈，對導遊浩浩而言，更是困擾。陽光下，他向我們解釋，考古學早已證實金字塔與人類技術之間的距離並不遙遠。在吉薩金字塔群旁曾存在龐大的工匠聚落（workers’ village），包含宿舍、烘焙窯、共同作業區與飲食供應設施，這些跡象表明金字塔建造者是受國家組織的勞動者，而非奴隸，或「外星人」。工人墓地的發現進一步支持這一點，其中有些工人甚至享有較高階的墓葬安排。

金字塔到底怎麼建成的？

這個問題遠比想像更深、更廣，以至於「金字塔學」幾乎成了一門獨立的知識宇宙。大多數埃及學家相信，金字塔之所以採取這樣的外型，其根源必然繫於古埃及自身的宗教觀與葬儀信仰。在金字塔文中，國王被描繪成「踩著太陽的光芒登上天堂」，這也與金字塔原本的外觀相互呼應。

早期的金字塔造型（如第三王朝左塞爾階梯金字塔）為階梯形式，這些層層堆疊的形制象徵著通往天界的階梯，使國王得以攀升，加入永恆的群星。在古代，它們並非如今日呈現粗糙的沙色，而是整體覆蓋著精細打磨的白色Tura石灰岩塊，光滑明亮，能在埃及烈陽下反射光線，閃爍的光芒甚至被形容為「像鑽石一樣」眩目。

然而，也正是這些神祕色彩，使金字塔成為許多人一生至少要親眼見證一次的夢想。如同一個跨越千年的謎語，召喚著世界各地的人前來尋找自己的答案。

不曾離開的埃及

阿拉伯世界流傳一句古老諺語：「人類畏懼時間，而時間畏懼金字塔。」

在這句話的背後，是一個文明跨越6000年的深度，也是一種在人類記憶中反覆回返、從未真正遠離的文化魅力。

近期全球再度掀起一波「埃及熱」，2025年11月1日大埃及博物館（GEM）在歷經20年建造後正式開幕；同月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推出大型「古埃及文明大展」，此展部分展件曾於2024年首度於上海博物館展出；2026年1月奇美博物館「埃及之王：法老」特展亦將在臺灣登場。

在這連番國際焦點的照映下，《典藏ARTouch》將於未來的每周五，推出埃及專題系列文章，為讀者提供認識埃及的多重視野。一個不只存在於金字塔與法老形象裡，而是深刻影響世界文化的巨大文明。

專題名稱【不曾離開的埃及】， 指出一個持續至今的文化事實，古埃及並未被歷史封存，它始終以不同方式存在於我們的日常之中。從宇宙觀與死亡觀所展現的秩序哲學、至今仍可解讀象形符號的圖文敘事特色、考古科學拓展出的知識邊界，到 20 世紀 Art Deco 如何改寫埃及風格並影響當代視覺文化；甚至在今日的博物館展覽中，我們依然能看見不同國家爭奪古埃及文化主導權的隱形戰場。最後，從博物館展示的角度出發，重新審視木乃伊作為人類遺骸被觀看、詮釋與消費的歷史與倫理問題。

透過這六個面向，我們希望帶領讀者理解──為什麼古埃及「不曾離開」，以及它的思想、圖像、技術與想像力，如何持續塑造著我們觀看世界的方式。

｜專題系列文｜（持續更新）
【不曾離開的埃及】誰擁有古埃及？埃及文物兩百年的全球文化主權之爭
【不曾離開的埃及】為何臺灣沒有埃及學？一位歷史學者對當代「埃及熱」的分析與反思
【不曾離開的埃及】古埃及的宇宙觀：秩序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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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1　伊恩．蕭，《古埃及——揭開神秘古文明的面紗》，二版，新北市：日出出版社，2025，頁158。

參考書目：
伊恩．蕭，《古埃及——揭開神秘古文明的面紗》，二版，新北市：日出出版社，2025。
邱建一，《古埃及藝術》，藝術家出版社，2003。
近藤郎二，《圖解古埃及文明》，商周出版，2023年3版二刷。
徐詩薇，〈古埃及史學研究的發展〉，《臺大歷史學報》，2019，頁237。

延伸閱讀｜全球矚目新地標：大埃及博物館的建築奇蹟與文化野心